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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陈赓生前最后一次在大操场上为全院同志做报告。
临走的时候，陈赓又去看看小平房的那些老邻居们，他问唐凯的夫人邹光：“高兴吧？老唐扛上大牌牌啦！”
邹光抿着嘴乐：“高兴！他从沈阳授衔回来，我们俩特地骑上自行车，到江沿儿转了一圈！我还为他照了一张纪念照呢！”
“给我看看！”陈赓兴致上来，马上向邹光要照片看。他拿着唐凯坐在家里的照片端详了一阵，笑道：“很漂亮嘛！像个大明星！哎呀，我还没想到你邹光还是个摄影家呢！”
陈赓把喜庆和幸福留给了哈军工，他又冒着寒风匆匆回北京了。
1955年秋天的授衔，有个让军中知识分子感到困惑的问题：政工干部和军事指挥干部的肩章是金黄色的，人们称为“黄牌牌”；技术干部，如教员、医生等，则是乳白色的，人们称为“白牌牌”。不知道当时为什么要把这两个常常心存芥蒂的群体分成不同颜色的肩章。
当庆贺授衔的晚宴曲终人散之后，不少细心的“白牌牌”们小声嘀咕：“白牌牌不如黄牌牌，级别明显低一截。”
这可能有根据，因为庞大的助教队伍和学员中的部队调干学员，大多是少尉和中尉。
雷达教员李均来哈军工前是华北军区雷达兵正排级干部，她本应授予中尉或上尉，但当时只授予少尉军衔。
可彭启超的授衔就更特殊了，彭德怀关照过陈赓，他要压低侄子的级别。抗战时参加革命的彭启超，当年保卫延安时曾任副团长，最起码应该授予大尉军衔，却只授了一个中尉，全院为之哗然，唉，谁让他是彭元帅的亲侄儿呢！
史实证明，哈军工院、部、系各级领导干部的军衔基本上是合适的，绝大多数带“黄牌牌”的政工、军事干部，也基本满意。当然，也有个别级别偏低的。但是对带“白牌牌”的技术干部，特别是助教一级，确有“就低不就高”的倾向，当时，院党委忽略了技术干部军衔偏低的问题。不久，来自教员队伍的抱怨声传到了刘居英和刘有光的耳朵里，在党委会上议论这一问题时，委员们的统一意见是：根据国防部对高级知识分子评定军衔的指示，为了提高广大教员的工作积极性，应该适当提高他们的军衔。会议提出“一般按教衔定军衔，宜高不宜低；无教衔或有教衔而不能恰当反映本人当前学术水平者，则按国家教衔条例和审查教衔的办法衡量”。
徐立行和张衍建议刘居英和刘有光专程去北京向陈赓院长汇报此事。1956年春，刘居英和刘有光去北京见陈赓。
“这个问题要解决，”陈赓听罢汇报，背着手在办公室里踱着步子，明确地说：“我们是大学，知识分子干部的军衔要适当高于工农干部。去年冬天我回北京，正好戴其萼去空军开会，和我乘一节车，他也提过这个意见。新中国成立前已经大学毕业，一解放就参军的知识分子，只给授个少尉或者中尉，是偏低了，我看助教一级要授上尉。我们要为教员们争一争，特别要给老教授们授衔。我马上找宋任穷谈谈。罗帅有病，此事就不要打扰他了。”
几天后，刘居英和刘有光去见宋任穷，宋任穷态度明朗：“我们全军就军工这么一所高级军事科技大学，教员军衔评低了，会影响教学呀，应该调整。”
“是否过渡一段时间再调整？会不会对全军其他院校有影响？”刘居英委婉地试探着问，他害怕别人批评军工是“军老大”，闹特殊。
“今年春天就调整，”宋任穷断然道：“你们谁备个方案吧。”
几个月后，刘居英带着秘书李木，拿着军衔调整方案和名单再次进京，向总政甘泗淇副主任详细汇报，逐一落实，最后得到总政干部部的批准。
哈军工调整技术干部军衔的消息在总参传开了，总部机关的技术干部反应强烈，要求总参也学哈军工。陈赓劝阻这些总参的书生们：“情况不一样啊，同志们，全军只能照顾一所大学，口子不能开得太大。”
1956年7月21日，哈军工在王字楼礼堂举行教师入伍宣誓暨授军衔仪式，刘居英代表国防部宣读国防部长彭德怀签署的两个命令：国衔军字第三七一号命令：授予梁守槃等20名军官军衔；国衔军晋字第十八号命令：庄逢甘等10名军官军衔晋级。
空军工程系空气动力学教授会主任梁守槃、副主任马明德、炮兵工程系教育副主任任新民三人被授予上校军衔；
被授予中校军衔的是：李天庆、杨仲枢、董绍庸、周祖同、肖学忠、胡寿秋、张相麟、唐本庆、王受符、殷之书；
被授予少校军衔的是：凌之巩、郁祚瀛、顾懋祥、程尔康、鲍廷钰、赵祖恂、王恺华。
