晚间参加学校党委扩大会议，这才发现中文系打字室的灯通宵亮着，窗上映出司马红革工作状态的放大印象。有些老先生喜欢晚间在系里资料室读书，很晚离开，也注意到司马红革的勤奋与忘我。打字室里的灯在中文系被誉为“延安窑洞里永不熄灭的灯盏”。各位老师对讲义打印的质量也多有称道。一九七六年，中文系推荐她去哲学系学习，当时，中文系招生名额已满，这样，她便成为东方大学哲学系最后一届工农兵学员。
司马红革对待学习像对待打字一样地认真、刻苦。每天上课做笔记，课后就在图书馆看书，算是班里最用功的一个人。不料，期末考试的时候，她却是成绩最差的，心里是说不出的滋味。偏偏这个时候，同班的一位男生在课间递给她一封信，信的开头写了不少仰慕的话语：……你身上透露出一股英武之气，我仰慕你如夏天般灿烂的笑容，仰慕你如春天般温暖的声音，仰慕你如秋天般……信的最后提出要跟她建立永远的革命友谊，跟她一起学习，共同进步。信里附了张一寸照片。
这位男生名叫李小东，是班里成绩最好的，也是最受老师们喜爱的。有些课程，老师们就直接请他上讲台，他可真不比老师们讲得差。能说会道的，来上学之前，就是南京七七二军工厂的工人骨干，年纪轻轻的，还不足三十岁，却已经是车间主任了。一到哲学系，便是年级的团支部书记兼班长，是个颇有官运的人。
司马红革在哲学系党支部书记鲁凤仙办公室门外轻轻敲门，喊了声：
“鲁书记，我能进来吗？”声音不无克制。
“进来，进来！”鲁书记立即站起身来，满脸笑盈盈，客客气气地向前迎了几步，并示意请她坐下。鲁书记能够这样对待一个学生，实属难得。她这个人比较胖，体量也比较大，底盘最为厚重，是有了名的“带吸铁石的底盘”，一旦坐下，便懒得再站起来。
“红革啊，最近——都还好吧？有什么事情，就直接来找我，没问题的！呵呵——”鲁书记伸出双手，胖胖乎乎的，拉着司马红革，亲切又慈爱。
“鲁书记，我要跟您汇报一个重要的事情。”司马红革的语气里特别强调了“一个”，说着，便递上了李小东的信。
鲁书记大体看了看信，又看了看照片，片刻凝重的表情即刻化作慈母一般的微笑，拖长声音，对司马红革说：
“男孩子嘛——到了这个年龄都会有些想法的，这很正常。你又长得有模有样的，是吧？嗯——我看啊，要么，这样吧，既然你这么相信我，那——这个事儿——就我来处理。找个机会，我来跟他谈谈。你呢，你不要有多的想法。男孩子嘛——”鲁书记怎么也想不到，已经结了婚的司马红革竟然不知道如何处理这种事情，单纯，太单纯了！
“他明明知道我是已婚的。”司马红革心里似乎颇不能平静，“这不是明摆着欺负尚金堂吗！上次，他到中文系联系共青团联谊活动，见到尚金堂的，尚金堂还请他多关照我，他倒好，当时就表现出高人一等的样子，看不惯尚金堂是农村人。他以为他是城里人，上查三代，他的祖宗还不知道在哪里刨庄稼地呢！”司马红革的鼻尖沁出汗来，一小粒、一小粒的。
高等学府 第二章（2）
“是这样啊？这样吧，我呢，我先来了解一下情况，看看他究竟是怎么想的。哎——刚好左主任来了，你看看，是不是你去找李小东谈谈更合适？男的跟男的好沟通嘛。”鲁凤仙把信和照片递给刚进门的左南山。因为办公室紧张，书记和主任暂时共用一间办公室。
“哦，是这样呵。”左南山扫了一眼信和照片，又看了看司马红革，平淡地说：
“这信你拿回去，或者，直接退给他好了。如果你觉得需要，那我来找他谈谈吧。鲁书记，你看这样行不行？”左南山的脸表情无多，说不上是不乐意，也说不上是乐意；说不上是嫌麻烦，也说不上是不嫌麻烦。
没过几天，司马红革又去左南山和鲁凤仙的办公室，刚好两人都在，她便急乎乎地问：“鲁书记，左主任，你们有没有找过李小东，你们没找他吧？他又给我写了封信，你们看，还送给我一把杭州的檀香扇。尚金堂说，扇子是古代文人的定情物。他凭什么送给我扇子？！”
鲁凤仙看了左南山一眼，左南山又看了鲁风仙一眼。鲁凤仙垂眼接过司马红革手里的檀香扇，又抬眼看了左南山一眼，而后，鲁凤仙清了清嗓子，慢慢悠悠地说：
“红革，你别着急。那行——这样吧，我们来找个机会跟他谈谈。这个李小东，平时挺清楚的一个人，怎么犯糊涂了呢？……”善意却不无推托。
司马红革什么也没说，强忍住怒火，没等鲁书记说完，转身便冲出办公室。隐约听到左南山说：
“不会是幼儿园刚毕业吧？都是成年人了，应该有能力自己处理……”
下午，司马红革把李小东的这两封信贴在了哲学系的公告栏里，还用大头钉把那把小檀香扇也钉在旁边。写了个告示，大体是说，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不到两个月的时候，应该化悲痛为力量，为建设社会主义多作贡献……字写得工整，像小学生的字，但比小学生的字流畅。
李小东个头原本不高，这下更是觉得矮人三分。他当天夜里悄悄地取下公告栏里的两封信和檀香扇，离开了东方大学，他宿舍的东西一样都没有带走，包括他喜欢的二胡。
