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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送走后我问莫队长怎么这次人抓得那么齐整，莫队长笑道：“他们的新东家挺配合的，我们事先打了电话，他们就以开会的名义先把这帮孩子骗到一个大套房里面，我们到了以后就只管带人了。”
我追问道：“按照刑法规定，如果那家公司明知道这些技术是用不正当手段获取还加以利用和开发的话，也应以侵犯商业秘密罪论处，怎么不追究他们直接负责人的责任呢？”莫队长回答说：“是啊，我也想多关几个呢，可是人家是政府的纳税大户，又是国家重点扶持的高科技产业，总不能把人家的头头脑脑也都关起来吧。上面已经打了招呼，说不能动他们。而且报案单位已经跟他们签了谅解备忘录，已经和解了，我们还掺和什么啊？”
“难怪开除起人来下手那么快那么狠，原来是怕自己担上干系啊。”我恍然大悟，“这帮王八蛋搞起恶性竞争来一套一套的，那些大学生可全部成了牺牲品。”
莫队长说：“你才知道啊，其实就算我们想抓那些家伙，手头上也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他们的主观故意。还不如让他们多提供点这些项目组成员的犯罪资料呢。”我默默点了点头，心中暗暗为那帮刚被送到看守所的人不值，要不是新公司暗中利诱，他们也不会铤而走险；要不是旧公司留着什么杀手锏，他们也不会以为赔点钱就解决问题了。面对复杂的社会，我的那些同龄人踏入江湖的第一回合就败下阵来赔上了前程，而我自己，也不知道会遇到什么样的磨难呢。
执法之难、隔墙之耳和梦想之巅
新学期的课程并不太紧，但是必修课还是不能漏掉的。每次上完课我都得急急再往单位赶，刚好那段时间我们处正对各个分局经侦大队的案件进行考核，由关科长带队，黎科长就让我跟着老关一起到处看看，一来可以熟悉各个分局的情况，二来暂时不用江南江北两头跑得疲于奔命。
检查工作中有两件事情印象比较深，一次是在南区分局，一位刚提拔起来的副大队长向关科长谈他对一起案件的看法，他认为当时的证据尚不足以定犯罪嫌疑人的罪，不能草率地报逮捕。关科长很不高兴：“上级已经定了调子，检察院那边的工作也做好了，怎么能说不报就不报。”
当时那位副大队长的话对我的触动很大：“我们办案子是对事实负责，对法律负责，现在我们只是内部互相打一下耳光，疼！但是能把问题解决清楚，现在查清楚了，将来才不会让检察院、法院，让人民群众打我们的耳光！所以您不高兴我也得提意见。”当时局面很僵，关科长脸都气白了，后来关科长再也不想去那个分局检查工作了。
几年后，再见到那个副大队长时他已经长胖了很多，说话也有些官僚似的圆滑。问常跑那个分局的同事对他的印象如何，同事想了半天然后说：“每次吃饭的时候就他点的菜好吃。”
还有一次是在东区分局开案件研讨会，当时大家正在讨论一起棘手的案子。案情是这样的：一家银行的女储蓄员在为一位男青年办理人民币2。5万元活期存款业务时，把存入金额操作成了25万，并开具了25万金额的存折，事后那个储户在当天下午便分数次在几个分理处把钱提走了，经过调查其存折上的名字是假的。
如果按照一般说法那个储户的行为属于不当得利，储蓄员则是工作失误。案发后那储蓄员畏罪潜逃，那位所谓的储户也不见踪影，连身份证都是假的。分局的同志花了两天的时间将躲藏在亲戚家的女储蓄员抓获。经过查证，2。5万元和25万元存折的开出在电脑的操作程序上存在很大差异，需要进入专门的程序，所以很难说是一般的失误，但是问题在于储蓄员死不承认，而且也不能证明她和那所谓的储户是勾结在一起的。
开会讨论的时候大家都认为这个储蓄员有和他人勾结作案的重大嫌疑，但是却苦于无证据证明这一层因果关系。有位领导认为无论如何，既然损失已经造成，就一定要有人来承担责任，所以对这个女储蓄员必须严肃处理。
这个时候我傻傻地提了个意见：“疑罪从无，还是放了她吧。”所有的人都惊诧地看着我，觉得我在天方夜谭……
后来法院以非法出具金融票证罪判了那女储蓄员四年。其实真要是查出她勾结外人结伙作案那就应该定贪污罪，四年太轻了；但是如果她真的只是工作不细心，那她的一生就算是毁在这次粗心上了。对一个人来说，有罪和无罪是无法逾越的屏障，我们真的能把它们简单加起来除以二吗？
