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院同志怀着悲痛的心情，迈着沉重的步子走过灵床，一个跟着一个，一队接着一队，最后再看首席顾问一眼，许多人难过得热泪长流，特别是那些熟悉他的老教授们和警卫营的干部们，向《工学》报记者洒泪回忆首席顾问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和老革命家的高贵品质。
1934年就与奥列霍夫相识的唐铎主任回忆起首席顾问不顾大雨和泥泞，亲自下工地，视察学员宿舍、教学大楼和实验室的建筑工程；1954年又不顾严寒，亲自为学院选择野营地点，在阿城看地形时，要爬山，汽车开不上去，他走几步就得休息一下，一直坚持到最后。第二天他病了，又带病检查两个系的十几个实验室。
周鸣【溪鸟】、曹鹤荪、孙本旺、曾石虞、慈云桂等老教授们回忆四年来首席顾问对教授会工作的具体指导，既严格要求又热情帮助，学院许多专业的教学大纲、教科书和科研计划，都倾注着奥列霍夫的心血，临终前不久，他还叮嘱教授们注意学员的学习质量和减轻学员们的负担。
警卫营的两位排长单瑞田和周文和回忆起几年来跟随首席顾问的亲身经历：1953年冬天，奥列霍夫和李懋之等院、系首长一起去东部山区看地形，在严寒的气候下，他感冒了，当时生活条件很差，只能吃点干面包和普通的饭菜，可他总是乐观地说，现在是出来工作，又不是来享福。1955年2月去大连参观苏联驻军演习，由于全军很多首长都集中到大连，要车很困难，他就给顾问们规定，不准要车上街。他自己以身作则，没有要过一次车，也没上过一次街。每次出差北京，他都工作到半夜才休息，饿了啃点黑面包，喝点开水，他在火车上吃饭都是普通的一菜一汤，非常节俭；保卫人员吃饭，他来付钱，为了节约，他让保卫人员和他睡在一个软卧包间，半夜还起来为我们盖被子，他对我们就像对自己的儿子那么亲……
在举丧期间，锻钢和医生孙梦令、服务员赵金花三人一直陪伴着奥列霍娃，老太太向他们倾诉了家庭的不幸：“1953年我们来中国时，女儿沃良20岁，在读大学，儿子依果尔14岁，在读中学，家中突然失去父母的照管，女儿不听话，大学没毕业就结婚了，现在又离婚了，一个人带个孩子，生活困难；儿子贪玩逃学，学习成绩很差……我和奥列霍夫16岁相识相爱，38年来没分开过，我原来是幼儿园老师，没有什么社会关系，他现在突然走了，我不知道以后怎么办……” 锻钢三人陪着老太太垂泪。
在清理奥列霍夫的办公室时，锻钢看到首席顾问的几份手稿，其中有“五系顾问克里沃祖布同志因回国休假延误了归期，给以警告处分”，“苏联顾问在学院的任务，在于帮助中国同志们独立地掌握教学和科研的全过程……”在一本笔记中，有奥列霍夫画的女儿素描头像，下面写了他对女儿不幸婚姻的一段叹息感伤的话，锻钢读罢，涕泪纵横，谁知道首席顾问一直把自己的痛苦深藏在心里呢？
29日晚10点，奥列霍夫的遗体入殓，刘居英率院领导最后一次鞠躬道别。
30日清晨6点起灵，全副武装的护灵兵紧随灵车，后面是望不到边的车队。
车队后面，是哈军工的全院同志。晨光曦微中，前边的队伍已经走到秋林公司，后边的队伍还没有出学院的二道门。送灵总指挥唐凯主任站在敞篷吉普车上，来来回回地巡视着这支让哈尔滨市老百姓目瞪口呆的大队伍。送葬队伍默默地行进在哈尔滨的十里长街上，那时候哈尔滨市正闹流行性感冒，许多发烧患病的学员一定要跟着队伍走。
灵车在哈尔滨某空军机场停下来，卫兵们把奥列霍夫的灵柩移入苏联政府派来的接灵专机上。追悼大会于上午7时30分在机场举行，李达上将、省委冯纪新书记和刘居英副院长致悼词。追悼会结束后，学院派徐介藩主任代表学院扶柩到赤塔市，女医生孙梦令陪同奥列霍娃上机。
李达、刘居英和刘有光等领导同志与奥列霍娃紧紧地握手，最后表示亲切的慰问。刘居英问她：“您还有什么要求对我们说吗？”
奥列霍娃稍微迟疑了一下，才慢声轻语说出埋在心中的话：“如果可能的话，请中国政府帮帮忙，让我们的政府给我换一个稍大点的房子，现在的房子太小了，我的儿子和女儿都长大成人了，实在住不下了，我很难……”她说到这里，摇摇头，咬着嘴唇，哽咽着说不下去了。
32 节约典型 陈赓院长奖励建筑工人（6）
院领导们的心都收紧了，感觉好像针刺般的难受，奥列霍夫老两口把孩子们扔在国内，一心扑在学院的建设上，从来没有提过个人的困难呀，刘居英强忍着眼泪，郑重地对奥列霍娃说：“奥列霍娃同志，请您放心，我们一定会尽全力来帮助您。”
三年来跟着首席顾问当翻译，1956年夏才入预科读书的锻钢，一直被奥列霍夫老两口视为自己的儿子。这几天他痛哭了多次，现在眼睛还是红红的，他挤过来与奥列霍娃道别，老太太拥抱着锻钢，哭着说：“孩子啊，你要给我写信啊！”
