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的九月上旬，我进入大学报到。法学院迎新大会上，鹤发童颜的前国际法院大法官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讲，我在下面心潮澎湃，暗暗决定好好看书学习，结合公安实践工作，真正为中国的法治事业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对我来说，一个新的时期开始了……
机关里的年轻人、遇见冬妮娅和真理
刚到新单位，我暂时被安排在政治处帮忙，那时我对内部机构设置的概念还停留在巡警处时期车组、中队、大队、支队的认识阶段，对警察部门的机关和队伍结构完全不清楚，一听说被分到政治处我就想当然地认为这里是搞思想教育的地方，觉得很是没劲。但是很快发现，大家一听说我是政治处的都对我很客气，才感觉这个部门并非想像中那么简单。其实它在我们处里，是主管入党、提拔、招警、对外宣传、教育培训，甚至报功报奖、计划生育、小孩医疗各个方面的核心机构，有点各大单位的人力资源部门的味道，但是权力则大多了。
我所在的业务处的政治处主任是个很和善的中年人，一见到他就有种亲切之感。报到第一天他找我谈话，简单问了我的经历后告诉我，千万别因为自己是大学生就自认为高人一等，这里的民警很多都是地方院校大学生分配进来的，几年下来很多人都已经积累了丰富的实战经验。我连忙点头称是，其实不需要主任提醒，自己当年刚参警时暗藏的一点点傲气雄心早已在一年的洗车、冲厕所和巡逻、防暴工作中消耗殆尽。现在只想有一张属于自己的固定的办公桌，然后能够真正地学以致用。
我担心自己读书的事情，因为学校不会管你是否在职攻读，既然是统考录取就会把课和在校生全部安排在一起，这必然和上班时间相冲突。主任听了后倒是挺高兴，说经侦部门陆续已经进了很多大学生，但还没有过研究生，想读书一定可以支持，可以把我的情况和政委说说，看能不能在不耽误工作的情况下尽量让我兼顾学校的课程。我连声道谢，虚荣心一泛滥又把自己考了律证的事情卖弄出去，主任频频点头说这回可招了个人才来了。
调到经侦部门后，由于还没有找到合适的房子租，我先是在以前中队的宿舍借住了几天，但是住在那里不是影响别人休息就是被别人影响，再说，已经不在一个部门，看看别人搞政治学习或者传达上级精神什么的也不大方便。这时正好姑妈由于工作调动空出了自己的房子，让我去那里暂住。
第二天，大熊和小毛他们开车把我在队里一年的全套家当拉到了新居，我又打电话把大胖和大飞呼来，几个人忙活了一整天方把房间捣腾出个窗明几净的样子。招呼这帮高价苦力吃完饭后，我回到房间，静静地审视了一会儿还略显陌生的屋子，暗想，总算是安顿了下来，至少在读研究生这三年内，这个屋子就是我称之为“家”的地方，比起这个城市的大多数人，三室一厅的房子让我一个人住的确是奢侈和浪费，但或许只有利用这个空间好好读读书才算不辜负这块宝地。
夜深了，一个人坐在台灯旁边，默默地翻看以前的很多旧照片，逐个凝视着那个骑着单车冲着镜头招手的自己、那个在阳光下抱着篮球挥汗如雨的自己、那个左手握着船桨右手轻轻揽着笑靥如花的女友的自己、那个和寝室的兄弟们闹作一团互做鬼脸的自己……突然觉得照片上的那些面孔和笑容离自己陌生而遥远了。
想问自己：“照片中的那个人我认识吗？那种笑容我还熟悉吗？那时候那个人在做什么？那时候那个人在想什么？那时候那个人在怎样地生活？”如果不是因为负气去报名考公务员，如果不是因为在训练时摔伤脚，如果不是和她分手，如果不是遇到师兄鼓励我考研究生，如果在菜场那天歹徒的枪走了火，如果在派出所自己失手打死了人，那时候的那个人还会成为现在坐着看照片的这个人吗？
是啊，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生活，这种生活只有一次。生活中有那么那么多的偶然，它们往往出乎预料，却又仿佛注定，正是这无数个偶然交织、耦合，然后融汇成了现实中的必然，我能做到的，只能是默默感激上苍的安排。起码，现在还有一份稳定和让同事艳羡的工作，起码还有个继续深造的机会，起码我此时还能知道明天会睡在哪里。
我合上相册，呆呆地看了一眼楼下的霓虹点点，无奈地笑笑，在日记本上写下这一天的所做所思所想，然后在抬头处写上当天的日期：二○○○年九月一日。
我并不知道，这一天傍晚六时二十分左右，震惊全国的湖南“九·一劫案”案发，张君一伙直接洗劫了常德市农业银行门口的一辆运钞车，在现场从容打死八人后迅速逃窜。
