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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再来看《水浒传》故事年代（哲宗、徽宗）的历史情况如何。史料依据何竹淇先生《两宋农民战争史料汇编》上编第二分册。
《续资治通鉴长编，哲宗纪》：元祐元年，广州岑探率群党四五千人围新州。
《宋史》蒲宗孟传：元祐初，梁山泺，素多盗。
元祐六年，苏东坡《赈济淮浙流民状》：寿州盗贼已渐昌炽……恐淮南群盗不止，流入颍州界，饥民附之。《与李直方酬奖状》：知颍州苏轼状奏，臣自到任以来，访得本州旧出恶贼，自元祐二三年间，管三等啸聚为寇，已而又有陈钦，邹立等亦是群党劫杀，累至与捕盗官吏斗敌，……近日寿州界内强贼甚多，打劫魏解元、施助教等家，皆一二十人，白昼骑马于镇市中劫人。
《宋会要辑稿》6791页：绍圣四年，知福州温益言，京东奸民，多匿深山穷谷之间，时出为盗。
元符三年，陈次升《上徽宗奏论永安县强盗》：“今永安县陵寝侧近，贼盗公行，杀人无忌”
大观年，《宋会要辑稿》6959页：“中书省勘会诸路并京畿贼盗，未至衰息”。
《宋史曾公亮传》：“时京邑有盗，徽宗期三日不获，坐尹罪”。“畿内饥，多盗”。陈次升《上徽宗奏论京师强盗》：“臣窃以京师浩穰之地，人物繁伙夥，寇盗颇多”。
《宋会要辑稿》6959页：“河朔沿西山一带，林木茂密，多有逋逃藏匿其间”。
苏过《斜川集》：大观初，太行有黠盗李免（勉）者，聚徒山谷，时出寇掠，惊扰郡邑。
《宋史》陶节夫传，蔡居厚传，石公弼传：太原府群盗李勉起辽州、北平之间，河东河北骚动。河北河东群盗起，太原、真定守皆以不能擒捕，罪去。江贼巢藏菰芦中，白昼出剽，吏畏不敢问。
《湖北金石志》卷11，随州大洪山慧照禅师塔铭：政和三年，草寇李鬲，窃发于邓之鄙，寺之运粮丁数十辈，偶为贼所掩，尽夺其粮以去。
《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141：政和五年，晏州多罔多大首领卜漏，以其州六县水路十二村及思峨之众，并十州五村团罗始党诸夷，凡十余万，分兵四出，……蜀土大震。
政和六年，李纲《与郑少傅书》：往年刘五起于淮南，不过有众数千人，窜伏山谷间。
《十朝纲要徽宗纪》：戊戌重和元年五月，淮南庐、寿州平，生擒贼首刘五。
方勺《泊宅编》卷下：庐州慎县黄山，连接无为军、寿州、六安界，盖贼穴也，居民千余户，而藏贼以活者八百余家。
元好问《遗山集》卷22：西山（太行山）剧贼千余人，据险为栅……公（太中大夫刘汝翼）乃常服诣贼栅，辞情慷慨，群盗惭服，明日，与其酋把肩俱下，而无亡镞之费。
《京口耆旧传》卷八：刘宾王起黄冈，据险守要，官兵不能下。
陆心源《宋史翼卷李珙传》：剧贼刘花三啸聚，自虔、吉入寇广东。
王偁《东都事略徽宗纪》：宣和三年二月，方腊陷楚州，淮南盗宋江犯淮阳军，又犯东京、河北，入楚、海州。
以上记录说明这个年代也是大小“盗贼”频起，这正与《水浒传》所反映的社会现实一致。虽然《水浒传》综合利用了元杂剧、元话本等资料，但不是简单汇总加工就能作成这部小说的，在内容的深度广度上都说明它是一次全新的创作，这个创作所依据的社会历史事实，它的灵感的来源，这些宋史材料就是一个生动的说明。把《水浒传》一书轻描淡写、普泛化地说成是“讲穷途末路、争取生存、谋求自保的故事”，“并不是什么农民起义”，看来是很难成立的。
哲宗徽宗年代这些大小“盗贼”，其中规模较大、资料较多的是徽宗年间的卜漏、方腊、宋江。
卜漏是泸南晏州诸夷的一个大首领，因不满“泸帅”贾宗谅为代表的统治者对夷人的压迫剥削，率众起事，兵力达十多万人，最后被朝廷*，夷民惨遭大规模屠杀。
方腊是当地“摩尼教”首领，家有漆树园之类，该属当地社会中上层人士，起事的原因是北宋政府的横征暴敛，他以“声色狗马、甲兵花石，糜费之外，岁赂西北二虏银绢以百万计，皆吾东南赤子膏血也……吾民求一日饱食不可得……东南之民苦于剥削久矣”为号召，几天之内，其队伍就有十多万人，三个月内攻占了睦州、歙州、杭州、婺州、衢州、处州以及青溪五十二县，各处响应，人马发展到百万以上。方腊起义最后被朝廷血腥*下去（《汇编》记方腊事甚详，亦可参见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
