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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突然折入贵州，出乎蒋介石意料之外，一下子就把十几万敌军甩在湘西，赢得了主动。15日攻占黎平后，部队得到了两个月连续行军作战中的第一次休整机会。但是，转变战略方向问题虽在通道会议上提了出来，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博古、李德不顾国民党重兵仍在湘西的实际情况，依然主张从黎平再北去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于是，中共中央政治局18日在黎平开会，讨论红军今后的战略方向问题。
这次会议显然比通道会议开得从容，因此大家都有机会坐下来各抒己见。毛泽东这次不仅讲了红军进军路线，同时还提出在川黔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建议。会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朱德非常赞成毛泽东的意见，和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等多数人站在一起，否定了博古、李德要中央红军去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
这以后，中央红军向黔北重镇遵义直进，于12月底到达乌江南岸瓮安县猴场一带。野战军司令部开始部署强渡乌江的战斗。这时，博古和李德仍对黎平会议的决定持不同意见，再次主张不过乌江，回头东进同红二、六军团会合。
于是，1935年1月1日中央政治局在猴场召开会议，对博古、李德提出批评，决定强渡乌江，并通过《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强调：“首先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务。”
1月2日至6日，朱德指挥中央红军分三路分别从回龙场、江河界、茶山关渡过乌江天险。7日，林彪和聂荣臻指挥先头部队智取遵义。8日，朱德命令：“军委纵队明日进驻遵义，以纵队司令员刘伯承兼任遵义警备司令。”
遵义，北倚娄山，南濒乌江，西南环青山，东北枕湘水，地形险要雄伟，为黔北第一重镇、贵州第二大城。红军进驻遵义，受到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进城后，朱德和周恩来率红军总部住在遵义老城枇杷桥原国民党二十五军第二师师长柏辉章的公馆楼上，毛泽东和张闻天、王稼祥住在遵义新城古式巷原黔烟旅长易少荃的宅邸。
康克清跟随朱德一进柏辉章的公馆，只见房间到处是纸屑和破碎的物品，杂乱无章，说：“你看零乱的，可以想象它的主人逃跑时是多么惊慌和狼狈。”朱德暗自一笑，说：“不管怎么说，这是离开根据地以后最好的住处了。”
1月12日下午，在遵义省立第三中学操场上召开有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朱德首先讲话，阐明红军是工人农民自己的队伍，红军有严格的纪律，自觉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并宣传红军的主张，愿意联合国内各党派、军队和一切力量共同抗日。接着，毛泽东、李富春和遵义群众代表也讲了话。大会宣布成立遵义县革命委员会。会后，朱德还参加了红军篮球队和遵义三中篮球队进行的友谊比赛。
遵义会议上的失声流泪与声色俱厉（4）
自从进驻遵义城之后，康克清就接受了筹粮、筹款和扩大红军的任务。接下来几天，她每天早早起来，到群众中去，宣传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政策，没收官僚资本家的财产，动员青壮年参加红军。晚上回来后，往往浑身疲劳，腰酸腿痛。同时，她也在协助政治局做一次即将举行的重要会议的筹备工作，要求特务连一定要保证会议的安全、做好为会议服务的各项工作。
1月13日深夜，周恩来和朱德等正在作战办公室听参谋人员汇报军情，博古突然来了，他问周恩来道：“恩来同志，你的军事报告准备得怎样？”周恩来严肃地说：“勉强可以了，不知会上能否通过？我是做好准备检讨。你的报告呢？”博古说：“差不多了。我看会可以开了，会场准备好了吗？明天，你可以通知开会的人啦。”
周恩来接着问：“原定召开政治局会议，是否干脆开一个扩大会，请几个军团负责人也在会上讲讲，他们不是也很有意见吗？”博古想了想：“照你的意见办，不过五军团的政委李卓然和中央代表刘少奇不在遵义，可能一时赶不到，你得立马通知。”转而问朱德：“一军团的林彪和聂荣臻，听说都在遵义，是吗？”朱德答：“是的，不过聂荣臻的脚过湘江后化脓，前两天在卫生部疗养，林彪与他大概住在一起。”
博古道：“那很好，其他领导人都在遵义，通知即到。”周恩来说：“会场就在楼上，稍加布置就可开会，我立刻给卓然、少奇同志发电报，通知他们明天赶到。”这时，朱德说：“恩来同志，你该休息啦，搞不好，后天的会，你要唱主角哟。”周恩来眨眨眼，意味深长地苦笑了一下。