在我已进入梦乡时，刘队、陈班长、大刘、丰子、小毛、大熊、小秦这些曾经和我同生共死的兄弟们，湘鄂沿线的上千名民警以及武警战士已经全副武装、披星戴月地在各处的重要口岸设岗盘查和开展搜索……
刚上班时我并不知道市局其实有班车接送上下班，每天都要从住处挤公汽去单位，从来都是在罐头一样密封的汽车里站上一个半小时才到。每天进了办公室都是浑身汗味，衣服也被挤得皱皱巴巴，时常让几位大姐们侧目。她们教训我说：“我们这里可是对外的窗口单位，办的也都是两百万金额以上的大案，你老是穿成这样很丢形象的。”我诺诺地应着，只好每天备两套衣服，处里一套，家里一套。直到我发现世界上原来还有种车叫作“班车”。
刚到新单位，谨遵在巡警队的队友们的嘱咐，尽量夹着尾巴做人，所以总是去得很早，忙着把政治处门前那条走廊清扫干净，然后拿拖把一遍遍拖，一直拖到主任来了看到我为止，直到有一天一位大姐好心地提醒我：“你知不知道全处都在看笑话，为了节约人力资源我们处早就请了物业公司专门打扫卫生了，那负责拖地的婆婆一直都知道你小子在图表现做卫生，早不做那块的保洁了，暗地里笑你这小子傻得可爱呢！”我听了后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没想到来了新单位，表现没图着，反而先丢了回人。
机关毕竟和在防暴大队里不同，大家都神色匆匆忙着自己的事情，见面也就是点头一笑，不像以前和队友们同居一室，可以有说有笑、恣意打闹，在队里见到的领导不是中队长就是大队长，反正看着官就叫队长准没错。
让我郁闷的是到这里以后，除了政治处主任是我主管领导给混了个脸熟外，谁是队长、谁是教导员、谁是科长、谁是书记、谁是政委、谁是处长我全部没整明白，整天见了迎面过来的人时是站也不是，坐也不是，打招呼又不知道叫别人什么好，只好满脸堆着谄媚和尴尬盯着别人作微笑状。这一行为暗地里不知道得罪了多少科队长，甚至有人还跑去问我们主任，说新来的那大学生是不是脑子有问题，怎么冲谁都傻笑啊。没有办法，领导只好让我帮着管人事的大姐清理了一个星期的档案材料，利用这个机会才算把处里所有人给认了个大概。
每天坐在办公室里和档案袋、会议通知打交道的生活漫长而无趣，所做的活儿除了装订誊写外无非是楼上楼下地跑着复印资料，常常在办公桌上忙上一小会儿我就哈欠连天想去和庄周相会，这种平凡和单调让我格外怀念半个月前在巡逻车上和兄弟们同生共死、无忧无虑的生活。
一天，我因为买报纸差点没赶上班车，在后面追得气喘吁吁才被司机发现给拉了上来，坐定后，我顺手打开上车前买的一份早报，一瞟见头版标题，我的心头突然猛地一震，上面赫然登着张君团伙在重庆被捕的消息，我禁不住骂道：“你小子也有今天？当年可把哥哥们给害惨了……”掩上报纸，我不禁回忆起与这个传奇大贼相关的那些岁月。
不要说一九九九年这家伙和警方枪战时被我和前女友撞个正着，我参警后，当年被张君打成痴呆的那名叫李亮的年轻民警受伤前就是我们楼下那个中队的，可以说，我的防暴警察生涯，有一半时间都是围绕这个家伙展开的，甚至当年我们这批大学生被分去当巡警，也是和“一·四”枪战后上级发现巡警队伍在应付突发暴力事件时力量不足有一定的关系。
还记得今年最热的那段时间，省厅的通报里传出了又有人打算持重武器武装行劫的消息，由于特警大队警力不够，当时市局要求全市的防暴警察做好保卫“五场一库”的工作。所谓“五场一库”，就是本市的五大商场和人民银行大区分行的地下金库，当时除了加强日常巡逻外，每个受保护单位旁边都要求有警察驻扎。
我们大队取消了巡逻勤务完成后的例行休假，受命驻守在全市最繁华的商厦——月湖广场旁边。这天正好轮到我们中队备勤，大伙戴着钢盔，穿着厚厚的防弹衣，双手紧握着七九式微型冲锋枪缩在几辆密封的小面包车里面，破车里唯一的空调不知道怎么就坏了，为了怕暴露，窗帘被拉得严严实实的，结果每个人都闷得快昏过去。为了打发时间大家只好搜肠刮肚地寻找黄段子互相交流取乐，并储备起来充作以后酒席饭桌上的谈资。
望着丰子、大刘他们唾星飞溅、口若悬河地神侃，我丝毫不觉得他们是什么低级趣味，相反，我忽然觉得这些年轻的战友们是那么可爱。我们的枪里面子弹不多，真要打起来十秒不到就打完了，所以上级强调只许点射不许连发。防弹衣遇水就失效，事实上我穿的防弹衣已被用了三五年，冒雨执行任务时不知道被淋过多少次，按国外的保养规格早该扔垃圾堆了，挂在我身上纯粹是一心理安慰。头上的钢盔更是年代久远，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