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写孔乙己最后竟成了这样的大盗，那孔乙己这个人物形像就全然不同，能否引起读者喜爱和同情，就难说了。但孔乙己的不好表现，虽然有违孔门教诲，在老根儿上，却与孔门仍有点联系，就是那个“君子不器”，诸如不愿做杂事、小事，做这些事无恒心，再进一步，什么好喝懒做，散漫无能，也由此而生，终于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真是“一切坏事都从不劳动开始”。
话题还是回到《论语》，前人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如今我们从孔乙己身上看到的正反两面，可都与《论语》有关，这样“治”出来的人，也许有过些不错的，但到孔乙己这时，看来是大有问题了。以后是否还要照着《论语》来培养人，就打了问号。自古以来，人们好像就知道这一点，知道不能单单依靠儒家，所以才产生了其他各家，以至于百家争鸣。设想孔乙己如果生在以法家理论为指导的秦国，他就可能是秦兵马俑里的一个战士或将军，立下不小的功劳。中国人本来就认为人是女娲用泥做的，就看你将这泥巴怎么调、怎么捏、怎么“治”。我们的媒体其实每天都在做这事，有人是自觉的，有人是不自觉的。
永远不错的孔子
众所周知，孔子讲仁义。当我们说某人仁义，就是说某人厚道、忠贞、慈爱、仗义，等等。孔子对“仁”的一个解释就是“爱人”，就是“不念旧恶”、“犯而不校”、“己所不欲，忽施于人”，真是“温良恭俭让”，一副宽厚到无能的样子。难怪孔子的学生评论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朱熹解释说，“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也就是尽力为别人效劳，能理解和包容别人的可恶。
当然，若结合历史深说“仁”，内容会复杂得多，涉及到“禹汤文武成王周公”，还涉及“王道”与“霸道”等等，但我们姑且留步在它的抽象的层面。我们细读孔子，发觉，即使如此，“仁”亦并不仅有这样温良的一面。可以肯定地认为，孔子之“仁”是有刚有勇的。
孔子说，“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就是说，仁者之作为仁者，有其两面，除了能对人好，也能对人恶。孔子还说过，“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可见，他认为，即使一个最普通的人，也不应当窝窝囊囊的，而应有自己的尊严。
对于这一层含义，孔子讲过不止一回，但许多研究者却视而不见，总想一味地把孔子理解成一个无原则的老好人，把孔学解释成迂腐的哲学，这是很欠缺的，历史上极端的例子，就是鲁迅指出的“宋曾以道学替金元治心”（《田军作<；八月的乡村>；序》，另一句是“明曾以党狱替满精箝口”）。道学就是宋代的儒学、孔教，竟能将事情弄到这种程度，造成那样可怕的后果，也可以说是孔学不堪回首的历史了。闻一多具有与鲁迅同样的见解，他说，自宋儒以来，“神州俗尚，为之一变，尚知足而绝希望，重保身而戒冒险，主退让而斥进取，谬种传流，天下事乃尽壤于冥冥之中。千年以来，了无进步，而退化之征，不一而足。……乡里谥为善人，庙堂进为耆德者，曾无雄奇进取之气，惟余靡靡颓惰之音。宋明之丧，皆吾辈之毒炎致之耳。”
我们再举出孔子的几句名言，来说明孔子本是有刚有勇的。孔子说，“恶不仁者，其为仁矣”，还说过“仁者必有勇”，更说过“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这样的名言。透过这些字里行间，一个大义凛然、勇不可挡的孔子就站在了我们面前。仁刚义勇精神，在中华民族的脊梁骨里，应当有它的崇高地位，而这，显然地，与孔子的这些教诲，有很大关系，因为不管孔子之“仁勇”的具体历史内容是什么，至少从宋的程子起，我们有了一种“抽象继承”的方法，只要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思与时俱进地理解，孔子的话就会显得不错，所以孔子是永久的。
我们不能想象，一个对中华民族的精神发展有过“独尊”地位的学说，怎么可能仅仅是一味宽厚到迂腐以至无能的哲学？至于怎样把先哲的有益的思想精神传承下来，比如，“抽象继承法”可成一说，“一分为二法”也能管用。反正，“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要承继这份珍贵的遗产。”比如，孔子“仁者必有勇”这句话，就给出了一种必然性的逻辑和语言的框架，只要我们赋予这个“仁”字以正确的时代内容，即可获得时代所需的刚勇精神。
