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剩下他自己了。李斯对同侪的态度，既与他的治国主张相副，又未尝没有固宠之意。在权力盛时，他已生惧意。那时他儿子娶的是公主，女儿嫁的是王子，整日拜谒填室，车骑塞门，李斯叹道：荀老师曾说事不可太盛，物极则衰，不知以后我会怎么收场。
当年李斯西投，除干求功名外，还有一番意思便是实践自己的政治理论。如今志得意满，又不免难继之忧。秦二世时，李斯为了保命，甚至对皇帝说：明主就是要灭仁义，绝辩争，大大方方，想怎么来就怎么来。这种议论空前绝后，便是黄皓魏忠贤辈，也从没敢公开这么说。他还运用自己的学识，给这种奇特的主张以详细的论证。但如此阿上，也不能取容于赵高，后来李斯自知难保，索性与赵高反目，硬着头皮说些忠言，自然是想成则全身，不成也博得个身后之名。
后人感叹李斯之死，或说他不懂得功成身退。其实这个道理，李斯何尝不知，只是他一手奠定的格局，已没有那种水滨林下，可为他的退步了。当年商鞅出亡，想找个旅店，店主说：“商君的法令，如果收容没有合法身份的人，坐以同罪。”商鞅只好长叹自己的“为法之弊”。在这一点上，两人的境况真是相似。
另外，不能说是李斯一手将关东卖给秦国。举天下以奉一人，李斯没这么大的本事。六国自己先失了方寸，当年的樽俎之容，会盟之礼，扫地无余，大家尽情攘夺，不知黄雀在后。至于士人阶层，分崩离析，疾走先得，与李斯只有五十步与百步之别。秦政的集体惩罚，实在是这些人有以自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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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节：山厌高而水厌深：曹操（1）
山厌高而水厌深：曹操
谈曾静案时，我曾提到曾静有种迂阔的见识，以为皇帝该文人来做，而不该让“世路上的英雄”来做。其实，“我学中人”是出过一位“皇帝”的。那便是曹操。——或说，曹操并没有做过皇帝啊。是的。不过他无其号而有其实，算得上是无冕皇帝。不管他冤不冤，且按住他来说话。
曹操年轻时喜欢的三件事，是冒险、游戏和狎侮同侪。曹操一家都是老实人，对这么个孩子，想管也管束不住。史称曹操好游侠，那时世家子弟的游侠，不过是些半大孩子胡乱闯祸，惹出事来由家里承当，而对方看在家长的面子上，尽量不和他们计较，往往而成其名。
难怪那时的名士，多不说他好。在他们眼里，曹操既轻躁，还眼尖嘴利。也有说他好的，如桥玄。后来曹操对桥玄感念无已，称“士死知己，怀此无忘”。——曹操大张旗鼓地纪念桥玄，不无对别的品评者含讥带讽之意。
年少时曹操不是好学生。从顿丘令任上罢归后，他老老实实地在家读了几年书。再出来时，已经通经书，明古学，成为“知识分子”了。文士而称孤道寡的，此前有一位隗嚣。只是隗嚣不唯场面小，便是文才，也没有办法和曹操相较。
通常，政治领袖不需要特别优异的才能，不仅不需要，还最好没有。魏晋以下的皇帝都爱摆弄诗文，除了李后主和宋徽宗这两个背运皇帝，也都谈不上高明。后人每以后主和徽宗为玩物丧志之戒，但问题不只在玩物丧志。文才是文士的身基，武略是武士的食源，做皇帝的，如果对这些事太内行，臣下难免要不自安，即所谓“月明星稀”。至于乾隆与臣子争才，那是他没有自知之明，真以为自己的诗写得好，字也写得好。他的臣下，口中唯唯，心里从没觉得皇帝的天才对自己有什么威胁。
曹操的诗才，比著名的“建安七子”还要高。这就有点咄咄逼人了。文人对君主的期待，是以爱好者的身份来做文学的保护者，像曹丕那样。而如曹操，许多事情都哄不住他，实在是有些为难。倒是曹操，可以在那里傲慢地感叹“天下人相知者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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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节：山厌高而水厌深：曹操（2）
不仅如此，曹操还可以利用他的特殊地位，做一些别的皇帝做不好的事情。比如他敢诛孔融，是因为他能估计出如此做的后果，在当时以及在身后。他知道士人的弱点，他知道舆论的构成；他可以借仗他和读书人的关系，他也知道孔融和别的文士集团的关系。他处死杨修后，可以以“圈内人”的身份给杨修的父亲杨彪写信，直言“同此悼楚，亦未必非幸也”。孔杨之死，不会影响帝权与士人的合作，因为曹操自己有一半的身份就是“士”，这一身份，他一直小心翼翼地保留着。再看别人。嵇康之诛，便导致一大批士人与司马氏不合作。至今，嵇康之死仍然是著名的悲剧，至于孔融，人们多只记得他的“让梨”。