1月15日，具有划时代重大历史意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老城红军总司令部驻地“柏公馆”楼上召开。参加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云、洛甫（张闻天）、博古；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凯丰（何克全）；红军总部及各军团领导人有总参谋长刘伯承，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一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三军团团长彭德怀、政治委员###，五军团政治委员李卓然，中共中央秘书长邓小平；洋顾问李德列席会议，翻译依旧是伍修权。总共不过20人。
会议的中心议题一是建立苏区根据地的问题，二是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由于政治局和军委白天要处理战事和其他重要事务，会议在接连的几天里多是在晚饭后开始，每次都开到深夜。
会议由博古主持。会场静下来后，他从一只黑牛皮挎包里取出一份事先准备好的报告提纲，放在桌上，用手扶了扶眼镜，带着一口浓重的江苏口音向大家讲开了。在《关于五次反“围剿”总结报告》中，博古虽然对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做了一些检讨，但主要还是强调各种客观原因，认为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敌人强大。
随着博古不紧不慢地报告，李德不停地点头，很长时间以来不见的笑容又出现在他的脸上，与会者也都认真地听着，但多数人的脸上逐渐流露出不满的情绪。朱德边听边暗自发笑，心想：这哪里是报告，完全是“左”倾路线的辩护词。
好不容易等到博古讲完，周恩来紧接着作了关于第五次反“围剿”军事问题的副报告。他在报告中详细说明了中央的战略战术，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离开中央根据地的原因，重点指出主观方面的错误，对李德和博古进行了不点名的批评，对自己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做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并主动承担了责任：“我对这些错误负有责任，欢迎大家批评。”
大家轻轻地松了一口气，开始时不安的心情被一种兴奋所取代，细心的朱德只见博古、凯丰听得皱起了眉头，李德更是看出了苗头，一个劲地抽着雪茄，以掩饰自己的慌乱、发泄自己不满的情绪。
两个报告听完后，会议转入大会发言。洛甫首先站起来，说：“针对刚才博古同志讲的，我想讲一下自己的看法，不对的地方请诸位批评。”
遵义会议上的失声流泪与声色俱厉（5）
博古用异样的目光看着洛甫，他到底要讲些什么？与会者把目光投在洛甫的脸上，十分关注，只听到他的声音铿锵有力：“我认为，博古同志的总结根本没有说到实处！第五次反‘围剿’是因为国民党太强大？是因为苏区条件太差？是因为帝国主义支持？……那么我要问一句了——前四次反‘围剿’与第五次有什么根本的不同？！我们必须面对事实、承认事实！这一年来，党内根本没有民主。博古同志把李德同志捧成太上皇，言听计从，别人的意见一点听不进去！李德同志更是自以为是，高高在上。其实他根本不懂中国的国情，完全按照洋框框，凭想当然指挥作战……”
博古感到震惊，想不到洛甫居然在会上批评起他来，作为高级领导人，过去很多时候他们常在一起合作共事，虽然免不了有一些嫌隙但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会这样反对他的意见。过去他们之间的距离，今天好像又拉长了，这是他无法理解的事。李德听了洛甫的“反报告”很是不安，想发作恼怒但又无可奈何。
这时，毛泽东把手中的烟头掐灭，站起来：“洛甫的发言，就是我要说的。我再补充几句。”在会上，毛泽东针对博古的总结报告作了长篇发言，批评博古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主要归结于敌强我弱的客观因素，着重剖析了“左”倾军事路线实行消极防御战略方针的错误及其表现，如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御时的保守主义、转移时的逃跑主义。他还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由此而产生的战略战术问题。朱德边听边点头。
毛泽东的上纲上线，使会场顿时肃静起来。李德听完伍修权的翻译，脸涨得通红；博古预感到了什么，神色有些苍白……朱德冷眼瞥着这两位，这时林彪等鼓起掌来。
王稼祥激动地从躺椅上站起来：“我说两句！”朱德知道他腹部有伤，关切地说：“稼祥同志身体不好，坐着说吧。”王稼祥向朱德笑笑致意，坐下来，伸出三个手指：“我就说三句话。第一，完全赞同洛甫、老毛的发言。第二，红军应该由毛泽东同志这样有实际经验的人来指挥。第三，取消李德、博古同志的军事指挥权，解散‘三人团’！”说完，博古、李德一震，同时只听到大家都鼓起掌来。
不知不觉墙上的挂钟已将时针指向凌晨0：30时了，正想找台阶下的博古说：“今天会议就进行到这里吧，明天继续。”
会议散了，但大家都没有休息，在会下展开游说，争取与会者同意自己的观点。
第二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