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玩的是，沈丹的父母突然也回过神来了，开始反对他们俩在一起，离了婚也不行，理由是边红旗不是北京户口。工作可以暂时放一放，有没有北京户口是大事，谁知道他以后会跑到哪儿去。沈丹不答应，她就是不愿意断，用她的话说，她想跟红旗过一辈子。边红旗听了头皮都发麻。他们不断地谈判，终于有一点击中了边红旗的要害。
沈丹说：“你喜欢我吗？”
边红旗说：“喜欢。”
沈丹说：“你喜欢北京吗？”
边红旗说：“喜欢。”
沈丹说：“你想留在北京吗？”
边红旗说：“想。”
沈丹说：“我们结了婚你就可以一辈子留在北京了。”
边红旗勾到裤裆里的脑袋抬起来，死鱼一样的眼里放出了光。他觉得手心里出了汗，什么话都不敢说，怕说错了。沉默是金，先沉默才有可能抓到金子。过了半天他才说：
“你让我想想，离婚是需要时间的。”
这句话里充满了希望，成了沈丹以后很长时间里安慰自己的工具，也是她和父母相持的武器。看得出来，沈丹是那种坚忍不拔的人，从她和边红旗吵架中就能发现，她喜欢把自己的想法顺利地贯彻到底。老头老太太的反对无效，只好妥协了，没办法，女儿已经跟人家“这样”了，而且现在依然“这样”，甚至都不太注意回避他们老两口了。他们只好寄希望于边红旗早点离婚，偏偏边红旗只说不练，拖拖拉拉一个婚一年了也没离掉。他们也没辙，婚是人家的，你急没用，他们就唠叨，边红旗一回去他们就唠叨。边红旗终于受不了了，就搬到我们那里了。
六
从三月份开始，流行于广州的非典型性肺炎就开始向北京转移。开始大家都没当回事，再非典型它也是个肺炎。二月中旬我给家里打电话，姐姐说，家里现在到处都在抢购白醋和板蓝根冲剂，听说可以预防广州的那种肺炎，让我赶快到药店去买点，防患于未然。我安慰姐姐说，别听谣言，广州人最喜欢大惊小怪了，报纸上不是说已经差不多了么。那时候的报纸的确是这么说的，没什么，能有什么？广州人畏之如死，让我好笑，觉得是一场闹剧，有点隔岸观火的冷嘲。没想到好日子不长，非典型性肺炎过来了，人们愤恨地简称为“非典”，医学界则用科学地称之“SARS”。
这个叫做非典和SARS的东西在四月中旬开始像股市和国际新闻一样挂在了北京人的嘴上。伊拉克战争的枪声零零落落地响，一般市民的神经已经被拖得疲沓了，在伊拉克战争几乎不再成为新闻时，非典像一盆冷水，让整个北京激灵了一下，然后哆嗦不止。北京人原来比广州人更怕死。
五月份非典开始进入高发期，报纸和新闻整天都在头条报道最新情况。我定了一份《北京青年报》，头版中下位置每天雷打不动一个报告：今日新发病例多少，疑似多少，死亡多少，出院多少。第二版详细地介绍病人所在区域。后来又增加了外地非典信息，全国在今天的非典状况一目了然。终于看得我头皮发麻，我也害怕了，不能不怕。大街上行人开始减少，几乎所有人都带上了口罩，有的还戴上了手套和帽子和眼镜，因为传闻曾说，病菌也可以存留在头发和手上，还可以通过角膜传染。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不仅他人成了地狱，就连自己也不安全了，你没法完全相信你自己，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你的头发、你的手、你的角膜将会和空气中的一颗病菌合谋起来置你于死地。我们惴惴不安，担心非典的鬼魂附体。
啊，北京（20）
我有了一个很好的借口逼迫自己待在房间里写小说，因为外面乱糟糟的，太不安全。白天写上一天，晚上再写一会儿，然后在十一、二点钟下楼散步，散步回来看碟。很有规律，因为哪里也去不了。很多地方都关了门，朋友上班的也越来越少了，都蜗在家里，有事就打电话。非典期间其实是我的好日子，我完成了长篇小说的初稿，看了六、七十部碟。一明的课后来也停了，上不下去，听说北大出了一例非典患者，医学部还有一位年轻有为的教授牺牲在岗位上。一惊一咋的，能停的都停了。出门的主要是边红旗，他在家里待不住，待了半天就烦。沈丹开玩笑说，他就是沿街乞讨的命，待着不动就活不下去。
边红旗的确是待着不动就活不下去，但是他出去不是为了沿街乞讨。没人可以乞讨了，正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