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病得不轻，要我起来去二公里的卫生院叫肖叔叔（江西萍乡人）来给妈妈看病。这是我第一次，一人在黑夜里走夜路。好像我并没有觉得害怕，路离两边的山很远。
这肖医生是从部队下来的，过去常来我们家找爸爸打麻将。听妈妈说他这人胆小，怕死人。个头不太高，戴一副土黄边近视眼镜，为人很正直。他来了给妈妈打了一针，开了些药。
第二天，他们还强行要妈妈去劳动。这些贫下中农上了台，就开始为所欲为，骄横恣纵。他们不择手段，造谣诬蔑，早已是司空见惯了，妈妈的狐狸精大概就是这时给取的。当然也有妈妈长得美的因素，这时的美也是一种罪孽。现在的人听了，肯定会不禁感到惊讶！
晚上，妈妈的病又加重了。大概是晚上九点多钟，妈妈要我扶她去卫生院。我从床上一溜就起来了（妈妈常这么说我）。可是，妈妈病得太重，根本走不动路。
“你去叫肖叔叔来给妈妈看病。”妈妈看我穿衣服说，“妈妈可能这回不行了，妈妈真的不忍心丢下你们，让你们这么小就没有妈妈。”
我点了点头就跑去叫医生了。当时，我并不清楚妈妈说的意思，懵头懵脑跑去找肖叔叔，告诉他，我妈妈病得更重了。
他慈祥地摸了摸我的头，什么也没说，很快背着医药箱同我一起到我家。他先给我妈妈打了一针，就出去了。
过了一会儿，我听到肖叔叔同这里管事的人吵起来了（这人姓龙，江西丰城人；老婆是上海人，养有三个女儿。前面说哪个抄家，打我妈妈的女人）。肖叔叔要他马上派人把我妈妈送到医院去，那姓龙的不肯。
“这会出人命的，做人要讲良心！”肖叔叔说。
后来，姓龙的叫了几个“坏分子”（这里面有一个姓卢的，他父亲原来是上海的资本家，江西第一糖厂就是他父亲投资的。他在这里也被打得够呛），用大板车反我妈妈连夜送到职工医院去了。不久，我听说肖叔叔为这句话也挨批了，说他无原则地同情“特务婆”，立场没有站对。
妈妈送到医院去了（支气管哮喘）。我和弟弟留在家里，仅有的一床棉被给妈妈带去了。
夜深了，我被冻醒，把垫被叠好给弟弟睡。因太冷，我好久也睡不着，就把衣服穿起来睡还是睡不着。因为冷，我躺在床上想自己梦见爸爸的事，也为妈妈的病担心。当时，我总以为这梦是暗示生活的美妙真谛，像那月光有丰饶和美，却不知她也暗示这世界的悲惨。
这样，妈妈在医院住了，我在家里照顾着弟弟。有个几天，妈妈的病有所稳定了，托人带口信给我们，我就带弟弟去医院看妈妈，陪妈妈在医院住了近半个月。
后来，我听人说梦见猪肉不好（上小学时），觉得妈妈住进医院，是我做的梦引起的。
1986年9月26日写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十六）医院门诊
（这是1968年夏的事）
一
夏日里的清晨，从云端喷射出的霞光特别美。田野的绿在升起的紫雾，飘逸出一种仙境，能让心陶醉在葡萄酒的芬芳中，完全忘却自我敞开或关闭自己的感情；河边的小树上寄生着一种无根的东西，红红的，或白嫩的，没有叶儿，像小孩子屙出的肥虫。它像滕又不滕，很脆，一碰就断，可又不是草，会开粉红的小花，大约是三四一球，但没的花瓣。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却是真实的寄生物。它把小树盖住，缠绕在小枝条上，使小树生出一个个畸形的疙瘩。
我不知这东西是美，还是丑陋，但它是寄生在树上。后来，我见到这东西总会停下来，细细看一看，自然就会想起我的童年。我们这个伟大的民族在通向新生活时，永远不会在制造悲剧中充当配角，总能将悲剧演义到巅峰，以求证自己的意志是“神”！就难免会把善恶加以混淆。
有一天，我和弟弟在晒谷场上玩，来了四五个孩子，他们骂我和弟弟是“特务崽”。弟弟不服气地跟他们吵起来，他们仗着人多就打我们。有一个用小石子丢过来，打在弟弟的左眼下。当时，包的时候用的是一种结晶的东西止血，就留下了永恒的疤痕。
妈妈见弟弟被他们打这样，流下了辛酸的泪。其实，我们无缘无故地被打，也是常事了，对这种事总会莫名其妙地心痛。妈妈抱着弟弟哭，弟弟那时才只有四岁，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妈妈哭得这么伤心。我站在妈妈的身边跟着妈妈哭，当时我并不知道为什么而哭，只是妈妈在哭，我就跟着哭。现在回想起来，才知道妈妈哭的是我们的命运和遭受的摧残，她感到万分悲哀，却十分无助。
从这事以后，我们每天跟着妈妈去上班，或者被锁在家里，怕我们再遭“红孩子”的毒打。就是被打了，也没个说理的地方。
