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夺过担子挑上肩，迈开大步就走。
朱德挑了一阵，在休息号声中放下炊事担子，掏出烟斗悠闲地抽着烟，同周围的人摆起龙门阵来。这时，从后面走来几个喘着粗气的战士，他们一看这个上了年岁的老同志：黑黑的脸膛，满嘴的胡须，身边放一口大锅，断定是伙夫班长，于是亲热地上前招呼道：“喂！老班长，有开水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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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张北上却南下的红司令临大节而不辱（9）
朱德抬头一看，见战士们渴得那副模样，连声应着：“有！有！请稍等一下，我马上就烧。”说罢，就起身拿锅。这时，坐在旁边的小李着了急，一边夺下铁锅，一边向着那几个战士气呼呼地大声说：“这是总司令，什么班长不班长的！”战士们一听愣住了，脸红红地低下了头……
8月，朱德率红军走出草地，突破腊子口，然后以破竹之势横扫甘南。任弼时回到二方面军，和贺龙、刘伯承率部由哈达铺向甘陕边境一带推进。这时，毛泽东令红一方面军一部西进，策应二、四方面军，形成红军三大主力会师的有利态势。
9月初，蒋介石在平息“两广事变”后，为阻止红军三大主力的会合，急调胡宗南部由湖南兼程北进，企图抢占西（安）兰（州）大道，隔断三大主力红军会合的通路。党中央要求二、四方面军迅速北上至隆德、静宁一线，不让敌人占领该线。在接到中央来电后，朱德多次找张国焘等商量部队的行动问题。可是，张国焘畏敌如鼠，主张西渡黄河进入甘肃西北部，朱德坚决反对。张国焘恼羞成怒，提出辞职。朱德也毫不退让，说：“你不干，我干！”
于是，朱德找来作战参谋，挂起地图，着手制订部队行动计划。张国焘看甩手不干也难不倒朱德，又改变态度，愿意放弃个人意见，赞成北上。于是，在岷州三十里铺召开的西北局会议上，最终通过了北上实行静（宁）、会（宁）战役的计划。
9月20日，朱德致电毛泽东等通报岷州会议决定并说：“张于本日已北进，我明日率总部行动。”21日，中央回电：“四方面军北上部署既定，对整个战略计划甚为有利。”中央为统一指挥，准备让毛泽东、彭德怀、王稼祥三同志赴前线，与朱德、张国焘、陈昌浩组成军委主席团，统一指挥三个方面军。
可是，张国焘并不是真心同意岷州会议的决定，他到达漳县的四方面军前敌指挥部后，立刻向没有参加岷州会议的前方负责人片面宣传他的西渡黄河的主张，还流着泪说：“我是不行了，到陕北准备坐监狱，开除党籍，四方面军的事情，中央会交给陈昌浩搞的。”接着，又提出一套西渡黄河、抢占永登、红城子地区做立足点的方案，并且不经朱德同意，发出部队停止北进、掉头向西的命令。他还向红军总部通讯部门发去密电：“所有未经我签字的电报一定不准发出，请兄等绝对负责。”
朱德得知张国焘突然变卦、擅自决定变北上为西进的情况后十分忧虑和气愤。正是一年前由于张国焘的分裂行径，导致一、四方面军草地分离，致使南下部队陷入困境，遭到巨大损失。现在，眼看三大主力要会师，张国焘又想另搞一套，是可忍孰不可忍！朱德意识到，这是关系到红军前途命运的大问题，必须坚持斗争。他通宵未眠，于22日凌晨到黎明连续发四封电报。他致电张国焘，对其改变行动部署“不胜诧异……深为可虑”，提出立即在漳县再召开会议“续商大计”。他又致电通知参加过岷州会议的人员立即赶往漳县开会。同时，他不顾张国焘不准对外发报的禁令，排除干扰，致电中央和在陇南的第二方面军，通报情况，表示他坚持北上的计划。
天一亮，一夜未睡的朱德又飞身上马，疾奔漳县，一天内赶了120里路。9月23日，西北局会议在漳县附近的三岔——四方面军前敌指挥部再次召开。朱德在会上一反平时讲话的平和语气，责问张国焘：“现在迅速北上，可以不经过同敌军决战而实现会合，为什么不会合？为什么不经过西北局重新讨论就改变计划？”朱德尖锐地批评张国焘这个错误做法是关系到组织原则的严重问题，应当弄清楚。张国焘蛮横地说，他是书记兼总政委，调动部队他完全负责，经他决定了可以不经朱德同意。张国焘还在会上大肆宣传：这时黄河容易渡过，又可以避免同强敌胡宗南在西兰大道上决战，将来仍可以达到会合的目的。
会议最后通过了张国焘的西进方案。朱德表示坚持岷州会议原案，要张国焘对这个改变负责任，并把这个决定报告中央。漳县会议后，张国焘立刻命令四方面军先头部队西向洮州进发，准备在兰州以西的永靖、循化一带北渡黄河，进入甘肃西北部。
主张北上却南下的红司令临大节而不辱（10）
9月26日，党中央再次致电四方面军要求北上。同时，张国焘接到先头部队报告：从老乡处了解到现在黄河对岸已进入大雪封山的季节，气候寒冷，道路难行，渡河计划难以实现。张国焘感到进退两难，骑虎难下，致电党中央：“提议请洛甫等同志即以中央名义指导我们”，请求党中央做出西渡还是北上的抉择。
很快，党中央于27日回电，提出一、四方面军“合则力厚，分则力薄”，“万祈决策北进共图大业，免使再分难合，各陷不利地位，至祷至盼”。至此，张国焘不得已放弃了他的西渡方案，并在同一天和朱德等人向党中央报告了部队行动计划。
