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实确有其人，她是一位退休的大学教师，六十多岁了，俨然学者风度。她证明许波两年前的确找自己借了二十万元，说好是帮着追几支股票，后来赶上股市大跌，自己就找他把钱要了回来。
我问那位女教授：“听说许波在和你外甥女谈恋爱？”老太太说：“是呀，亏得那丫头了，要不是她催许波还钱，这钱还不了那么快。”于是我请老太太谈谈许波和她外甥女认识的经过。
女教授说：“说来也巧，我外甥女一直在学校读博士，那段时间来我家玩。有天正好我不在家，许波打个电话来汇报股票运作的事情，就和她聊上了。一来二往就聊出了感情，我就撮合着让他们见面，谁知道天公不作美，我外甥女在见面的路上摔伤了脸住进了医院，就没见成。但两个人以后通过电话也就建立了感情，许波还把手机什么的都托我送给她。后来我外甥女到厦门去做一个课题，两人更是通过电话聊得如胶似漆。后来我听说许波拿我的钱炒股票亏了钱，就让外甥女帮我做做工作。我们家那丫头就劝许波说把我老姨那钱还了吧，老拖着多不好呀，结果许波就把钱还了。”出于保密需要，当时我们还没和她说许波因为挪用资金已经被我们抓了。但是我心里想，要不是你外甥女怂恿他，他那么老实的人敢动公司的钱吗？
不过女教授的话倒是和许波的口供全部对上了。只是办案的侦查队队长有点不相信：“靠！这两个年轻男女也不见面，就凭电话就谈上了？”我说：“您老土了吧，这年头网络性行为都不稀奇了，通过电话谈恋爱这种原始的爱情活动又算得了什么？”队长只好以世风日下人心不古来申辩。
案子走到这一步好像已经可以定性了，我们只需要找到许波的那位女朋友文小姐就可以了。可我们突然发现，我们即使使出百般力气，也和那位文小姐联系不上，到学校去问，发现也没这个人，难道是许波串通老太婆一起骗我们？还是那个女孩子已经被许波杀害了？大家觉得案情又一下子复杂起来。
最后我决定去做许波的工作，和他好说歹说才让他相信我们是不会抓那位文小姐的，只是想找她验证一下口供，最后我对许波说：“要是能找到她她又愿意帮你还公司钱的话，法官也可以酌情减轻你的刑罚。”许波终于答应我们的要求，给文小姐打电话，电话通了，许波说自己现在很担心被单位发现，希望文小姐快点把钱汇过来，文小姐则称自己还在厦门，需要抓紧时间弄钱，钱到手后一定亲自回来给他。许波再想多问，电话已经急急地挂了。
这个时候侦查大队的同志向我们反映了一个情况，那就是技术部门的记录显示那位文小姐的手机根本没有漫游到厦门，相反，刚才那次通话就发生在本市。我们面面相觑，搞不清楚这个女孩子卖的到底什么药。
这个时候我心里突然有个可怕的猜想，这个猜想一在自己脑海中出现我的头皮就一阵阵发麻，我问许波：“你对那位文小姐怎么样？”许波说：“我对她的爱情是很真诚的，虽然我们没有见过面，但是两年来我起码送了她四万块钱的东西，她说自己要出国做项目我就一口气给她买了三千块的香水和五千多块钱的行李箱，而且为了讨好她父亲我还专门买了个DV摄像机托她转交。”
随后我们把那位女教授叫到单位来，说是继续了解一些情况。在隔壁房间里，许波按照要求继续给那位文小姐打电话要钱。
电话响了，我站在那位老教授面前，她从皮包里拿出两部手机中的一部，用柔媚的声音说：“喂？”我当时差点昏了过去。我的猜想一点都没有错，那位文小姐从头到尾都根本不存在，完全是这位六十多岁的高级女知识分子一人分饰两角。
案子在侦查员们的一片诧异中得以水落石出，老太太承认自己为了怕许波借了钱赖账而故意装小姑娘来掌握他的动向，而且借小女孩的名义找许波索要了上万元的财物。
许波直到被执行逮捕的时候也不知道自己深爱的文小姐并不存在，因为担心其伤心过度导致精神分裂侦查员谁也不敢把真相告诉他，出于同情或者说是可怜，我决定亲自送许波去看守所，在路上，许波对我说：“虽然我没见过她，但我相信她一定会借到钱的，你不知道，作为一个女孩子，她是那么博学、那么善解人意、那么理解我，每次打电话我们都能谈上三个多小时，我觉得她就算长得不好看，我也要勇敢地接受她……”他还一直以为文小姐是因为长得丑才不敢见他。我看着他，良久无言。
后来大军他们谈起此事时，齐声指责说那位女教授完全是道德卑劣，贪财重利，一手毁了许波。我却认为其实也未见得如此，人在某种情境下会具有双重人格，特别是像那位女教授那样不喜与人交往的人，她们的自我暗示能力很强，在最初的动机下开始扮演一个青春可人的女博士，但是与此同时，她也陷入了对自己少女情怀的缅怀中，这样她就会全身心地近乎病态地执著于对一个年轻女子的角色扮演，直到整个案子最后以悲剧收场，一个人身败名裂，一个人前途尽毁。