一天上午，阳光明媚，我们在家锁的时间太长，就跟着妈妈一起去上班。在妈妈上班的菜地里，有几只乌鸦从我们头顶上飞过去，落在东边的山上，它们的叫声让人感觉凄凉。妈妈常在我面前说，听到乌鸦的叫声，准不会有好事。其实我潜意识地受到些影响，对这乌鸦叫也会留点心，给心灵带来一丝不安。
我们在公路边的紫油发电厂后面玩。妈妈在西边的地里劳动，离我们比较远，她时常抬起头来看一看我们，好像她预感有事要发生。
路边的草地里有几只漂亮的黑蝴蝶，我们就在追赶它们。大约是十一点钟左右，那群“红孩子”从其它地方玩着回来，见我们就要打。因为上次，他们的父母亲骂过他们。我见到他们来了，赶快要弟弟跑到妈妈身边去。
他们见我弟弟跑了，就不想放过我，一边打我，一边骂我是“狐狸精”（因妈妈长得漂亮，他们就说我妈妈是狐狸精）的儿子，“军统特务”的崽子，把我打倒在地上。不知是谁推倒了靠在发电厂墙上的枕木，砸到我的右腿上。
枕木压在我的右腿上，当时我并没有感到疼痛，我躺在地上哭喊妈妈。这群“红孩子”吓得跑了。这时，姓赵的老婆把枕木搬掉，我己站不起来了（这里面有她两个儿子，还有一个姓邓和一个女的，也姓赵；是一个上海青年，姓徐的叔叔把我抱到我妈妈身边，他老婆姓仇。在我妈妈病逝前，我妈妈问起我的脚是谁打断的？我告诉了全部的经过。妈妈一直心里怀疑是这姓徐的，打断我的脚。妈妈说她一直没弄懂，我爸爸过去对他不错，又没有深仇大恨，为什么要打断她儿子的脚。）。
妈妈抱着我的时候，我都记不得了，等我知道腿痛得不能动时，是躺在家里的床上。我真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孩子。虽然我不知道怎么去恨他们，但我永远记住了他们的名字。（后来，在我二十一岁时，打断我的腿的其中一个，不知什么原因，大概是*罪被判了八年徒刑；另外一个在广州被人打成残废，什么也不能做；有一个很早跟随他父亲调走了，情况不知。）我一直在想，这些“红孩子”也太不争气了，也许是天意吧。
（十六）医院门诊（2）
二
我的腿被打断的第二天上午，妈妈把我抱上一辆板车上，送我到医院里看。其实，像我们这类人根本不知道等待我们的命运是什么？突然，从远处传来锣鼓喧天。一般我们听到锣鼓喧天得赶紧躲，这粗犷的喧嚣里大多有侮辱我父母亲的口号，妈妈站在原地等了一会儿，一队农村人的送“毛选”的队伍走过。队伍中有三四个人手捧“毛选”四卷，上面用红绸带扎了一朵红花。现在想来，大概哪些人就都是些文盲，捧着这“毛选”表示红心，天下尽有如此滑稽之事。这时的人，大多是内心空虚、矛盾，没有任何道德原则，蔑视人性，冷酷而富于狂热激情，把所有的本能，所有的冲动，所有的感情，所有的爱心，甚至所有的一切都献给了个人意志，以至到后来精神走向崩溃。往日的理想己走火入魔，“旧的自我”在分裂，就如上世纪八十年代，潘晓所感慨的那样，为什么人生的路越走越狭窄。
清晨的阳光照在绿油油的草地上，露珠在阳光里闪闪发光。闪动着迷人的光彩；妈妈愁眉不展，闷闷不乐地用板车拉着我和弟弟，去十五里远的医院。大板车后面跟着一个女的（她老公姓李，跟我父亲一样，都是军分区过来的），背着一把日本式的“三八”盖步枪，监视我妈妈，大概是怕我妈妈逃跑。这人个儿也不太高，面像好像本来就不善，阴阴的一副苦瓜脸，充满暴力，毫无和蔼可言。她身上显露出高人一等的蔑视，在路上没有跟我妈妈说过一句，保持着高度的革命警惕性，以致后来我见到她还感到恶心。
这本身就是人类的悲哀，是对一种侮辱人的做法。在许多年后的今天，我仍能回忆起当时的感受，对她有种鄙夷，并一直无法解释为何会有这种反应。
我们当年去全托幼儿园的那段山路荒废了，但新的路也一样要爬一座大山，这陡坡很长也很陡，大约去的一面有一公里多，回的一面有二公里，只是比过去的老路稍缓。
妈妈迷惘地用哪板车拉着我们兄弟，艰难地拉着上这大陡坡，在这坎坷的山坡上缓慢爬行。妈妈拉到一半多时，实在是拉不动了，这监视妈妈的女人没帮我妈妈推一下；妈妈只能要弟弟下来自己走。弟弟不肯下来走，妈妈对了发脾气，他下板车哭着跟在后面走。当时，弟弟也只有四岁，本来还是在妈妈怀里撒娇的，可生活让我们过早地承受灾难。我知道妈妈除了悲伤和绝望外，还有一种虚无缥缈的希望。
这些痛苦不是一般地烙在我的心上，也叫我懂得了“人性”。正如有人说的，世界上最可怕的不是动物，而是人。我看出妈妈脸上的伤感，一种无奈的筋疲力尽。
瑟瑟寒风吹着妈妈的身体，蕴含着一种无名的绝望，不时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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