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作前方”的决心。
十月二十三日六时冯与孙岳、胡景翼通电主和，班师回京，另组中华国民军（冯任总司令兼第一军长，孙、胡任第二第三两军长），提出停战、惩办祸首两要求。二十四日曹下令停战，免吴之直鲁豫巡阅使，改任为青海垦务督办，所有讨贼名义一概取消。十一月三日曹通电辞职，幽居延庆楼。
二次直奉之役吴之一败涂地事后很明白，除外交关系外还有两大因素：第一，吴太不懂政治，对外只一味树敌，促成奉、皖、冯与西南之大联合，而不知用釜底抽薪之策分化他们的势力。对内漫无组织，只一味盛气凌人，促成高级干部之离心离德而召鱼烂土崩之祸。第二，战略上错误，闪电战是他的特长，就全盘而论，顾前而不顾后，顾左而不顾右，胜则追奔逐北，败则后方空虚，一蹶而不可复振。当事机危迫时，曹打限即刻到电报命吴回师靖难，吴以前方正在节节得手，不忍功亏一篑，还以为冯的行动只是个人行动，想命孙岳等部抵当一阵，一面急电鲁督郑士琦派兵应援，那知郑早与皖系通款，山东方面只有混成旅长潘鸿钧自动赴援（潘是吴的亲同乡），结果被冯部包围缴械。
倒吴不倒曹的计划吴亦微有所闻，他以为曹是忠厚长者，无论谁不会对他下辣手的。当曹一日数电声嘶力竭的时候，吴还打电报请他下令制止冯军异动，后来知道冯与孙岳、胡景翼、王承斌等联为一体，已由廊坊进逼杨村，才匆匆带了一团卫队于十月廿六日赶回天津来，把讨奉前方军事交给有勇无谋的张福来。假使他那时敏于赴机，把前方大军扫数撤回天津，以潘旅为接应，逐走郑士琦而与南方齐燮元、孙传芳等相联络，大事犹有可为。不料他没有“壮士断腕”的决心，把一团卫队连着他自己陷于四面楚歌中，其胸无主宰可知。
专车开到天津老站。吴不肯下车，因老站是租界，他到祸已燃眉时还是牢守着“不入租界”的主张。他吩咐把专车开到新站，那时他已知张方严发电给冯一件事，有人说事情都坏在张的手里，吴谓“以行为论，固应军法从事，姑念其心无他，免予处分。”十一月二日杨村不守，冯军由北仓逼近天津，吴在车上假寐片时，参谋处不由分说把车子开回老站，吴醒时大怒说，“谁要我上租界我要谁的脑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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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直奉之役（3）
不上租界那只有死路一条。幕僚们不愿等死，又不敢向吴说话，只嘁嘁喳喳地互相耳语，焦急惊慌的颜色摆在每个人的面孔上。“诸葛亮临危时还有一套空城计，咱们大帅安排着什么主意？”
浮海而南
吴好像窥破了他们的心事。他慷慨激昂地说道，“我留在天津不走，看焕章把我怎样！”
这问题是很容易得着答案的：不走，就得做俘虏，不愿做俘虏就得自杀。幕僚们一个个像热锅上的蚂蚁，车厢里充满着死一般静寂空气。正当其时，海军部军需司长刘永谦（字六阶）跑上车向吴说，“我替大帅预备好一条船，我们把车子开到塘沽去。”
这是死里逃生的最后办法。原来渤海舰队司令温树德早与皖奉勾结把舰队带走，刘是海军中人，华甲运输舰长是他的知己朋友，他老早把这条船安顿好，准备到最后关头载吴脱险。他看到冯军距天津只有十余里，所以硬着头皮跑来劝吴“三十六计，走为上计”。
吴自觉做俘虏只有更坏的命运，才临时下了走的决心说，“好，就这样办。”
三日吴离津赴塘沽转由海道南下，其时鲁郑宣布中立，拆毁沧州、马厂间轨道以阻溃兵南下，一面严令山东沿海各口岸拒吴登陆。七日吴乘舰过青岛，温树德一面拒绝登陆，一面却做了雪中送炭的热心朋友，派人送来大批食物。吴下令启碇南下，十二日由吴淞口折入长江，十四日过南京时齐燮元曾登舰与之一晤。同时南通张謇写了一封慰问吴的信：“子玉将军麾下：将军为国家而战，为主义而战，战不足为将军罪，将军之败败于内奸与外谋，败不足为将军辱。下走平日雅重将军，今以将军之败愈增敬爱。时难方殷，愿将军为国珍重，少饮酒，勿任气，将军幸甚，国家幸甚。”信末附以诗云：“壮语招时忌，斯人实可嗟。一舟成敌国，四海欲无家。治易刘中垒，能军李左车。盈谦有消息，尺蠖即龙蛇。”吴与名流结不解之缘，洛阳做寿时康有为赠以对联，这时对张的热情深受感动，他叹了一口气说“季老真是穷途知己。”
附带几件事有简括一述之必要：第一，奉军先入关者为奉张利用他做“炮灰”的张宗昌。直军归路既断，大部分被宗昌吸收，小部分由冯军及鲁军收编，可谓全军覆没，津派与洛派同归于尽。第二，冯发表宥电请段（祺瑞）出山，苏齐东电响应，浙孙佳电附和，此后各省一片拥段声，其中有若干疆吏过去都是反段的。吴在海途中一路遇着“打死虎的英雄”，无“乘桴浮海”之乐，有“茫茫无岸”之苦，段在津宅佛堂里每天收着“我公不出如苍生何”的电报。十一月上旬奉、冯、卢先后抵津请“芝老收拾残局”。第三，浙孙尚不失为敢作敢言之勇士，其佳电除拥段外附带替吴说了几句话，谓“玉帅智勇兼备，允宜加以护持。”第四，推倒曹、吴后，王承斌亦退处无权无勇之地位（终出于“真”辞职之一途）。第五，段有用吴制冯之意，而吴不肯为所用。
自“贿选”一幕以来，吴虽未参预，其声誉则有一落千丈之势，这由于：（一）吴为直系首屈一指之大将，直系既为国人所诟病，自无“独洁其身”之可能。（二）吴之偏见益深，迷途不返，不知不觉中由一个革命健将步了北洋军阀的覆辙，所以直皖之役与第一次直奉之役国人暗中都替他“使劲”，一如比赛足球时之“啦啦队”然，但二次直奉之役则观感不同，只英美记者为之张目，而日记者为奉张张目，实则吴与英美如风马牛不相及。吴兵败南下后，国人不同情眼光中尚含有若干惋惜之意，这足证明国人并非“打死虎的英雄”，反有“同情失败者”的一种心理，再则国民军富于革命性的非常之举与国人守经蹈常的传统性不相适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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