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庆幸自己迷途知返。他知道自己是在被人破格重用，他也知道那并不是因为别人信任他，而是因为别人不得不需要他。他觉得法租界警务处的萨尔礼少校在文件里把他们这伙人称为“南京研究小组”是完全恰当的（调查科在巡捕房政治处的秘书科里有自己的情报来源）。他不喜欢采用暴力手法。肉体痛苦是有极限的，用刑是最快捷的手段，很多审讯对象会就此败下阵来，屈服，开口说话，可人对肉体痛楚的承受能力并不完全相同，你不知道那条线在哪里，一旦你轻易让审讯对象越过那道界限，他就会变得麻木，他不再感到痛苦。到那时候你再用刑也都是在给他挠痒痒。甚至他听说——那还会让人觉得快活咧。
问题在于，肉体痛苦会让人体内循环加快，更快地分泌出一种叫做肾上腺素的东西。它是身体反抗力量的源泉，它会让人愤怒，好斗，它会让人家产生仇恨。如果人家有足够的冷静，那种仇恨会让人家在心理上建立起一道又一道的防线。到那时候你就再也无法知晓，人家开口告诉你的事情到底有几分真几分假啦。要是人家够聪明，还能让你上当，让你产生错觉，犯下不可饶恕的重大错误。
他允许他们在开始时，对这个年轻人稍稍做点粗暴的事。纯粹是让审讯对象在肉体上产生疲倦。有时候暴力纯粹是一种热身运动，好让猎物的神经绷得像条快断的钢丝，绷得像弹簧，一触即发。在这些事情上，他的确是个不折不扣的专家。这正是南京需要他的地方。他懂行，他有头脑。他明白，审讯中适度的暴力是需要的，但要恰如其分，暴行是一种表演，它的目的是让人惊恐，而不是单纯的肉体痛苦。
有他（和他这样的人）在——他谦逊地想，共产党在上海的好日子就一去不返啦。所有那些异见分子、反动分子在租界里的好日子就一去不复返啦。他们那种儿戏般的游行暴动，他们那种开开会写写文章式的革命再也行不通啦。他们从前堂而皇之在大街上走来走去，开完会到饭店茶馆里继续高谈阔论。如今调查科在上海建立起深入底层的情报网络，所有已暴露赤色分子的照片都被大量翻印，被很多人牢牢记在脑子里。
南京在推广大上海计划，他还听说，高层在研究开展一次大规模国民教育运动的可能性。有人在制定计划，调查科的分析情报也提供给计划的起草小组。这些计划一旦实施，赤色分子的日子将会更加难过。他相信这个顾福广和他所谓的群力社与共产党无关，连外围组织也不算。这是他和郑云端的一致看法。郑是调查科派来的书记，名义上是他的副手，实则负监督之责。他对两个租界的警务处也这样说，可人家不相信。
他在扔出那两颗重磅炸弹之后，立即宣布审讯暂停。他要让这个年轻人好好想一想。他还叫手下人让他吃饭。
这完全是个意外收获，抓获林培文纯粹出于偶然。帮会有传言说，袭击福煦路的那帮家伙可能在法华民国路附近租下一幢房子，有人在街上看见过他们。他让人追根溯源，发现福煦路俱乐部的某个花房工人涉及其中。袭击赌场的那天夜里，他刚巧蹲在围墙边拉屎，在树后的阴影里。当时他吓得不敢动弹，对火光掩映中的几张面孔印象极其深刻。他记得其中有张面孔前几天曾来向他打听过一些跟赌场有关的事。因此后来那张脸再次出现在他眼前时，他一下就能回想起来。那张脸在公用电话亭里，在敏体尼荫路上，他不敢盯梢，望着那背影朝民国路方向走去。消息传开之后，帮会高层派出爪牙在附近地面上打听，迹象陆续出现，皮少耐路有家烟杂店的伙计说，最近常有个陌生面孔来买烟，一买就是五六包，两三种牌子。华成路浦泉澡堂里，也有人听到隔壁包间客人可疑的谈话。他让人带着那花房工人，开着车在民国路附近到处转，没想到还真撞上这个年轻人，证件上的职业栏填着学生。
这件案子让他极感兴趣。他认为自己喜欢这个人，这个顾福广。他把多种来源的几份情报相互比较之后，确信这个人的真名就是顾福广。前工会活动家。根据声称在那些日子里与他接触过的人的说法，他练过硬功，能够拳穿门板掌劈砖瓦。传说他机警过人，行事极为大胆。在混乱的局势中善于迅速判断，并付诸行动。在曾南谱看来，有件轶事颇能反映他的为人，他把一包屎尿淋在青帮工头的脑袋上，让那家伙在几百人面前大丢颜面，而他自己就凭这简简单单的一招，从泯然众人中一跃成为工运领袖。他曾短暂参加过苏联大使馆的保卫工作，随后渐渐从公众视线中消失。
有一种得到验证的说法是他在伯力接受培训。证据是英国政治警察机构从印度得到的一张毕业聚会照片。基于情报交换机制，党务调查科拿到复制件。有人认出照片上的另一个人正在南京军事法庭模范监狱服刑，当即提审此人。得到的口供是：顾福广一度曾以贸易商身份在南亚活动，后被卷入一起苏联情报机构的肃反案件中。据他所知，顾已被枪决。
