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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称“大明”，必不能让小明王称“大明”。他必须让这个“明王”成为小明王，表示自己比他高，所以一切要宣传在小明王上面，这种材料。所以，韩林儿只能做小明王，做不了大明王。虽然他用了他这个“明”字，但是他让他小，只有朱元璋自己是大。国号加大字，起源于元朝，以前都不是，像大宋都是后来称的。元朝叫大元，这个元朝的国号怎么来的呢？是用《易经》的一句话，叫“大哉乾元”，大元。明朝继承元朝，也叫“大明”。
再说这个吴元年，为什么人家都用的是两个字的年号，到了吴王这儿出了一个字的年号？实际上这是史臣在修史的时候，不小心就露了马脚，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当年他用的是龙凤年号，这一年公元1367年，就是至正二十七年，朱元璋派廖永忠去接小明王到应天，廖永忠走到瓜州的时候，把船沉了，这个小明王没有了，这个龙凤年号不能用了。可是这一年又不是一个改元的年，就是，不是一个建立新年号的年，那么记述这一段历史的时候，还能用龙凤年吗，不用龙凤年又没有别的年可用，就用“吴”吧，就是“吴元年”，所以历史上就出现了一个吴元年。这个吴元年恰恰可以让我们知道当年就是在朱元璋建国的前一年，还在奉小明王的龙凤年号。但是史臣们在写的时候，是不能这样写了。
说的穿了，朱元璋其实是类似曹操之类的人物，没有刘福通为首的红巾军冲击，吸引蒙元的注意力，朱元璋是不能这么轻易的取得天下的，朱元璋为了标榜自己的得国奇正，故意隐瞒了自己和小明王的君臣关系，当然更不要脸的是朱元璋的后代，甚至隐瞒了朱元璋杀小明王的事实。。
正文 386朱元璋得国奇正？
《明太祖实录》有关文字关于刘福通的结局，以往最常见的一种说法是：元至正二十三年，张士诚的部将吕珍攻围安丰，城破，刘福通被杀陆深的《平胡录》、高岱的《鸿欲录》、郎瑛的《七修类稿》、陈邦瞻的《元史纪事本末》、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查继佐的《罪惟录》乃至清代官修的《明史》等等，而究其根源，则来自明代官修的《明太祖实录）由文献记载和前人研究成果可知，《明太祖实录》凡三修，初修于建文元年，再修于朱棣即位之初，三修于永乐九年，至永乐十六年五月最终完成。小说 ；Ｗww。２3wＸ。Ｃ ；ＯＭ前两本俱毁，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为三修本。在三修本中，对刘福通结局的记载如下：“（至正二十三年二月）癸酉，张士诚将吕珍攻刘福通等于安丰，人其城，杀福通等。先是福通等兵势日盛，以安丰来附，至是为珍所杀。。三月辛丑朔，上（按：指朱元璋）率右尽徐达、参政常遇春等击安丰，是时吕珍杀刘福通而据其城。
但是，明朝对历史的删改十分粗糙，远没有清朝玩四库全书那样近百年的文字狱，早就堵住了质疑者的嘴巴，很多事情也编的相当纯熟。以至于留下了很多尾巴。
潘梗章撰（国史考异》，在引录了《明太祖实录》《国初事迹》《记事录》等书的相关文字之后，着重指出了两点：第一，安丰城并未被吕珍攻破。理由是：“太祖所以拒刘基之谏而赴安丰之急者，为小明王在焉故也。诚令安丰已没于张氏，则太祖必不亲行矣。第二，“安丰说”与朱元璋的即位告祭文有矛盾。“然考太祖即位告祭文，历举截定之地，以庐州左君弼、安丰刘福通并称不难看出。潘栓章指出的这两点是致命的。只要其中任何一点能够成立，都意味着刘福通并未被吕珍杀死于安丰。这也就等于说，《明太祖实录》关于此事的记载不真实。而从潘桂章的依据看，他所说的这两点又很难否定。
先说安丰城未被吕珍攻破。当时朱元璋的对手，西有陈友谅，东有张士诚，二者相比，显然陈友谅的威胁更大。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安丰城还在韩林儿、刘福通的掌握之中，朱元璋才有必要亲自前往，以便解决一般将领无力解决的复杂政治问题。如果安丰城己被吕珍攻占，他就没必要冒着失去根据地的危险，亲自率大军去与吕珍争一日之短长。即使需要打这一仗，也只需派一员将领带兵足矣，根本不需要朱元璋亲自将兵。因为这种仗即使打点了，所得也不大，万一失利，后果却不堪设想。对于这样的利害关系，朱元璋应当能够看到。而朱元璋去了安丰又是事实。这就说明安丰城并未被吕珍攻破。这样一来，刘福通死于安丰的可能性便很小了。从情理上讲，即便死，也只能死于野战。而以刘福通在红巾军中的地位和身份，他又不大可能亲临战阵。