曹操之不称帝，和他的角色有关。“庖人虽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皇帝果然是该“世路上的英雄”来做，诸葛亮再高明，做梦怕也不曾梦到自己当皇帝。后人每称道诸葛亮的“忠”，其实那是——用今天的话说——“敬业”，或守本分。曹操自明本志，声称“欲望封侯作征西将军，然后题墓道言‘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此其志也”，其实是真话。
曹操的名声差，一大半是因为他不是皇帝。如果他做了皇帝，李世民就不好说他“有无君之迹”，许多人也只好闭嘴了。另一小半原因，则是他以士人的身份掌天下之柄，两边的好处都占到，而才能又高，用朱熹满怀嫉恨的话说，叫“连圣人之法都窃了”。
顺便说一句，《三国演义》是小说，而且是一本极其缺少历史感的历史小说。《三国演义》看得入迷，会染上“纵横家气”。——实际上，这是一种风俗，从铁匠铺的学徒到大学里的教授，往往沾染。他们讲究的是运筹帷幄，撒豆成兵；把天下事运于指掌间来谈，仿佛面前是摆着万国图或地球仪的，所以能视五千年如盘水，二万里如掌泥，捭阖之方圆之，无不顺手。如此论史，“戏剧性”是有了，但也只有“戏剧性”而已，说来说去，还是说书的。——曹操年轻时也是有些纵横家气的，后来日渐其少，建安十年以后，就不大见得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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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节：兔角弓射无明鬼：司马相如
兔角弓射无明鬼：司马相如
汉代“纯文人”中，我最喜欢与最不喜欢的，都是司马相如。他的文才，自不用说；他的性格，大有可爱之处。最有意思的是“当垆卖酒”这一出，迹近无赖，然而无赖得有风度。顺便说一句，当初他勾引卓文君，是看上了卓老太爷的家产，不过结尾圆满，历代不以为乱。
司马相如是成都人，卓家在临邛。他把卓文君拐到成都，等了些日子，不见被迫做了老丈人的卓王孙送来一个大子儿。京剧里有几句词，“老爹爹百般施辣手，他那里皱双眉借酒浇愁。不如回转临邛走，开设酒店在街头”，说的就是这一段。他们回到临邛，在卓王孙鼻子前面开了家小酒馆，两人自操贱役，一个卖酒，一个跑堂。卓王孙斗不过他们，只好送上钱财，于是，像童话里说的，王子与公主从此快乐地生活在一起。
司马相如本来也出身富家，花钱谋为郎官，家产荡尽，才出此下策。他是喜好事功的人，看名字便可知道。此番有了经费，不数年，又去做官，因为《子虚》、《游猎》二赋，得到武帝欢心。以后的年头，或宦或否，逍遥自在。若到此也就好了，但他终于肠热难耐，做了那篇《封禅文》。
封禅之说，起于齐国，但当年齐桓公想封禅，管仲谏而止之，不愿意让齐国成为大家伙的眼中钉。按早期的理论，改朝换代后才好封禅，相当于取得天的授权，合法地君临大地。第一位封禅的皇帝是秦始皇，第二位就是汉武帝了。汉武帝很想成为接天贯地的名君，喜事功，好祥瑞，花样百出，心犹未足。司马相如的《封禅文》，可以说马屁拍在了前面。
此前，封禅的事也有儒生提过，但没人能够像司马相如这样，详细而雄辩，力证汉武帝是如此伟大的君主，可以封禅，应该封禅，必须封禅，如不封禅，老天爷一千个不答应，老百姓一万个不答应。有意思的是，司马相如殚思极虑写了这篇雄文，一直藏在家里，待机而售；然而很快生了重病，便在临终前嘱托卓文君，皇帝若派使者来求书，把这一篇送上去吧。
我不喜欢的不是《封禅文》的谄谀，而是谄的方式，——先意承志。帝制下讨生活，不说些奉承话，是不可能的。但把事情想到前面，先主上之忧而忧，后主上之乐而乐，如非心性熟透，何能及此？
日前一个朋友购入一批书，我帮他搬上楼。他养的一条狗，看到我们往家里搬东西，非常兴奋，打滚撒欢，伴以高唱，我想那唱词不过是“我家好兴旺”之类。我觉得奇怪，如果主人搬来牛肉，也或许有它的份，它的高兴，大有道理；但我们搬的是书，它又不识中国字，跟着瞎高兴什么？说不定里边还有本《怎样烧狗肉》呢。
这个就是境界了。当年梁启超骂奴性，云“依赖之外无思想，谄媚之外无笑语，奔走之外无事业，伺候之外无精神”，以及“言主人之言，事主人之事”。其实还有更高一层的，为言主人之所难言，事主人之所未事，奴才做到这个份上，才算有成。奴才和奴隶不同，奴隶是不得已而为，想不做而不可得，奴才则其乐陶陶，一日无主，反倒浑身不舒服。——当然，他们并不是没脑子，自甘下贱，而是自有其理由，那便是沈约说的“鼠凭社贵，狐借虎威”。所以古人早有预报，不可以因其柔媚而轻侮之，因为他们一旦遇到批评，立刻就会招来主子，指示对手所在，以及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