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来了。现在回想起来，心酸的泪还会夺眶而出。
是呀，当时我们就是这么清贫，再也拿不出什么好的来。吃完饭，我还挺自豪地问舅舅，这好不好吃。真是傻得可爱。
舅舅或许是想安慰我说：“好吃，好吃。”过后，他转过身去，用一块方格手巾擦了擦眼睛，想来也是心酸。
我们又走了二十五里路，在医院见到了妈妈。妈妈又是惊喜又是心酸，觉得他这么老远来看她（走了九十里），太辛苦了。
晚饭是妈妈在供销社的饭店里请得舅舅，三毛五分钱一碗的肉片汤，还有萝卜炒肉丝，粮票是舅舅拿的。其实，舅舅吃得很少，大多数是我和弟弟俩吃的。妈妈和舅舅都在全神贯注地交谈，说我爸爸被他们抓了起来，后又跑了。妈妈那种小心翼翼的动作和严肃的目光，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
晚上，舅舅同我们都在医院里睡的，我不知道他们姐弟俩谈了多久，也许是我累了，早早地进入到睡梦之中了。
第二天上午，妈妈同主治医生说，说要送一送她弟弟，医生同意了。不过这时妈妈的精神显得格外好，仿佛看不出是刚刚从死神那里逃回来的人。如果细心看她的眼神，会觉得她流露出一种肝肠欲断的痛苦和悲哀。妈妈陪舅舅在这街上走了走，这里也是舅舅生活过的。午饭，是在医院里吃的。
“姐姐，你身体还没好，就不要送我了。”舅舅关心地说。
妈妈想要我舅舅多住几天，好像还有许多话没说完，但舅舅说他只请了两天假。其实，我妈妈是心痛他昨天刚走了近九十里的路，今天又要走那么远的路。这样，他们双方都让了一步，舅舅下午就走，我妈妈去送他。
走了四里远的路，舅舅一定要我妈妈回去。这时来了一辆大拖拉机，妈妈招了招手（原来我父亲管过车队，他们都认识我妈妈），拖拉机停下来让我们都坐了上去，这就少走了三十里路。但还有五十五里的古道要走。
我们母子仨人又送了舅舅一程。这时，大家都没有说什么话，心里都在想多聚一点时间，好像谁都毫无贪恋能有下一次见面。这份亲情纯朴地隐藏在心底。
收获完的稻田显得有些凄凉，小溪里的石头封阻不了流去的清泉，河底下黄色的砂粒能看得清清楚楚。潺潺的水声穿透了空间，现得一切都是那么清静。然而在妈妈的眼里，却有种难以想象的痛苦，妈妈和舅舅陷入在缥缈的伤感之中。
我们送到舅舅到了分水坳，再往前走就是龙南的地界了。这时，妈妈一直忍的感情突然暴发，呜呜地发出了惜别的哭声。一缕误入歧途的阳光，从树上斜斜地照在我们身上，窥视着这一幕悲欢离合的场面。
妈妈和舅舅拥抱在一起痛哭。这悲哀的哭泣，在这山野里回荡。现在想来，我们哭的是这种分手的感情，或是生活给我们的一种悲哀的心曲，舅舅哭的是我们凄惨的生活。让这两种悲哀合流在一起，也就哭出了人间这种悲哀和悲伤的本质，同苍茫的大山融入在一起。
谁都想留住这一刻，可谁都知道这是不现实的。山涧片片红叶飘，只恨相聚短；片片红叶落，不知谁知情？
舅舅大约走了十几米远，一回头，我们又跑上前去，拥抱在一起哭，也许是想想多年的苦都哭出来。这山野里笼罩着一种深沉的悲哀，也把我们的哭声融进去了。这一幕一直不断地向我的记忆里，填塞进一种意识的延续，不断地涌现在我眼前。
“姐姐，别这样……千万要保重呵……”舅舅话没说完；又大声哭了起来。
“迪茂，你快走吧！”妈妈对舅舅说。
我和弟弟也大声哭着说：“舅舅，再见……”
我们就这样与舅舅惜别。真是相见难，相见短；别时更难，难，难，难！苦，苦，苦哇！
这一声“再见”，又是近十年才相见！这是我从懂事以来见到除父母亲以外见到的第一个亲人，也更懂得亲情的内涵。
2004年5月初
（三八）往事 毛泽东去逝
（这是1976年的事）
我不知道我应该怎么写，但在这“永恒”的痛苦中，我们还在愚昧地感恩，这或许就是我们这一代人身上的劣根性。这种劣根性附着一种精神的禁欲，而会生出那奇怪而“纯正”的花朵，让灵魂附庸在庄严的光明里，或升到理想的光辉灿烂的梦幻里，无论是政治或精神都愚昧地把希望寄托在梦幻中。这些我都曾经有过……
童年的生活，在我心中留下了终生难以平复的伤痕，只要是闭上眼睛，脑海里就是黑暗与血腥笼罩。伟大的运动一次又一次把我的家人推进深渊，演义进一个个肝肠欲断的故事。我怀着巨大的悲痛，咀嚼着这段苦涩的历史……