再着朱元璋的即位告祭文。该文在许多文献中都可见到，但具体内容略有不同，其中《明太祖实录》所载为：“帝赐英贤为臣之辅，遂勘定……庐州左君粥、安丰刘福通……等，惬兵息民于田里。“这里明确将“安丰刘福通”作为被朱元璋徽定的群雄之一，可见朱元璋自己也承认刘福通是亡在他手上的。这就等于说明，潘捏章的推论“福通盖非死于珍者也”是正确的。当然，对于朱元璋即位告祭文中提到刘福通之名，还可以做出其它解释。例如王世贞认为：“史惟称刘福通而不及韩林儿。至上即位告上帝文，亦止言福通，盖讳之也。”不过这与潘#1章的解释并无矛盾，只是关注的间题有所不同而巳。王世贞关注的是告祭文中本应写作“安丰韩林儿”的地方写成了“安丰刘福通”，所以他说“盖讳之也”。潘梗章关注的是告上帝文中提到刘福通之名这一事实，因此他说“福通盖非死于珍者也”。因此即使承认告祭文中有隐讳，这也不能成为开脱朱元璋的理由。应该看到，刘福通是龙凤政权的丞相，朱元璋又出身于红军，对于刘福通之死，朱元璋同样需要隐晦，然而事实上在告祭文中却没有隐讳。之所以如此，原因很可能在于：既然韩林儿之名必须隐讳，如果再将刘福通之名隐去，此事便没法记了。于是只好避重就轻，只言刘张士诚围安丰，福通请救，太祖亲赴援之，先常遇春引兵至福通，不提韩林儿。
除了潘柽章指出的以上两方面，“安丰说”还存在另外两个明显疑点。
其一，吕珍如果能够杀死刘福通，他为什么没有同时杀死韩林儿？在龙凤政权中，韩林儿是皇帝，刘福通是丞相，韩林儿的地位至少在名义上比刘福通高。当安丰受攻时，韩林儿、刘福通二人皆在城中。摄诸情理，吕珍若能破城杀死刘福通，他绝对不会轻易放过韩林儿，即使不将其杀死，至少也会将其带回去请功。然而结果却是韩林儿既未被杀，也未被吕珍所俘，反而被迟列的朱元璋带回了滁州。如果相信“安丰说，‘，这种现象实在没法解释。
其二，《元史》为何不载此事？刘福通在元末是个著名人物。对于这样的人物，明朝洪武年间修的《元史》中理应对其结局有所交待。然而《元史》记韩林儿、刘福通，只记至至正十九年元军攻占沛梁。“刘福通奉其伪主遁，退据安丰’，便没了下文。《元史》这样记，显然不能用作者的疏忽来解说，当时参预修《元史》者水平皆不低，不该犯如此低级的错误。于是最合理的解释便是要隐讳。然而隐讳什么呢？很明显，只有刘福通之死与朱元璋有关，才有隐讳的必要。倘若刘福通之死与朱元璋毫无关系，朱元璋只是未能来得及救他，据实直书不仅不会对朱元璋的声誉有什么损害，反而更能说明他的仁义。有这等好事，明初君臣又何乐而不为呢？
对于我们而言，既然已经知道《明太祖实录》记载刘福通结局的文字有诸多疑点，那么对荃于此文字的“安丰说”，又怎么能够轻易相信它就是实情呢？
，刘福通死于瓜州渡的具体原因，依（庚申外史》的记载是，’遇风浪掀舟没”，属于意外事故，而在宁王朱权奉敕编撰的《通鉴博论》中，则是被人为地淹死。该书卷下1载：“是岁（按指至正二十六年），廖水忠沉韩林儿于瓜步，大明恶永忠之不义，后赐死”。二者相较，应当说《通鉴博论》的说法更符合情理，当为真实历史的反映。之所以这样讲，乃是因为，如果韩林儿果系死于意外事故，朱权奉软编撰《通鉴博论》，没有必耍将此事“栽赃”到廖永忠头上，因为这样势必会使朱元璋摆脱不了干系。至于《通鉴博论》在这里只提到韩林儿，并未提刘福通，则可理解为是出于文字省略，因为从《庚申外史》的记载看，刘福通此时是与韩林儿在一起的，所以他们应当都是被廖永忠沉舟淹死的。
《明太祖实录》在靖难以及朱棣登基等方面的失实，不是我们这里所要讨论的问题。至于该书中隐讳朱元璋的过失和恶行，亦包括很多方面，而掩盖朱元璋与龙凤政权的关系，则为其中最突出者之一。该书中不记至正二十三年后韩林儿的情况，对朱元璋及其父祖曾受韩林儿封号亦讳莫如深，便说明了这一点。具体到刘福通结局问题上，也可发现明显的隐讳之处。例如，该书记吕珍杀刘福通的文字为“杀福通等”，从书中自从记载了此事之后绝口不提韩林儿来看，这个“等”字应当包括了韩林儿。然而韩林儿又确实未死于安丰。这一点不仅现在是公认的事实，即使在当时，朱元璋对此也不否认，否则《通鉴博论》中就不会记廖永忠沉舟杀死韩林儿之事了。可见，诚如潘柽章所云：“史臣于龙凤事委曲避讳，既不著小明王之终，故于安丰之役直言刘福通为吕珍所杀，而小明王之亡隐然言外矣o’。再如，书中记刘福通向朱元璋求援，其文为：“先是福通等兵势日盛，以安丰来附。”这显然是鬼话。在红军系列里，韩林儿、刘福通的地位最高，朱元璋乃是他们的属下。作为统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