锻钢痛哭失声，说不出话来。在一旁擦眼泪的刘有光连忙接过话说：“请您放心，锻钢一定会给您写信的。”奥列霍娃又拥抱泣不成声的陈元兴，这才上了飞机。
飞机开始慢慢地滑行，哈军工人注视着它离开了跑道，并绕机场低空盘旋一周，向送行的人们告别，最后飞机冲向灰黄色的天空，载着一个伟大的灵魂，渐渐消失在西北方向。
毫无疑问，奥列霍夫的英名已经镌刻在哈军工的史册上，他将永远活在哈军工人的心中。
33 两战洪魔 “一零三大堤”岿然屹立（1）
两战洪魔 “一零三大堤”岿然屹立
军中大禹 纪念塔雄姿永镌群英
哈尔滨市有一座妇孺皆知的代表性建筑物——江沿的防洪纪念塔，自1958年10月1日落成，迄今已有40余年的历史了。从道里中央大街往北，向江沿走去，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蓝天下罗马风格的弧形回廊和一座椭圆柱形花岗岩纪念塔，耸立于塔顶的是一组高举红旗的工农兵和知识分子青铜像，造型壮观，气势浩然，塔身下部为哈尔滨市各界人民战胜洪水的浮雕群像。
如今只有年近花甲的哈尔滨市民才能说得清楚纪念塔的来龙去脉，不过细心的游人们，仍可以从塔背后镌刻的魏碑体文字中知道这段历史：
哈尔滨市人民防洪胜利纪念塔，是为了纪念哈尔滨市人民战胜两次特大洪水和建成市区永久性江堤而修筑的。塔身全高米，塔基用块石砌成，意味着堤防牢固、坚不可摧。塔基前的喷泉，象征着勇敢智慧的哈尔滨人民，正把惊涛骇浪的江水，驯服成细水长流，兴利除患，造福人民。塔座下部的两段水池，下阶表示海拔标高米，标志1932年洪水淹没哈尔滨时的最高水位；上阶标志1957年全市人民战胜特大洪水时的最高水位；两阶水池充分反映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塔身中部浮雕着防洪筑堤大军，从宣誓上堤，运土打夯，抢险斗争到胜利庆功等场面，集中地描绘了人们在和洪水搏斗中所表现的英雄气概。塔的顶端是防洪筑堤英雄们的主体塑像，他们高举红旗，象征着英雄的哈尔滨市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永远是战胜一切困难的胜利者。
1956年7月中旬，连绵的阴雨天气使松花江上游的河水上涨，温顺的松花江突然变成汹涌的苍龙，混浊的大水直奔哈尔滨而来。整个松花江流域已发生严重的水涝灾害。水文部门每天报来的不断攀升的松花江水位数字，犹如箭镝似的穿进省、市党政领导人的胸膛。
“怕是要发大洪水呢！”市长吕其恩和他的一群部下在风雨中沿江巡察，他忧虑地说：“现在压倒一切的任务是保住哈尔滨市，马上召开全市各单位防洪抢险紧急会议！”
在全市防洪抢险的联席会议上，吕其恩声音嘶哑地喊道：“1932年的最高水位是米，目前的水位直逼这个数字。形势万分危急，虽然我市各单位、各学校和驻军单位的防洪大军早已上堤，但必须严密组织，紧急动员，加大力量。我们绝不能让1932年大洪水的惨状，在我们的手中重演！”
“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二年夏天，残破的松花江堤决口，哈尔滨市横遭一场大洪水的洗劫。道里道外一片泽国，10多万难民衣食无着，房倒屋塌，露宿街头，亡国又逢天灾，哈尔滨人民挣扎在死亡线上。这一悲惨历史像噩梦似的印在老哈尔滨市民的记忆里，他们望着滚滚的江水，在心里问道，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能不能领导我们战胜洪水，保住哈尔滨呢？
吕其恩把电话挂到刘居英的办公室，“刘院长呀！根据水文部门预报，8月初洪峰将到哈尔滨，目前江堤中最薄弱的环节，就是东大坝，就交给你们103部队了，说什么也要保住呀！”
刘居英和院防洪指挥部的其他干部刚从防洪第一线回来，湿漉漉的雨衣还披在身上。“吕市长，你放心吧！”胡子连鬓的刘居英声音洪亮：“有103在，东大坝决不会垮！”
话是这么说，放下电话，刘居英双眉紧拧着，虎着眼看着防洪形势图，半天不出声。自全市紧急动员抗洪抢险以来，哈军工已经停止一切教学活动，所有能够上阵的教职员工和学员们都全部拉上大堤。建院以来还从来没有全院人员倾巢出动，抗洪抢险，保卫哈尔滨的紧急军事行动，院领导班子毕竟都是打过仗的职业军人，临危不乱，很快就把全院近万名防洪大军组织得井然有序，全院同志斗志高昂，几乎不需要基层干部去作动员。
大家脱了雨衣，刘居英也从防洪图上收回目光。刘有光、张衍推门进来，大家围在一起，研究全院的抗洪工作。
“目前我们担负东大坝两公里多的江堤加高、加宽、加固任务，这是保住大堤的一场硬仗！”刘居英擦着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