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纯仁轻轻哼了一声，道：“李邦直非是无能，若令他做刑部尚书，定然做得比我要好。但太府寺卿，他却的确是当不来的。子明，皇上令吾辈在两府，不是叫我们做滥好人的。皇上若用错人了，如何纠正，正是吾辈之责任。”
范纯仁胸怀磊落，石越听到耳里，却更觉不是滋味，只觉自己本欲调和矛盾，不料和范纯仁这么一比，倒象个小人一般。他有心为自己辩解几句，却又觉得这么做甚是可笑。当下也不分辩，只问道：“如此范公之意如何？”
“依在下之见，李敦敏的话，多半信得过。事不宜迟，当尽快与君实相公商议了，派使者前往东南诸路，令太府寺的差官停止追邀。此外，今日朝廷之事，哪件能与太府寺脱得了干系？便是为了李邦直好，太府寺卿也应当换人了。”
范纯仁说得理直气壮，倒让石越一时说不出话来。其实他想换掉李清臣已经很久了，但他虽然贵为尚书右仆射，要换掉李清臣这样敏感、重要的人选，反而比范纯仁更多顾忌。
过了好一会，石越才道：“此事非同小可，若果真要换太府寺卿，李邦直怎么安置不说，由谁来接任却是个问题，这事若不能妥当，只怕皇上亦不肯。”
范纯仁望着石越，淡淡说道：“我看子明心中必有人选，怎么反来问我？”
石越叹了口气，摇摇头，苦笑道：“范公莫以为我是故意试探，只是我心目中的人选，未必那么合人心意。”
“哦？”
石越却不去管范纯仁的神情，低头沉吟了好一会，才抬眼望着范纯仁，缓缓说道：“以某之见，眼下太府寺卿最合适的人选，莫过于曾布。”
范纯仁迎视着石越目光，嘴角露出一丝笑意，过了一小会，口中吐出几个字来：“我不反对。”
石越顿觉愕然，很意外地看着范纯仁，却听范纯仁又笑道：“曾布做过三司使，又在广州、海外当过郡守，国内、海外之事，都很熟悉，做太府寺卿原极合适。但他在皇上那里，却不知……毕竟寺卿都得由皇上来任命——不过，子明若要荐他，我愿意在荐书后面写个名字。”
这对石越而言，的确是意外的收获，他大喜过望，不由得对范纯仁抱拳道：“多谢范公。”
“子明不用谢我。”范纯仁淡然道，“这不是人情。这等大事上，我是从不做人情的。”
石越却是十分高兴，笑道：“我既非替自己多谢范公，亦非替曾布作谢。”目前这种情况下，所有的人事任命，总要政事堂诸相达成共识，方才好和皇帝去说，这样才不至于节外生枝，又闹出什么别扭来。石越原来很担心旧党不会接受曾布这个人选，所以这事他连曾布那里都没有露过半点口风，但如今范纯仁既然表态支持，却是得了一块重重的筹码，司马光那边游说起来，也会事半功倍。因此石越之喜出望外，也是情有可原——皇帝如今因为身体的原因，变成了真正的“垂拱而治”，政事堂若无异议推荐的人选，皇帝一般情况下，是不会驳回的。
范纯仁摇摇头，道：“这些都没甚要紧，子明还是想想如何安排李清臣罢。”
石越笑道：“这个范公就不用担心了，皇上英明，自然会有好办法。这事却用不着臣子来操心了。”
第三卷 《燕云》 第十一章 错料一帆超十程（一之下）
书香屋 更新时间：2008…12…21 17：00：57 本章字数：2521
熙宁十七年的十一月，注定是一个与“大事件”有关的月份。在十一月的下旬到来之际，首先是大宋钱庄总社的正式成立与知事局的选举。自熙宁初年以来一直顺风顺水，经过十几年的时间，奇迹般的扩张成为宋朝最大的工商业集团，并且在制造业和钱庄业都独占鳌头的唐家，却意外地遭遇了十余年来最大的挫折。唐家在接下来知事局都知事的选举中惨败，周应芳不仅赢得了全部小钱庄席位的支持，在独立知事中占据优势，便是在大钱庄知事中，也出人意料地取得了优势。
在汴京的钱庄业决心联合起来应付交钞与挤兑危机的时候，交钞局颁布了一道法令，要求全国之钱庄，提交存款总额的一成交钞或铜钱至交钞局封存，称为存款准备金，这笔钱将用来对付可能出现的挤兑。
此法令颁布仅两天之后，汴京再次出现让人眼花缭乱的人事任免。参知政事、吏部尚书冯京拜知枢密院事——枢密使与知院事同时并存，在宋朝是极为罕见的，但在赵顼在位期间，这却已经是第二次出现；参知政事、礼部尚书王珪拜参知政事、吏部尚书；权太府寺卿李清臣拜参知政事、礼部尚书。而回京后一直没得到任命的曾布，则意外的权任太府寺卿。
以曾布的资历，权任太府寺卿，原本没有任何问题，但他自三司使任上被贬以后，十年来不过在广州、凌牙门担任郡守，而后竟从凌牙门直接进入外府担任大卿，这种大起大落，已不寻常，而海外官员竟可以直接擢入部寺出任长官，更是彻底颠覆了宋朝官场的认知。而在苏辙回京接管户部之后，宋朝三大的经济部门——户部、司农寺、太府寺，其中有两个也正式落到了石党手中。
