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头一看，原来是一个身材高挑、面孔秀丽的女孩，正满面绯红地望着我，我暗想我不认识她呀，忙问道：“同学你是想用电话吗？”那女孩子羞涩地摇头，我想她莫非是找我借钱，哎呀，这么漂亮的女孩子就算是骗子骗我也值得呀。我露出一副虚伪到露骨的样子问道：“有什么可以帮你的吗？”心里开始为一段设想中的奇缘做种种高尚和不高尚的设想。只见那女孩子终于鼓起勇气抬起头，认真地对我说：“同学，刚才打电话的时候你的钱包被人摸走了……”
我大惊失色，一摸口袋发现钱包果然不翼而飞，浪漫邂逅和一见钟情的设想顿时灰飞烟灭，忙追问道：“小偷呢？”那女孩子看着我有些犹豫，我知道她是害怕别人报复，忙掏出警官证说：“你别怕，我就是警察，快告诉我小偷在哪里我去把他抓住！”
那丫头看到警官证后反倒释然了，目光变得有点蔑视：“你还是警察呀，怎么一点警惕性都没有，那个人都跟了你老半天了。”我急得简直快跪在地上了，钱包里可装着我所有的银行卡和一个月的工钱，只好忍辱负重：“同学，是我不小心，求你快告诉小偷是谁吧？”那丫头后面的话快把我活活气死：“已经晚了，你刚才给我看警官证的时候他刚上了一辆摩托车走了。”
第八部分
钱被偷走倒没什么，把裤带勒紧一个月就可以凑合着过了。但所有的银行卡都要重新办，我去发卡行一问居然要等七天，我暗想这七天莫非得借钱度日了，回头找大军借钱，大军问明是银行卡的事情便骂我：“你是别的警种倒也罢了，身为搞经济犯罪的警察居然还得去给银行当孙子真是太丢人了！这帮小子老找我们帮他们讨钱，还敢不给我们办个卡？”说着便介绍了晴川市商业银行江南支行的一位刘主任给我认识。
大学时代的生意经和归去来兮的钱包
回单位后到黎科长那里开证明，被他大骂一顿：“你小子在巡警队和刑警队都白呆啦，居然连钱包都被小贼摸走了，以后出门别说自己是警察啦！”我本来就觉得没脸，被骂了顿更觉得面上无光，只好拿了本司法考试的习题集去冲淡郁闷。
钱被偷走倒没什么，把裤带勒紧一个月就可以凑合着过了。但所有的银行卡都要重新办，我去发卡行一问居然要等七天，我暗想这七天莫非得借钱度日了，回头找大军借钱，大军问明是银行卡的事情便骂我：“你是别的警种倒也罢了，身为搞经济犯罪的警察居然还得去给银行当孙子真是太丢人了！这帮小子老找我们帮他们讨钱，还敢不给我们办个卡？”说着便介绍了晴川市商业银行江南支行的一位刘主任给我认识。
我打电话约好了时间便去找刘主任，他倒是个爽快人，听说我是大军介绍来的就更是热情，很快叫人把卡的事情办妥了，还说明天就差人给我送到单位去，我反而不好意思了，忙说自己过来拿就好了，刘主任说：“那怎么行呢，你们平日里不知道帮我们解决了多少问题，以后还是会有很多事麻烦的。”我只好客套着答应了。
晚上打电话向大飞诉苦，他听说我钱包被偷了先是大怒：“他妈的是谁敢太岁头上动土呀？”接着就是例行公事般地哀其不幸和冷嘲热讽，最后大飞说：“我和那一片儿的派出所很熟，回头帮你问问看有没有下落。”我说：“得了吧，我又没报案，再说传出去也挺丢人的。”大飞坚持要去试试，我就说你看着办吧反正我也不抱指望。
大飞接着对我说：“有件事情你这个学经济的帮我参谋一下吧。我熟悉的一个开发区的户籍对我说，打算帮我投资弄点外快。”我骂道：“狗日的，你不会跟他们去弄黑钱吧？”大飞说：“不是，事情是这样的，他们说帮我搞个指标在开发区那里弄几亩地。”
“你小子不会穷疯了搞个农场去种地吧？还是中金庸的毒太深学杨过和小龙女搞些小鸡小鸭养殖的副业？”我诧异道。大飞急了：“你他妈听我说完呀，我先弄块地，然后在上面随便搭几所破棚烂房子。政府马上就要在开发区大兴土木了，几所高校也正在扩建，到时候我们的地肯定要被征用，房子也要被拆，那补偿费算起来一转手可就是十几万呢！”我听了后觉得这倒也算是一生财之道，但是总有些挖社会主义墙脚之嫌，就劝大飞还是先放放。大飞权衡利弊，也觉得委实有些缺德，便推掉了。
挂了电话我也开始琢磨着做生意的事情，那段时间经常被一些同事莫名其妙地宴请，到的场所档次往往也不低，酒足饭饱之余我们会被暗示性地告知同事们在该酒家有或多或少的股份，并再三嘱咐我们多来光顾，广拉客源，让我暗自感慨咱们队伍里倒也不乏大胆开拓进取的创业先锋，而自己要关系没关系要资金没资金实在不是经商的材料。