10月9日，朱德率四方面军总部到达会宁，受到红一方面军迎接部队和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当见到红一方面军红一师师长陈赓时，朱德这位铁骨铮铮、有泪不轻弹的硬汉，激动得热泪盈眶。有多少人知道，为了红一、四方面军的会合，他经历了多少曲折、艰辛！
随后，朱德抓起电话筒跟在90里外的红二师政委萧华通话，首先问的一句话就是：“毛主席好吗？周副主席好吗？”电话打了足足半个钟头之久，不知有多少话要说。
10月10日，古老的会宁城披上了节日的盛装。五颜六色的标语贴满了大街小巷，鲜艳的红旗在城头上迎风飘扬。这一天，歌声嘹亮，人山人海，不少群众从很远的地方赶到会宁西津门内的文庙广场参加这次盛况空前的庆祝红军一、二、四方面军胜利会师的联欢大会。会宁城到处洋溢着欢声笑语，所有人的脸上都是喜气洋洋。歌声、口号声此起彼伏，响彻云霄。
22日，红二方面军在贺龙、任弼时等率领下，也胜利到达会宁以东的静宁县将台堡同一方面军接应部队会师。至此，全体红军完成了举世瞩目的伟大而悲壮的战略大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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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战士泪水涟涟地摘下红五星帽（1）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
蒋介石被抓的消息传出后，在全国各地立刻引起了强烈反响。以孔祥熙、宋子文为代表的亲英美派主张和平谈判，营救蒋介石；以何应钦为代表的亲日派主张###张学良、杨虎城，扩大内战；中国共产党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并派周恩来、叶剑英等赴西安谈判。深受国民党反动派残酷压迫的广大人民群众听说蒋介石被抓，无不拍手称快，纷纷提出要杀蒋介石。有人说，蒋介石的罪恶，杀他一千次一万次也不解恨。
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很快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促进了国、共两党的再次合作，基本上实现了国内和平。中华民族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始形成。
1937年元旦过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各机关单位就准备向延安搬家。1月10日起，陆续动身迁往延安。朱德率领红军总部一部分人和部队打前站，康克清也跟随同行。很快，他们安家在延安城北凤凰山下的凤凰村。从此，宝塔山、延河水、小米饭、窑洞……所有的这一切，康克清逐渐地由陌生变得熟悉，由熟悉变为亲切了。
3月2日，康克清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前身是红军大学）学习，成了抗大第二期的正式学员，并担任二队女生队队长。开学典礼这一天，1300多名学员服装整齐，队列雄壮，精神百倍地接受中央领导的检阅。继毛泽东讲话后，朱德讲话，他勉励大家努力学习军事，学习对付敌人的游击战术；努力学习政治，领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团结全国人民，担负抗日救国的伟大任务。
对于康克清这个“望郎媳”出身的人来说，红军本身就是一所学校，到了红军队伍中她才开始真正学习文化、增长知识、增长才干和提高觉悟。如果说在中央苏区红军学校的那次学习她还感到比较吃力、还跟不上记笔记的话，那么这次在抗大，她就可以比较系统地学习军事政治理论、比较系统地提高思想理论水平了。
抗大的学习生活是严肃的、紧张的，也是活泼的、愉快的。在这里学习的，不仅有参加过长征的红军军、师、团级干部，也有来自曾在白区工作过的同志。可以说来自全国各地，真是五海四海呀。白天，他们听毛泽东讲辩证唯物论，听朱德讲党的建设和军事理论，听董必武讲中国现代革命史，听张闻天（洛甫）讲中国革命问题，听萧劲光讲游击战术……每天傍晚自由活动时，则到处是欢歌笑语。
朱德在给抗大学员讲完课后，常到女生队一起打篮球。他一来，康克清就希望同他不分在一个队。开赛后，双方争夺激烈，康克清见球传到朱德的手里，就大喊：“老总！快！快把球传给我！”朱德看也不看，就把球传过去，康克清接过球就跑到对方篮球架下投篮，或者传给自己队的人。球一进篮，跟朱德在一边的人就埋怨起来：“总司令！你怎么把球传给康大姐？她跟我们不是一边的！”
“啊！啊！我忘记了，上了她的当，下回注意！”朱德有些不太好意思地回答。可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