这年的9月9日，毛泽东去逝了，这是中华大地上的一个哀号。大概是第三天下午，有一个女人（姓曹，61年生，小学和我是同班同学，不到二十五岁就成了寡妇。她嫁给一萍乡知青，“回城”到萍乡煤矿工作，因瓦斯爆炸死在煤矿里）见我妈妈下班回家，就到林场去打小报告说，我妈妈听到毛主席去逝了很高兴，走起路来也便神气了。这可了得，典型的“现行反革命”，先是在队里进行批斗。当时的人不知道是真有阶级感情，还是装腔作势，每天晚上都要开批斗会，打耳光却是常有的事，说我妈妈不老实狡辩。这种灾难就无中生有地落在我妈妈的身上。现在想起来，这人是极其耐人琢磨，其用心我也无法揣摩。说句实话，我们家跟她家并没有恩恩怨怨，就凭我妈妈的走路就知道我妈妈的心里，也算得上是一个小“巫婆”了。这种忠于的崇高境界和实足的奴性，是现在人望尘莫及。
在这种环境里生活，我们更切实地感受到无奈。以这样的情况来说，这种政治洗礼过人的无耻，除了愤慨外，使我内心更多的是悲哀。这跟教育引导下的悲剧是紧密联系的。她们（他们）摈绝廉耻的无中生有的“阶级”感情，也叫人感到不可思议。
谁碰到这种事都会感到黯然，恐怕对每个被管制的人，都是无法摆脱的灾难。这就是一代人的命运。后来，我跟妈妈交谈时，她说那时她对毛泽东是很虔诚地忠于的，觉得他身上有特殊的魅力，并没有像那小“巫婆”去告密的那样。
另一件事，就是发生在我身上。开追悼会的那天，吃过了中午饭，学校就把全部学生组织起来，排着长长的队，到十五里路以外的总场礼堂去开追悼会。当时的气温特别高，火辣辣的太阳太毒，照在人的脸上，会使眼睛发出黑色的光斑。
这礼堂里除了一些机关干部和先进分子，就容不下我们了。我们就站在外面的太阳下晒，等待广播里的声音，并让我们从右边的门走进去，从左边的门走出，在礼堂里走了一圈。舞台上是幻灯打出的毛泽东的遗容，里面的人是哭声一片，好像确实比他们的亲爹死了，哭得要伤心。我进去了，好像也受这气氛的感染，我的眼眶里也闪了一点泪花。要说是否是真的感情，我也说不上来。如果是按平时，我的眼泪特别脆，不清楚我为何没有跟这些人一样放声痛哭。但出来后，又继续排队在太阳里晒，没过多久我就中暑呕吐起来，旁边的俩同学（姓李、何）马上把我扶到总场大门里去休息，喝了一些凉茶。在我们到时，这里面己有四五十人中暑，医生是忙得不亦乐乎。
姓李的对姓何地说，再这么站下去，我也真受不了。这种感觉是一种不可言喻的奇妙心情。开完这追悼会，我们又排着队走回学校。
十月的一天下午，我去学校的食堂里打饭，礼堂的地上有写好的标，让一些知情的学生在窃窃私语，我也没有认真去听。等我打到饭走出了礼堂，墙上就出现了打倒“四人帮”的标语。我先是一震，因为有毛泽东的老婆江青，让人不可思议。晚上就开了全校大会，随着广播的宣传，这十年的*好像也基本结束了。但我没想到命运又一次捉弄了我们。
这就是说，打倒“四人帮”也好，“*”结束也好，并没有给我们家带来福音，反而使我们家坠落更凄惨的深渊。其实，这“*”阴魂未散，基本上还是这些人把着权力。在生产上还是搞什么“开门红”、“红五月”、“报喜”、“表决心”之内的事，大多数是一种“形式主义”。开会学习还是沿用了那些“力争思想与生产双丰收”，“最高指示不过夜”的形式主义，搞得都是表面文章，就如同那种“一辈子扎根农村闹革命”一样，实质上就是一句谎言，后来的“回城”就证明了这一点。
2005年10月写
（三九） 往事 上访北京（1）（1977年4月）
（这是1977年4月底己后发生的事）
四月底的南方，己是绿肥红瘦的时候了，但依然可以想象起来这山花的风姿万种。随着“四人帮”的打倒，我们家又再一次可塑成“四人帮”的爪牙，生活理所当然地嘲笑我们的生存，悲剧的生活依旧在演义，处处都是伤心事。
我的心灵再一次遭受蹂躏，希望与憧憬像是一个破碎的玻璃球，在阳光下折射出累累伤痕的光芒。主要的原因是我爸爸多次上访，说是跑到“四人帮”哪里去告黑状；其次，就是“*”参加了“打、砸、抢”，是“打砸抢分子”。但我父亲错误地估计了形势，没认真考虑这“*”的阴魂末散，就决定带着我们一家去北京上访（过去只是爸爸一人去）。从那次去了北京后，北京在我心里不再是神圣的圣地，我说不清楚这是什么样的感觉，但人们还没有从盲目愚昧的人神崇拜中解脱，那种不可一世的精神支柱，还像夕阳一样无限好。其实，我们一家也是怀着这种愚昧的希望，走上了去北京上访的路。
这不过是一个“纯洁”梦，梦醒后更多的还是惘然。我当时己十五岁了，岁月的苦难熬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