检查工作回来的路上，关科长不停地批评我在案件讨论会上乱讲话，我只好低着脑袋倾听训示。打那以后，训斥我就成了关科长的一项日常娱乐，隔三岔五他就晃悠到我们办公室来就我工作中存在的各项弊病阐述自己的论点。主题无非是我们这些大学生眼高手低，毛还没长齐就觉得自己是神探，要不是老同志们在后面顶着，我们这些家伙一个个早犯错误了。每次遇到这种情况，我就把自己当作一正被开水狂烫的死猪，埋头作检讨状，只有在眼神偶尔掠过的一刹那方透出点死不悔改的性子来。
大军和小齐每次见我挨骂，要么就假模假样拿本书扯几段卫生纸借口去上厕所，要么就埋头翻着案卷不说话，因为关科长虽然是说我，但怎么着也有点儿指桑骂槐的意思，在领导意思没有揣摩清楚之前他们自然是不能乱说话。
小齐正指望能在年底的新干部选拔中得以提拔，而大军参警五年入党问题一直没有解决，他们才没胆子摸老虎尾巴出来打圆场呢。老江则要老到一些，每当看我被训得即将忍无可忍时，他就假装接听电话，用他黄钟大吕般洪亮的声音盖住关科长的音量。这时候关科长一般也不好意思再提高分贝，迅速把自己的观点归纳总结一下也就凯旋而归了。事后我都冲老江感激地笑笑。
时间长了我也慢慢对领导有了意见，趁老江不在的时候，偶尔也暗地里说几句批评关科长业务水平和臭脾气的话，一般都还算是有的放矢，并没有空穴来风。其实大军和小齐也不是肚子里面没意见，才开始只是听听，被我说中痛处了也开始痛陈革命家史，这才让我明白原来每个兄弟们肚里都有本难唱的经，只是迫于压力不敢表露而已。
有一天，我正和大军小齐他们聊刚刚在石家庄发生的靳如超爆炸案，黎科长突然打电话过来让我到他们办公室扫地，我琢磨着领导好像没有叫我们去打扫卫生的习惯，但想想还是拎着扫帚一路小跑到隔壁办公室，黎科长一个人正坐在桌前漫不经心地看着文件，见我来了就随口说一句：“刚才来了几个检察院的客人，丢的烟头挺多的，你给扫扫。”
我答应着便开始动手，一边扫一边纳闷，这烟头不多啊，随便两下不就扫完了么？这时候我突然听到隔壁我们办公室里的一阵大笑，原来大军和小齐聊得兴起，继续在开领导的玩笑，我在这屋里居然听得清清楚楚。抬头一看，原来科长办公室的窗户并没有关，声音全部以高保真的效果传进了领导的耳朵里面。我突然觉得一阵寒意顺着脊梁骨一直从后脑勺走下来，简直比当年被人用枪指着还要觉得恐惧，敢情我们平时那些胡说八道领导只要一开窗户就能听得到。
我抬头轻轻瞅了眼黎科长，发现他依然没事人似的在文件上涂涂画画，我小心翼翼递上一句：“科长，我打扫完了。”黎科长冲我一笑，说：“真扫完了，那以后要注意保持卫生啊，尤其是你们办公室。”我这时候已经吓得屁滚尿流了，忙点头称是，然后落荒而逃。
这件事后我打心眼里感谢黎科长，觉得要不是他侧面敲我一下我们几个人不知道会惹出什么事来。既然隔墙有耳，我们办公室的几兄弟就更不敢多说话了，一度一整天都陷入漫长的无言缄默之中，搞得老江大惑不解。不过年轻人终究是耐不住寂寞，几天后办公室里又恢复了茶馆的气氛，每次阅卷间隙大家的话题除了议论是非外又开始天南海北，无所不至了。
那段时间因为工作关系常常和分到其他部门的同学们邂逅，偶尔也会遇到正在巡逻的以前防暴队的兄弟，下班之余免不了要在一起吃吃喝喝。每逢要埋单时大家就别有深意地看着我，含义非常明白，都知道搞经济案件的部门是警察里面最肥的，经侦的大款警察不埋单那简直是没有天理了。每逢此时我都知道名声在外，我再怎么狡辩只会让别人觉得我抠门，只得忍痛吐血。
其实我纯粹是打落门牙往肚里吞，虽然传说中我们这里已经都快成月薪一万的白领警察，可实际情况是我每个月和所有市局编制内的警察拿的是一样的工资，甚至比在巡警队时每个月还要少两百块的防暴津贴。
名声所累，那段时间我几乎被各类饭局拖至破产，连手机换号的心思都有了。后来我对大胖他们说：“一个人最幸福的就是有钱时别人拿你当穷人，凡是埋单的场合都把你推开，捂着钱包偷着乐；一个人最痛苦的就是明明没什么钱却盛名难副，别人都把你当有钱的主伺候着，只好把过生活的钱都拿去挣面子。很不幸，我就生活在痛苦的最底层。”
由于手头拮据，那段时间我常做发财梦，在办公室一无聊就和同志们大侃中五百万彩票大奖就要怎么怎么着，相信每个买过彩票的人都有过类似的憧憬，大致的设想是在香格里拉大酒店宴请各位同志们，吃饱喝足后拿出手机给自己的汽车队队长打个电话，指示让一号车送大胖，二号车送二胖……然后大胖会很谦卑地问我：“那俺的自行车怎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