曾南谱不知道他是如何逃回上海的，可他完全清楚顾福广和他自己一样，已彻底抛弃以往的信仰（他觉得这种说法多少显得有些虚荣，也许他从来就没有过什么信仰。）。
门轻轻打开，小郑抓着一只咬过几口的苹果走进房间。刚刚他站在审讯对象的背后，进行到一半时他悄悄离开。他没有拦住他，他猜想那是要去向南京发通报。
“看过笔录啦？”他问。
“刚看完。看起来我们猜得不错，他们都被蒙在鼓里。”
郑云端虽然是调查科安插在小组里的专职监察人员，可他们俩相处得很好。那是因为他曾南谱很坦率。他懂得如何与年轻人打交道，他从前确实在大学里当教授。
“沉重的一击——”小郑站在桌边发表评论，语气像是学生演剧的旁白员：“他正受到信念动摇的煎熬。假如他感到迷茫，我们就应当趁胜追击。不给他重新建立防线的机会。”
“再等等，我们要让他好好想想那些证据。你可以拿几份报纸给他看看。”
“时间很紧，明天要通知法租界警务处。最迟后天上午，我们要把他交给巡捕房。”
“暂时不交。我希望案子在我们手里水落石出。”他此刻还想不通巡捕房为什么不相信他的观点，巡捕房为什么要坚持认为这是共产党的行动组织。他怀疑其中另有意图。
“他们为何如此确信这是共产党？”他轻声说，并不是因为他觉得小郑那里有答案。
小郑把苹果咬得嘎吱响，还剩下很大一块就扔进纸篓。他私下认为年轻人对待食物的这种作风缺乏教养，可他又把这看作一种小小的、也许还让别人松弛的坏习惯。
“很简单——”小郑说：“那可以证实他们一贯以来的观点。是国民党和共产党的不断相互争斗，相互报复才把租界搞乱的。也许那位少校还想立一件大功，也许他想把案子留在政治部手里，也许破获一个赤色恐怖团伙可以让他的殖民地服务履历变得更好看些。听说法苏两国最近关系很紧张。关闭贸易代表团，驱逐外交官，禁运。我听说如今苏联的头号敌人从伦敦换到巴黎。”
“这是个很好的说法。你可以就此写一份分析报告。因此绝不能轻易把他交给租界巡捕房。这是个阴谋。”
“这是帝国主义的阴谋。”小郑替他加上一个修饰词，让句子显得更加义正词严，让假想中的那份报告更符合南京政客们的阅读习惯。
“你可以去找他谈谈，你们都是年轻人，容易沟通。事实摆在那里，他受人蛊惑。只要他开口，我们也可以帮他说话。我们可以在笔录上稍稍做些改动，有些事可以算在别人头上。我们甚至可以教他一些说法，好让他在巡捕房眼里变成一个受人蒙蔽的迷途羔羊。如果他果真愿意替我们做事，我们还可以不把他交给巡捕房。他可以去参加训练班，他甚至不用去感化院。我相信年轻时思想左倾的人，将来都是可造之材。如果二十岁时他看不见社会不公，那他一定是个麻木不仁的小混蛋。”
他并不担心郑云端会拿这些话给南京打小报告，党务调查科的人都是革命理论的行家，从科长到打字员个个都学习共产党的会议报告，他敢说，南京那间档案室里收藏的共党理论文件比他们中央局自己的还多，他们自己那些早就为预防搜捕而烧得七零八落。
四十
民国二十年七月一日晚八时十五分
小薛越来越觉得自己想不出什么好办法来收场。他自己搅成的这一团乱麻，都怪他总是不想让任何人失望。可难就难在，这里头有一两个人他实在不想让他们受伤害。而他此刻觉得这伤害越来越逼近，他都无法向人家发出警告。他沿着薛华立路警务处大楼那条紧邻围墙的窄巷朝楼梯门走。
他在皮恩公寓吃过午饭才出来。他明显感觉到特蕾莎越来越爱他——其进展的速度和节奏竟与冷小曼暗合。她现在并不急于和他Zuo爱（他觉得这说法既顽皮又自相矛盾），反倒是喜欢跟他说话。可他害怕的就是说话，他觉得一切都是乱说话造成的。今天上午他们就几乎什么都没做。几字——的意思是说，她只让他放进去一半，而另外那一半——她从两人紧贴的腹部间隙伸进去一根手指头，绕着圈刮弄。当时她正追着他问，要他答应带她去广东乡下，去他老家看看。因为先前他在给她说乡下那种用竹子做的床榻，睡醒之后面孔会像刚蒸熟的花糕，刻着一格一格的印子。她则把她自己记忆中的农庄告诉他，奶牛，骡马，干草仓库，整整半年都是个大冰块的沼泽池塘。
他有好一阵都神思恍惚，太阳一直照到他的腋窝里，照在特蕾莎的肩膀上。他觉得轻松自在，浑然忘却所有烦恼。可到吃饭时她又说起那桩生意。他只得对她说，顾先生对这东西很感兴趣，那正是他想要的东西，他要做这笔生意。他不在乎价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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