这件事情以后，大家对司马红革有了各样的看法，关于她的过去，也开始流传开来。或许是因为学校的生活节奏比较慢，生活内容又比较枯燥，除了上课就是看书，除了看书就是上课，于是，就有了对奇闻逸事的好奇和传播热情。读书人因为追索理论建树而一向设想大胆，在构架完整的、自圆其说的理论过程中小心求证。他们精益求精，而耻于漏洞百出。职业的习惯具有明显的延展性，他们对传言也是一丝不苟的。于是，在随声附和的同时，不知不觉地任意夸大，不知不觉地补充细节，不知不觉地把推测当做结论，不知不觉地把结论当做条件，有添加主标题的，还有添加尾声的，也还有添加追问的。结果，司马红革的过去变成了一个近乎完整的人物列传。她自己听说了，实在怀疑是不是在议论她，也就不屑去纠正了。
她自己的生命轨迹其实是再清晰不过的了。十四岁的她作为急先锋叱咤风云，在整个南京城就已经家喻户晓了，一是因为她带领同学抄了自己的家，革命最彻底，不给自己留后路；二是因为她作为一个初中的学生竟然带领中学的同学揪出了东方大学的资产阶级熊雄雄，而熊雄雄畏罪自杀，她革命最勇敢，具有大无畏的精神；三是因为她砸烂了东方大学美术系，革命最有力，是资产阶级的克星。然而，两年之后，也就是她十六岁的时候，辐射全国城镇的最高指示规定：知识青年应该去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应该扎根农村，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安家落户。急先锋如司马红革也不例外。
高等学府 第二章（3）
不是一直说工人阶级最先进吗？为什么不向先进的工人阶级学习而要千里迢迢去向落后的农民学习呢？知识青年到农村能够接受到怎样的再教育呢？这样的再教育对于祖国有着怎样的意义呢？为什么接受农民的再教育就一定要在农村扎根呢？为什么会是农村最需要知识青年呢？城市不需要知识青年吗？那么，城市需要什么样的人呢？工厂又需要什么样的人呢？或者，为什么不要把知识青年留在城市里呢？当时的知识青年都在做些什么呢？作为中华民族的成员，知识青年是不是应该去感受、去经历并去分担正在发生着的贫困呢？……不知道当时有多少人会有诸如此类的疑问，也不知道当时有多少人能够清晰地解释最高指示的动机和目的，更不知道有多少人能够在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中找到他人和反观自我的坐标。
当时的司马红革没有多想，也没有能力思考。既是最高指示，她便毫不犹豫地带头执行，在工宣队的喧天锣鼓声中，进入安徽农村。五年之后，与当地已经上了大学的农民尚金堂结婚。婚后的当年，便回到南京城。
司马红革入学第二学年的春季学期，她和同届的同学基本上都跟七七级的学生一起听课。系主任左南山主讲哲学史。课堂开场的时候，他随意而轻松地说：
“康德敬畏两件事情：天上的星星，内心的道德。你们呢？想想，你们呢？你们有怎样的敬畏？所以，一方面，我们学哲学，还要用哲学，用哲学指导我们的思想和行为。另一方面，我们学哲学，才能从根本上获得认识世界的能力，获得批判他人和批判自我的能力……”
司马红革一下子就给怔住了，已经在哲学系学了一年多的课程，都还是不困难的，差不多所有的课程内容，报纸上都找得到。可是，左南山所说的康德，她不知道是谁，“敬畏”这个词又很陌生，也不知道什么是“内心的道德”，更不知道为什么要敬畏天上的星星。从来也没有想过自己应该敬畏什么，虽然是坐在哲学系左南山的课堂里，她却并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左南山又说：
“德国哲学家尼采把人生分为三个时期：合群时期、沙漠时期、创造时期。合群时期就是个体淹没在群体之中，自我意识缺失。沙漠时期就是开始独立地思索，形成自我意识觉醒。创造时期就是个性独立的状态。晚清一代宗师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指出：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罔不经过三种之境界：第一境界是‘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第二境界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第三境界是‘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
一节课听下来，司马红革是云里雾里的，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