以上列出的较小规模“盗贼”中，有一处不是武力*的，而是运用了“招降”的一手，这就是元好问在《遗山集》中所记的：“西山剧贼千余人，据险为栅……公（太中大夫刘汝翼）乃常服诣贼栅，辞情慷慨，群盗惭服，明日，与其酋把肩俱下，而无亡镞之费”。这一手有人主张用来对付“淮南盗宋江”，这就是著名的“侯蒙上书”，说：“宋江以三十六人横行河朔、京东，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其材必过人，不若赦过招降，使讨方腊以自赎，或足以平东南之乱。”徽宗对这条建议颇为欣赏，称侯蒙“忠臣也”（《汇编》引王偁《东都事略》卷11《徽宗纪》）。
《汇编》的编者何竹淇先生经考证认为，“宋江之讨方腊，固有明证”，是一个历史事实（见《汇编》上编第二册第415页）。侯蒙的建议得到了朝廷的采纳，北宋历史上“淮南盗宋江”是受了招安并且被派去参加*方腊。但翦伯赞《中国史纲要》认为宋江未降，而在方腊失败后被朝廷*。至于宋江原来的身份，《宣和遗事》称他为“宋押司”，别处资料只称他为“盗”。
从以上简略所陈可知，北宋徽宗年间这三起较大“盗贼”事件中，卜漏、方腊是当地社会中层以上人士，振臂一呼领导了规模巨大的民众起义，宋江从《宣和遗事》以及他的才能上推测，是个下层吏员，他手下骨干有三十六人，队伍至少也当有数千人众。他们起事的原因在卜漏、方腊事迹中记载最明确，宋江事中未有说明，只说是为“盗”，应当说那原因也与卜漏方腊起事原因差不多，是以民不聊生和反抗朝廷*为号召的。《汇编》中录入的《挥麈后录》说得对，朝廷动脑筋搜刮天下，而州县吏对民亦无“却顾之心”，他们“竭泽而渔，急如星火”，于是“民不堪命，遂皆去而为盗”，这就是“盗”的来源了。卜漏方腊宋江的基本队伍，当然就是贫苦的农民以至饥民，而方腊更有一种宗教做思想和组织的基础。他们的所言是反抗*黑暗的朝廷，他们的所行是与朝廷武装的作战。朝廷对于他们主要采取血腥的*，必要时也采取抚降招安的办法。他们的结局是被*下去，如果是受了招安，就要被派去*别的“盗贼”，其结局可想而知，《水浒传》对梁山英雄悲惨结局的描述，该是有充分的现实基础的，而不是凭空的文学想象。
以上大小“盗贼”，除了有时急如飘风横行千里无人敢挡之外，一般是藏身深山穷谷茂密林木以及江湖菰芦之中，正如《水浒传》里大小山头的英雄们一样。
《水浒传》中的梁山好汉，即朝廷眼中的“盗贼”，在起事的原因、队伍的组成、所言所行的方面，与史实所载的这些大小“盗贼”是一致的还是有何根本不同？另外，朝廷对他们的政策、他们的结局，与以上史实所载的是一致、还是大为不同？
我想，这是一道不难给出正确答案的问题，这题目交给任何一个良等以上的中学生即可完成，而且《水浒传》作者在这个问题上，具有很明确的理念，生动体现在他的谋篇布局、人物安排、故事描写这些方面，他就是要以这部小说给历史上这些大小“盗贼”写一部正史。比如打劫生辰纲，在官府看来是发生了不算小的“盗贼”事件，而在晁盖吴用等七人看来，这不过是收缴贪官所得的不义之财。《水浒传》中以高俅为代表的那些大大小小为非作歹的赃官污吏，不正是宋史资料中时时写到的那些造成“民不堪命，去而为盗”的文武官员们的写照吗？《水浒传》写得明明白白，高俅们的总后台就是宋徽宗，作者的笔一点也没有饶过他，尽管知道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书画家。作者也没有饶过蔡太师，尽管就连梁山好汉也晓得他是当代四大书法家之首。王教头为何要“私走延安府”？林教头是怎样被逼上梁山的？武松是怎样无奈何亲手杀嫂的？所谓“十万贯生辰纲”之类，不正是北宋历史上朝廷巧立名目、官府到处搜刮的一个缩影？刘敞所说的“盗源”不正在此？至于梁山首领，正如上述历史资料显示的，并不一定要个个都是一个普通农民，才能称为农民领袖，方腊、卜漏就是最好的榜样，我们在这方面也不应当坚持“出身论”的标准。事实上梁山头领中出身农民渔夫之类的也大有人在。如果说到梁山那上万的人马，不用说，其绝大多数皆是普通农民。一部《水浒》，真是写得很分明，写的是英雄好汉“撞破天罗归水浒，掀开地网上梁山”，“直教农夫背上添心号，渔父舟中插认旗”！
梁山好汉们口口声声放在嘴上的“替天行道”，“反贪官”之类的话不重要吗？是没有意义的“陈腔滥调”吗？显然不是，因为这正如王小波、方腊对他们的群众所作的政治宣言一样重要。更不用说李逵老是放在嘴上的要宋大哥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