包括梁守槃等在内的共299名新入伍的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被授予上校至中尉的军衔。
29 辽东演习 武元甲踏雪访军工（6）
此次获得晋升的教员是：
晋升为中校：庄逢甘、罗时钧、朱起鹤、慈云桂；
晋升为少校：余冀龙、张炳辰、何水清、许哨子。
尉官的晋升就相当普遍了，越一级晋衔者有263名，占晋衔教师总数的56％。前面说到的李均，由少尉连升两级，晋升为上尉，慌得老公孙仲康恭敬有加：“老婆呀，你可不能官大脾气长啊。”
那天王字楼礼堂里的喜气浩荡，群情激奋，让哈军工的知识分子刻骨铭心，终身难忘啊！军工！我们的军工！刘居英为大家授衔完毕，由刘有光代表院党委讲话。
仅从为知识分子争军衔这一件事上，哈军工当年的气魄何等恢弘磅礴！以陈赓为核心，刘居英、刘有光等辅佐的这样一个学院领导集体，你说，哈军工能不蒸蒸日上吗？
三位知识分子上校最令人瞩目。平日傲骨铮铮，不苟言笑的梁守槃，脱下那身半新不旧的蓝色中山装，换上了崭新的校官呢子服，顿时变成一个威严而儒雅的军人学者。仍是老百姓打扮的曾石虞调侃道：“守槃兄高中金榜了，是二十名书生校官的领衔之人，实令我们这些士林清流们面上有光呀。”
梁守槃矜持而温和地淡然笑道：“夫子莫取笑，我穿上这身军服倒有点不自在，老得去想军容风纪呢。”
系主任唐铎特地来教授会向梁守槃和马明德道贺，唐铎问道：“梁主任，你这次参军入伍，可以在哈军工安心工作了吧？”
梁守槃正色道：“唐主任，现在我安心了！”
那是在1953年秋，唐铎找梁守槃谈心时，曾问过梁守槃是否安心于教学工作，当时刚好有个年轻的协理员惹梁守槃生气，梁守槃请他帮助安排爱人来哈尔滨工作。年轻人说：“你爱人的工作暂时安排不了，现在要服从革命的需要，不像你们在旧社会可以托托人情，找找关系，现在没那么简单。”
什么话！梁守槃面色愠怒，拂袖而去。唐铎来得不是时候，才问完，梁守槃就冷言相告：“不安心。不过，我在军工一天，都会把工作做好的，我调来军工是邓小平同志签的调令，就冲着这一条，我也不会马虎的。”
现在过了两年半，唐铎再问梁守槃，已经时过境迁，一派温暖融洽的景象了。
唐铎又告诉梁守槃，这次给入伍的教授们授军衔，本来最高衔定位于中校，学院不甘心，又打电话请示总部，罗荣桓元帅拍板说，可以再高点。于是在授衔仪式的前三天，学院才拿到国防部批准哈军工有三名上校的最终命令。
全军惟一没有参加过国内战争的空军少将唐铎与系里的教授们相处极好。
身着上校戎装的马明德一进家门，女儿就扑上来，非要摸一摸爸爸的金色肩章，马明德抱起孩子，高兴地贴着孩子的小脸儿，夫人蒋祖绮说：“天气多么好啊，到室外照一张纪念照吧。”哈尔滨七月的熏风吹拂着这对患难夫妻，马明德一头平整的黑发，情绪激动而亢奋，清瘦的面容上荡漾着舒心的微笑；蒋祖绮美若天仙，高雅绝伦，却冷静得像个“冰美人”。45年以后，笔者在哈尔滨工程大学原校长、马明德教授的大女婿吴德铭教授的家中，见到这张劫后幸存的旧照片，马明德夫妇当年的风采为历史留下那个时候哈军工老教授春风得意的一瞥。
素来举止沉稳而多思的任新民，平淡地看待肩头上的那六颗金星，他整天想着的是如何发展中国的火箭技术。那天路上碰到朱起鹤，他惊讶地问了句：“噫，你什么时候多了一个豆豆？”朱起鹤刚晋升为中校，任新民和这位思想上进、涵养极好的老弟一直是情深意笃的好友。
知识分子的快速晋级，不免使少数工农干部心中不平衡，时有怨气，什么“驴打江山马坐殿”，什么“干革命的不如看革命的”，这些怪话也只能背后唠叨，要是让院首长听到了，少不了要挨一顿训。不过也真有胆儿大的，1955年授衔结束后，陈赓在大和旅馆宴请苏联专家，又举办了舞会，大和旅馆里熙熙攘攘，热闹非凡。有几个机关干部，均是上尉和大尉军衔，找陈赓反映意见。
“院长，我们认为给教员的评衔偏高了，什么仗也没打过，就凭吃过洋面包，就评个少校？”
“如果你们当中有谁能设计出个风洞来，”陈赓满脸不悦：“我给你们授上校！”
吓得几个干部赶快溜之乎也。
1955年这一年，全军实施“四大制度”的改革，即义务兵制、军衔制、薪金制和勋章、奖章制。但是却有人对授衔工作表示了极大的不满，那就是在我军历史上立下汗马功劳却被忽视的女军人们。
早在1952年底，中央军委就做出了将在全军陆续转业复员10万女军人的决定，全军共有11万女军人，现在只留下1万人，这岂能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