不过说句实在话，在大学里自己倒是首批探足下海的吃螃蟹者。那时候我的主营业务是CALL机。一九九五年的时候，CALL机尚是一种奢侈品，那时候如果谁的腰上别着那么个东西，哪怕是数字的，就有那么点傲视群雄、富甲一方的感觉，就好比今天背着个重重的笔记本电脑满大街转悠以标榜自己资深IT背景的白领一样。记得大一时有个室友买了一个可折叠的眼镜，说明书上其中一条这样写道：“本品眼镜盒外观设计流行，别在腰上酷似BP机，可满足各界成功人士时尚需求。”真是叹为观止。
还有一个比较夸张的哥们儿，在地摊上买了一个BP机手表，每天坐在图书馆里女生最多的地方，定好时间，等“嘀嘀嘀”声响起来的时候再装作很不耐烦的样子跑出去复机，后来有个新闻系女生对他暗送秋波的时候，我就不怀好意地说：“既然这么熟了，留个CALL机号给人家吧。”
大二时CALL机就慢慢变成了一种时尚品，当时感觉自己也是这股潮流中推波助澜的中流砥柱。因为我是最初为数不多做CALL机生意的人士之一，起码给各大高校的大学生们装备过不下五十台CALL机。入行原因很偶然，有个朋友的家长是一个CALL台的市场部经理，那时候管制严，带机入网还需要购机发票，有一次帮朋友忙，抱着试试的想法和他联系黑机入网，结果对方不但满口答应，还给了我五十块说是佣金，并让我留心还有没有这样的人。回来后，那个朋友又请我吃了顿饭以示感激。那时市场需求非常大，于是不知不觉就做起来了，开始也还赚了些钱。当时卖CALL机主要是两个途径：一是带机入网，二是旧机卖终免号。反正就是利用信息不对称赚个差价。等尝到了甜头并选择好几个战略性合作伙伴，准备大展宏图的时候，却发现生意越来越难做，客户越来越挑剔和专业，不再满意那些诸如“全功能”、“终免”等模糊的功能描述。那时候满大街都是各式CALL机的消息，随便找个电话亭就能看见有些形迹可疑、含混不清的各地方言对电话另一方说：“对，摩托罗拉精英型两百台，下午交货，单价七百。”其实纯粹就是狗屁，那些人未必见过精英型CALL机是什么样子，甚至连一台都未必买得起。这些一传十、十传百的各种“走私”、“水货”CALL机在市场上根本没有成交过一笔。我至今还保存着一张写着“兹收到摩托罗拉火凤凰型数字机两百台订金五十元整。一九九七年六月十四日”的收条，至今没有取回的原因是这个人随即就如凤凰涅槃般地化为灰烬消失在茫茫人海。
最后一笔生意是帮同学贝贝做中人卖一台CALL机给一个成教生（那个人叫王中文，贝贝当时给我留了一个条子“中文系王中文要买中文机”，我感觉像一幅上联），后来对方发现功能有缺陷蛮横提出退货，一语不和竟打了起来，差点动了刀子，闹得沸沸扬扬，双方都很下不来台，事情平息之后，大家也都觉得很灰心，慢慢就不做了。我大学时代的商业生涯也就画上了一个句号。
十一月十一日，中国入世了。那天上午，刘主任就让人把新办好的银行卡送了过来，我又是倒水又是上烟好一番感谢。送出门的时候连声拍那位银行兄弟的马屁：“现在都WTO了，祝你们以后多赚点洋人的MONEY。”
正吃午饭的时间，大飞来了。这小子瞅着四周没人，随手把一样东西丢在我桌子上。我一看，大惊：“这不是我的钱包吗？”大飞得意地点上一支烟：“你点点看，少了什么没有？”
我检查了一下，除少了一百五十块人民币外，所有现金和身份证一应俱全。大飞说：“少的钱我给派出所的同志买了条烟啊，你可别小气。”我一边说那哪会呀一边问：“怎么找回来的？敢情现在派出所办盗窃案的水平有长进了。”大飞回答道：“屁！你怎么熟悉公安业务的，我让刑警队长把他们那一片儿的贼头拉来问了一下话，今天一早贼头就把包送过去了。”我诧异不已：“这基层业务还真跟俺们的运作方式不一样呢。看来我还真得好好学学。”
大飞一脸鄙夷地坐在我办公桌上看着我，句句是语重心长：“小朋友，要学的多啦。你知不知道，有一次一位省里领导的亲戚的包在某地的长途车站给人用刀划了，里面三万块全被偷走。上面层层压力下来要求限期破案、限期交人，把当地基层的同志们急坏了，只好把当地的贼头们全部招来，勒令三天内交人交钱，否则就一网打尽，贼们也急，因为这一单还真不是他们自己人做的，估计是外面流窜作案的贼在车站顺手牵的羊。最后贼们自己凑了三万块交给派出所，为了对上级有所交代，还专门找了个自愿的替死鬼去应付上面，于是这案也就算破了，上级嘉奖，兵贼都相安无事。”大飞的一番话听得我瞠目结舌，暗自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