此案办结后我突然想起前几天大家关于爱情信仰问题的那番争论，我暗暗问自己，敦厚老实的许波在知道事情真相以后，还会相信爱情吗？
机关人事里的哲学和假文凭里的经济学
处理完手上几起案子，处里竞争上岗的笔试已经结束了，老江和小齐又恢复了正常的工作。我开始有一茬儿没一茬儿地看起司法考试的书，没事就老拉大军下水陪我做考友。
老江和小齐还是很少交谈，一个看报纸喝茶，一个还是每天坚持练字，办公室里的气氛只有靠我和大军的谈笑来调节。
几天后笔试成绩张榜公布了，小齐排在第一位，老江排在第四位，第二到三位都是竞争副大队长职位的，可以说小齐胜局已显。我和大军私下向小齐道贺，看得出来小齐也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不过他还是故作认真地说：“还有面试呢，这也不能忽视啊，到时候可要上台讲演的。”我和大军对视一眼，心想这面试还不简单么，不就是“假如我是法制科副科长”一类的即兴发挥讲演么，没必要这么小题大作。
小齐倒是振振有辞：“你们在机关混了那么长时间还不知道其中的道理啊，这考试只要不漏题，可都是真刀真枪的较量，做不了假，要玩猫腻的话只可能在面试里面，随便给你挑几个刺你就得心服口服地认命。所以我一定要好好准备，做到完美无缺，让他们不评我第一都不成。”我和大军琢磨了会儿觉得也是这个道理，大军在一边开玩笑地说：“我认识一个专门指导人仪态和演讲的高中老师，要不帮你参谋一下？”小齐连声称好。
周日晚上，听大军打电话说小齐果然把那个老师请来对自己进行了一番指导，并专门在附近的中学找了个教室反复演练了讲演的技巧，甚至连目光怎么转移，不同时段盯什么人看都操练得炉火纯青。我对大军说：“小齐这回对法制科的领导岗位可真是志在必得，不过越是这样我越是怕他失败，到时候怎么收场啊？”
大飞常说我是个乌鸦嘴，在二○○一年那会儿说什么应什么，小齐的命运果然被我不幸言中了。周一一进办公楼，就看见一楼大厅的黑板上贴着任前公示的布告，上面清晰地写着老江同志即将被任命为本处的法制科副科长，请对任命有意见的同志于某年某月某日之前将意见反馈到纪委或政治处云云。我在黑板下张大了嘴巴半天没说出话，这时候大军从后面过来，我忙指给他看，他也愣了一阵子，然后说：“世事如棋，我们连棋盘都上不了的人是说不清楚的。这世界上最难说清楚的，除了感情的事情就是机关里面的人事安排了。”说完和我摇着头上楼去做卫生。
后来据本处的消息灵通人士老潘透露，老江的一位堂兄在其竞争上岗期间刚刚由其他省市调来本市担任市委常委，在和局里一位主要领导吃饭时故作不经意地打了下招呼。于是局里马上宣布由于本处法制科属于对案件把关的主要部门，其科长还是由上级直接任命比较妥当，后面的事情自然顺理成章，法制科副科长的岗位马上由等待竞争上岗的岗位换作上级指派。领导为此还专门找小齐谈了话，并鼓励他年轻人还是很有机会、大有可为的，小齐是何等聪明的人，吃了再多的黄连也死撑着拍胸脯保证自己坚决支持和理解上级的决定。
过了几天老江的任命就下来了，虽然这次竞争我和大军帮了小齐不少忙，但是谁担任领导对我们俩来说都是一样。那天上班大家都忙着帮新领导江科长搬桌拿凳，将他的东西都运到隔壁的科长办公室去，这其中，小齐是最为卖力的一个，看不出他有任何的情绪和不满。
老江也像换了个人，对小齐总是客气有加，不时拍着他肩膀鼓励他好好干。眼镜也由有框的大厚镜片换成无框超薄的了，东西搬好后大军一不小心叫了声江科长，老江连声说：“别，别，我还是习惯你们叫我老江。大家可别生分了。”
过了几天我们发现，真要再叫人家“老江”，尤其是当着外人面的时候，老江的脸色也开始有点不大好看了，从此大家都以“江科长”作为通用称呼。
老江以前的位置很快由从侦查大队调来的小范接替，小齐除了忙他的案子，每天空闲的时候继续临帖练字，办公室又恢复了昔日的平静。而我也从这件事情再次领略机关里面的为人之道和生存哲学。
二○○一年八月，上级要求在经济战线上也要开始严厉打击金融、财税犯罪的活动，同时要求各地公安机关在国庆到来前积极做好追逃工作。
这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