除此以外，皇帝又准了石越的札子，以故夏都城兴庆府为安西府，并接受王安礼的辞呈，以王安礼出判安西府。以吕大防为工部侍郎，权管勾工部事。
赵顼在此时进行果断的人事调整，绝非仅仅是接受石越、范纯仁等人的建议，为曾布腾出太府寺卿的位置这么简单。冯京不得再掌吏部，这已是所有人都可以预料到的事情，但觊觎吏部尚书之位很久了的王珪终于如愿以偿，却多多少少出乎人们的预料。赵顼给出的理由是很有人情味的——在六部尚书中，王珪的资历最老，却一直只是担任位次较低的礼部尚书，他在政事堂这么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如今他年纪也大了，纵使不能以左右仆射致仕，做做吏部尚书也是理所应当的。
赵顼的这个理由连司马光也没有反对。说起来，真要对王珪挑剔什么，除非从他的才干与品德入手，但这两样东西，有时候也是极为主观的，皇帝无疑拥有最后的裁决权。况且，每个人都知道王珪名为参政，实不过就是皇帝的传声筒，皇帝既然想在这个时候亲自掌握吏部，司马光和石越，也不可能和皇帝来争。
政事堂的左右仆射，对于历史都不陌生，“朕亦欲除吏”的典故，两个人心里都是很清楚的。
而在皇帝对政事堂的布局进行调整的同时，权太府寺卿曾布向东南诸路派出使者，命令先前派出的差官暂时停止追缴永顺钱庄欠款之行动。
不过，石越显然开错了药方。
汴京钱庄出现挤兑的原因，不仅仅是由于交钞过多，造成通货膨胀，更是因为金银铜钱之储备不足，民众担忧交钞会变成废纸所致。
他仓促开出“存款准备金”这一剂药方，既无助于缓解各钱庄面临的窘境，反而令得原本就面临挤兑危机的汴京钱庄雪上加霜。而且，存款准备金除了能够使一批交钞退出流通之外，与新成立的大宋钱庄总社的救急金功能重合，更加招致了钱庄们的反对——在钱庄看来，如果一定要出这笔钱，由钱庄总社来控制，远远比由交钞局控制要好。知事局对此态度难得的保持一致，在周应芳的建议下，知事局一方面对存款准备金制度做技术性抵制，采用拖延战术；一方面继续派遣代表向交钞局陈情；同时周应芳更决定拨出巨资，资助食货社的一些学者研究这个问题，使他们的研究成果可以在报纸、刊物上登载，可以出版发行。
有着西湖学院背景的周应芳，除了是一位精明的商人以外，更是真正的“儒商”——这个称谓的意义，原本就不应当仅仅是道德上的，而应当专指那些有着“儒士”的身份，同时并能够聪明地利用“儒士”这个阶层的商人。大宋的“儒士”，掌握着知识与学问，控制着舆论清议，连接着权力——周应芳也许无法总结出这三点特征，也不一定有兴趣来做这样的总结与分析，但他却总能天才般地将其为己所用。
周应芳比普通商人更加明白，对于宋廷来说，来自士大夫阶层的批评，远远比钱庄的反对要有力，而且对钱庄也风险更小。而他对这笔资金的使用也非常巧妙——熙宁重宝也许不能收买所有的学者，但是对多数人总是有影响的，而不被收买的少数，更可以彰显这笔资助的公正性，这一点可能更加重要。而这需要的，则是如何巧妙的控制支持者与反对者的比例。
但对石越来说，汴京的这点小小的反抗，根本就已经不值一提。
李清臣在东南诸路的蛮干、石越开错药方的“存款准备金法”、曾布为时已晚的停止追邀命令，外加上汴京有关废除交钞的传闻终于不可避免地传到东南诸路，终于在熙宁十七年的十二月，给汴京的王、马、石三公，带来了一个噩梦般的消息——
事情由福建路泉州开始，两家小钱庄本已被李清臣的蛮干折腾得奄奄一息，在听到“存款准备金法”后，连具体的细节内容都没有搞清楚，便先陷入了绝望，在他们心目中，交钞局征求这笔钱，与强制性收一笔巨额税款没有任何分别，于是这两家小钱庄的掌柜无一例外的打起了同一个主意，他们悄悄变卖家产，携款逃出海外！
席卷东南诸路的挤兑潮，由此爆发。东南的小钱庄远远没有汴京的小钱庄的抵抗力，他们甩卖债务，追讨债款，从十二月开始，一家接一家的钱庄被迫倒闭或者接近倒闭，小钱庄主倾家荡产，大钱庄勉强维持。更致命的是，小钱庄的倒闭又引发了小作坊的倒闭，大量的货物与半成品无人问津，不断有州县出现大规模的作坊工人聚集到州县衙门前告状的事情……
直至此时，石越才知道，原来地狱远远不止十八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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