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还是拿着民事诉状到我们这里来鸣冤叫屈，我只能苦口婆心地解释民事和刑事案子在构成和管辖上的区别，态度还要非常谦恭，稍微有点不耐烦报案人就号称要到纪委和市人大去告我们冷硬横推不作为了。
由于各区分局在一九九八年以后都设立了经侦大队，作为市局直属的业务单位，我们只负责管辖涉案金额在两百万以上的经济案件以及涉外的经济犯罪。大部分的案子我只能做简单的定性判断，标的不够我们管辖的一般都建议报案人去分局报案。其实这倒还好办，最容易惹起争议的是和检察院管辖的交叉问题，因为严格来说，依照刑事诉讼法公安机关一般负责的是非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案件，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则由检察机关的侦查部门管辖。而实际上二○○○年时对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并没有一个清晰的划定，纯粹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倒还好说，像那些国有改制的企业、国家控股的股份有限公司和部分事业单位人员的身份各司法机关包括最高人民法院都没有统一的界定。
一起国有公司领导挪用国家资金的案件给报上来，常常是检察院那边称该公安机关管辖推到我们这里来，我们又声称此类案件应属检察部门负责给打回去。其实不只是报案人像被推皮球似的疲于奔命，我们自己也是一头雾水，因为很多东西既然还没有权威的解释，我们任何自做主张的行为都可能开一个错误的先例。这种情况虽然后来在相关司法解释出台后得以解决，但当时常常为了这些问题和报案人吵个口干舌燥也无法说服对方。从某种程度上说，法治目标的实现是个渐进的过程，当法条得以细化和完善之前，那些因之产生的争议和摩擦其实都是增加了我们的司法成本。
说句实在的，和过去在巡逻民警处接触的人相比，来经侦部门报案的一样三教九流，什么样的人都有，细心观察一番，倒也可以发现不少有代表性和有趣的人物。
比较显派头的是一大款，他带着一群“随从”缓步迈进接待室，每个“随从”都西装墨镜，团团围在我面前坐下，像一九八○年代流行的香港黑社会片的场景。大款也不说话，凡事都由他先告诉秘书，再由秘书转述。我烦了，心想你抖什么威风啊，忙问道：“你是不是不懂中国话呀？”大款气量还比较大，忙以一口方言说道：“俺怕俺说的话你听不懂！”搞得我反而不好意思了。
很多来报案的人都是反映单位领导的经济问题，但提供的线索多数是别人送子女出国留学、家里装修豪华、在外出手大方阔绰，等等，并没有其他证据加以佐证。要求他们补充材料的时候，报案者都振振有辞：“我们都已经把线索给你们了，你们去查，一查准有问题的！”其实要说这些人来反映的情况中，确实有真腐败的，但也有不少因为犯红眼病跑来诬陷别人，严格意义上讲，这类的报案多数报不上，毕竟任何刑事案件的受理都需要证据达到一定充分的程度，要是每起线索我们都去查的话估计把现有警力扩张十倍也不够。无论报案人怎么骂我们警匪一家，我始终认为，每个人都有幸福生活的权利，我们不能以有罪推定的想法去看待别人的生活模式，对穷人如此，对富人也是一样，把别人生活过得好作为唯一的犯罪证据只会导致对别人生活基本权利的侵犯。
也有视死如归的人物，有一次，几个下岗工人来举报其单位领导的腐败问题，冲在最前面的是位只剩一条腿的残疾人，他一进门就把拐杖往地上一丢，喘着粗气靠在沙发上对我说：“请你等会儿让其他的同志回去，今天来告状是我牵头的，我已经想好了，既然来这里，我已经不打算活着回厂了，你们随时可以逮捕我。”我忙做解释工作：“您受某些乱编的反腐电视毒害太深了吧，不就告个厂长吗？至于把您怎么着吗？”
也有自投罗网的倒霉鬼，有次有个小子跑到接待室来报案，说自己被人给骗了，当时我正在接一个长途电话，就顺口问了下报案金额，那人说只有三千块，我说那你到分局去报案吧，看那人衣衫不整面有难色，我心中不忍，心想人家大老远跑来一趟也不容易，就让他把事情经过给我谈谈。那人说自己是个打工的，路过市长途汽车站听一个家伙说有大量可以乱真的假人民币卖便动了心思，就拿出辛苦攒下的四千块钱提出购买一万块的假币，结果对方收款后使了掉包计，只给了这小子五千块假币，这小子一怒之下便跑到我们这里来报案。听了他的话我真是啼笑皆非，然后突然领悟到什么，便让他在接待室候着，接着转身出去叫了两个侦查员进来，那小子正坐着出神，看到两个人围上来开始害怕了，我告诉他：“不好意思，你购买假币一样构成犯罪，请先配合我们的侦查员同志去做份笔录谈谈事情经过吧。”