有趣的是，“迂腐”一词，在日常生活中，可以用来形容截然相反的现象：如果某人只知道宽厚忍让，一点点相反的姿态都不敢或不能，大家就说他是“迂腐子”，这“迂腐”与“无能”就连在了一起，简直就是一个窝囊废；如果一个人正义感极强，对于不良以至黑暗的事情勇于干涉，也会被人讥笑为“迂腐子”，认为那样是不智的、危险的，乃至于要对其人敬而远之，生怕连累到自己。这样的两种“迂腐子”，都根于孔子的“仁”。我们在读书人里，不费事就能找到这样的两种“傻子”（虽然现在不多了），而在一定情况下，这两面也会呈现在一个人身上，一个平常迂腐无能到可欺程度的人，有时会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相对于“傻子”的，是聪明人（现在好像多了起来）。鲁迅写过《聪明人与傻子》一文，让我们看到，“傻子”有时正是我们需要的英雄，而聪明人却是某种精神没落的象征，这真是一个大悲剧。
这样，我们必须承认孔子讲过“仁者必有勇”这些话。但对于如何去勇，孔子并没有给出一个具体的系统。《孔子家语》中记载担任了鲁国司寇的孔子为了维护“礼”，而下令斩了齐国俳优侏儒（即小丑，滑稽演员）至于“手足异处”，下令诛鲁国大夫少正卯“于两观之下，尸于朝三日”，这该是他“仁者必有勇”的具体表现，就是挺身而出，敢于担当。我们要学这个“勇”，就要把孔子的“仁”，换成我们的内容。所以我们对于孔子，如果要有所继承，就不能不是“抽象继承”，因为孔子的与“禹汤文武成王周公”联系一起的“礼、仁”，离我们是太遥远了。
日本学者新渡户稻造先生著《武士道》一书，认为其武士道的敢死精神的重要来源是孔孟之道，这说法不免令我们吃了一惊，于是回头来找，果然发现了孔子说过“仁者必有勇”这些话，孟子也有“威武不能屈”这些话，都是确实的，日本人“抽象继承”了去，而我们似乎把这些丢在了一旁。我们理解的孔孟之道里好像主要不是这些内容，而似乎只是顺从、懦弱，也似乎是特地“忘记”了这些内容。
那么，我们是何时特地“忘记”了的呢？依照鲁迅和闻一多的分析，时间上是宋元以来，这样误导我们的人是宋元以来的儒士。我们可以举出的一个证据是程子。朱熹的《孟子序说》中引用的程子的话说：
“孟子有些英气。才有英气，便有圭角。英气甚害事。如颜子，便浑厚不同。颜子去圣人，只毫发间。孟子大贤，亚圣之次也。或曰，英气见于甚处？曰，但以孔子言比之，便可见。且如冰与水精非不光，比之玉，自是有温润含蓄气象，无许多光耀也。”
可见，这程子，便是抹杀孔子的“勇”，而大力推崇“温蓄”的一位，让我们的国民精神朝着懦弱的路上走。程子被尊为宋代了不起的大儒，配享孔子，于是，从此孔子就这样被包装和利用了，如果说他原也就不无这一面，那么这一面是被强调出来当成了全部。对于“这份珍贵的遗产”，我们究竟是从哪一面去“承继”呢？我们是转过来从日本人那里取法呢，还是回到我们自己的程子、朱熹？
在汶川大地震中，既产生了许多“仁勇”的英雄，从成人到孩子都有，也出现了“求生以害仁”的一位为人师表的教书先生，他在丢下学生不管、只顾自己逃命之后，还振振有词说出一大篇不仁不义的混账话来。自己不愿在地震中受害，作为教师，也应当或更应当不愿孩子们在地震中受害，但他只顾自己先从教室里往外跑了。若是孩子们就因为他的失责而遇害，他能说自己问心无愧而且没有责任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一“王道”，这一“仁心”，这一“人性善”，他一点儿也没有做到，要说他做到了，是谎言，要说他为自己的辩解是对的，则是甜药。但他或别人如果反过来叫我们对他“恕”，“不念旧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理解他、原谅他，乃至于还要肯定他，要不然就不“温润含蓄”、不“普世”了，这时，孔子的这种“忠恕”之道，也就是“王道”，难道可以这样“与时俱进”吗？那么，难道就要对这位先生怎么样么？这就要看后果了，学生后来幸而跑出来未受教室楼震倒之害，与学生竟就因先生这一不告而先跑失去了逃生的机会，这两种情况当然是不一样的，对于这位先生，前者是在承认错误、接受教育的范围，后者还应加上要接受一定追究与惩处。但这样，是不是就不“王道”、不“忠恕”，不“仁义”了呢？想来确实如此，不免使人感到为难。那怎么办呢？于是我们就不能忘掉孔子也有“仁勇”，他倒是该咋样就咋样的，比如他“斩”了齐国的俳优侏儒与“诛”了鲁国大夫少正卯，那种“大义仁勇”，我们不该佩服吗？至于他“诛斩”得对不对，我们不讨论，我们把那些历史内容“抽象”了出去，只留下“大义仁勇”为我们所用。所以，我们对孔子可以这样“抽象继承”，但应当结合我们自己的时代内容，比如，《义勇军进行曲》，这“义勇”二字，不就可视为从孔子那里“抽象继承”过来的么？（子曰，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这样，孔子（还有孟子等一切先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