也有胡搅蛮缠的活宝，有次有位大姐在银行取钱，密码被坏人看到了，别人就伪造存折把她的钱取光了，她便哭喊着跑来报案。严格意义上说，这属于金融凭证诈骗行为，但我一问金额：二百元！差点晕过去，因为这个金额的诈骗显然不构成犯罪，而且完全可以通过告银行先把钱讨回来。但我们没办法跟一个高小水平的大姐讲解罪刑法定，她执著地缠了我一上午，先是说没钱请律师（其实这种小额案子也没有律师愿意接），接着又要求公安为她做主，午饭时她坐在我们单位门口号啕大哭，声称我们要不为她做主的话就天天在我们食堂吃饭，要不是她家里来人把她拉走的话我们几个同事真的打算合伙凑两百块钱打发她走了。
最让我叹服的是位神秘兮兮的老外。有次来了个德国商人报案，没带“随从”，由于语言不通我们只好用英文交流，后来知道他是个啤酒商，与人合作一个啤酒城的项目，结果没收到货物钱却全被别人骗走了。由于当时他证据材料带得不够，只是过来口头报案，我请他改天把证据拿来，他称好。让我好笑的是他问我到开发区怎么坐公共汽车，我只好比划了半天，问他怎么不打车回去，他说钱被骗光了没钱打车，并问警官是否可以借点儿，我听了差点晕过去。
这一去之后我就再也没见着他，我以为他找到其他途径解决问题了。谁知道第二年同样的时间他又来了，点名要我接待，号称自己正在郊区开发一大度假村，顺便过来询问一下那起案子我们这边办得怎么样了。只见他行走带着翻译，门外停着奔驰，一副志得意满的样子。我说您材料还没给我呢，他很神气地扭头朝着翻译说：“明天拿过来！”说完扬长而去。
转眼又是一年不见踪影。再一次见他的时候已经是二○○二年，独自一人，又找我，我说您怎么一年来一回呀？他又问去年交你的案子办得如何了？我说大哥您材料还是没有给我呀。他郁闷地忙点头说下次一定拿来，然后问我怎么坐公共汽车到开发区，我气得恨不得吐血。
二○○三年初的时候他又来了，我在楼道里老远见到他撒腿就跑，听到他在后面用中文大叫：“好朋友！好朋友！”唉，鬼才是他的好朋友呢……
接待各类报案多了我得出了一个结论：这世界没有凭空掉下来的馅饼，不付出任何代价凭空而来的利益多数都有问题。当时各地同时出现了大量采用同类型手段的骗案，受害者几乎遍布全国。比如说你是一上海单位，先会有一湖北人找你说有上好的防化布，每尺十块，问您要不要。多数单位都不会要。顶多半周后就会有一广西单位（多数会自称有军方背景）和你联系，说什么中国需要往东南亚派联合国维和部队，急需供应军用帐篷，愿意开十八块一尺的价格买防化布，很少有单位能经得起诱惑不和那个湖北公司联系，这样上海单位就算上了别人的套儿了。湖北公司这时候多半会提出由于货源紧张要求上海公司先付百分之二十的订金，而上海公司只要把钱一打过去那湖北公司和广西公司就注定生不见人、死不见尸了。
在我做案件接待工作的那一个月里，全国各地单位报来的类似案件有数十起。从该年下半年起，该类案件被正式统一称为“防化布诈骗案”，我们也开展了对此类犯罪的团伙严厉打击的专项斗争。
案子破获后我们发现，该类型的案件并非是同一帮人做的，但犯事的多数都是同乡，经过深入了解后我们发现原来这种诈骗方式是作为一种致富方式在广大的农村推广的，居然还有一个村子的青壮年各自搭伙、集体作案的例子。这些人还知道在114注册个号码备查，手段完全称得上专业。
第五部分
其实警察办案并非铁板一块，所有的案子都不是由一个部门一锅端，不同的业务部门一般负责不同类型的刑事案件，比如刑侦部门就管杀人越货和黑社会、缉毒部门专管运毒贩毒和走私毒品、治安部门则管逼良为娼制淫贩秽，一般程度的案子都按区域归各分局的刑侦、缉毒和治安大队管辖，数额巨大或者性质恶劣的则由市局直属的各业务处按分工管辖。
比真的要假的醋和比真的要好的洗发水
十一月的一天，我正坐在案件接待室百无聊赖，黎科长跑来看我，问我这一个月是否感觉有收获，我把自己的心得好好谈了一下，科长也挺高兴，对我说：“你这一个月的冷板凳看来没有白坐，从今天起你就不用‘坐台’了，去负责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侦查大队的案子从受理到起诉阶段的审核和把关好了。不熟悉的地方你可以直接问我或者关科长，其实这类案件涉及的新东西很多，就需要你们多在实际工作中运用学校里学到的知识。”我点点头，决定一定好好挑起这个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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