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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要实事求是。1970年代初，正是林彪、“四人帮”横行的时候，宣传上颠倒是非、弄虚作假，空话、大话、套话连篇，一再吹嘘什么“形势大好”、“成绩最大最大最大”。针对这种情况，周总理曾经反复强调：“讲成绩不要过头，要留有余地，要实事求是”，“说话要有依据。”
——“怎么打就怎么说”。1971年四月份，周总理两次谈到中央电台的体育实况转播。当时，体育运动和体育比赛由停滞刚刚开始恢复，体育实况转播也是刚恢复不久。周总理说：我们的宣传不能老是说好。评价一个球，什么精湛的球艺，什么流星、闪电似的。本来那里打得不好，还一个劲地说好，不切实际地吹嘘，把群众引入迷魂阵。周总理还说，“转播词少一些，不要那么多形容词，怎么打就怎么说”。“怎么打就怎么说”，周总理教育我们要明确一条重要原则：新闻报道要尊重事实，要如实地反映实际，宣传要符合实际情况。
——要准时播出。1970年4月24日，中国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全国人民欢欣鼓舞。4月27日20点零1分，卫星飞经北京上空，周总理指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定要把卫星飞经北京上空的时间预告好，使首都广大人民都能看到卫星。还要在卫星经过时，准时播送卫星发回的《东方红》乐曲和遥测讯号。
周恩来总理逝世，“四人帮”压制治丧报道（5）
——要抢在前面播出。1970年5月初，美帝国主义派军队和南越雇佣军对柬埔寨发动了侵略，同时恢复了对越南北方的轰炸。5月4日，中国政府就此发表声明。就在同一天晚上，苏联要在莫斯科举行记者招待会。从国际斗争的需要出发，周总理指示：我国政府的声明一定要抢在苏联招待会之前播出去。周总理还亲自守候在收音机旁收听。但是由于拿到稿子晚和录音播出，比预定播出时间推迟了20分钟，周总理曾经几次打电话催问。事后，周总理说：“你们还是可以灵活一点，在紧急情况下，可不可以直播一下？”
——多让外国去讲。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来访，轰动了全世界。随同尼克松总统来访的美国记者有80多人，还有一些其他国家的记者。周总理说：“尼克松总统来，我们在国内不大宣传；在国外，让他们多宣传有好处。”在尼克松总统访问期间，一般情况下先让外国记者发消息。由他们去讲，比我们自己去讲更好一些。
——“广播念起来顺口。”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总统到达北京。在这之前，2月18日，新华社发了尼克松总统启程的消息，消息原稿中说：“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尼克松和他的夫人2月17日乘飞机离开美国首都华盛顿来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访问。”周总理审稿时，在“来”字前面加了一个“前”字。周总理说：“有‘前’字，广播念起来顺口。”
——服从党和人民的需要。我更不会忘记，1964年7月，我和首都高校毕业生一起，在人民大会堂聆听周总理的动员报告，他鼓励、号召我们服从党和人民的需要，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锻炼自己，发挥才干，建功立业。在后来的岁月里，不知听到过多少次总理的亲切教诲，那熟悉的音容笑貌时常在脑子里涌现。
这一切，我们广播人怎能忘怀？又怎能不倍加思念？
天人同悲 告别总理
1月10日、11日，是首都群众向周总理遗体告别的日子。
10日下午2点30分，广播局包括中央电台的领导和代表，到北京医院向周总理的遗体告别。这天，天空阴沉，格外冷，飘着雪花，天若有情天亦悲。我们戴着黑纱、白花，在揪心的葬礼进行曲中，随着长长的队伍垂首缓缓行进，思绪万千，感慨万千！
周总理的遗体安放在北京医院一间不大的太平间里，四周摆放着花圈、挽联，透着几分凄楚。中间最醒目的是邓颖超大姐敬献的用鲜花编织的花圈，上面写着：“悼念恩来战友——小超哀挽。”周总理的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在肃立守灵。人民衷心爱戴的周总理静卧在万花丛中，身上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他好像在日理万机之后，刚刚躺下来小憩。脸清瘦，眼窝深陷，颧骨突起，他为人民无私地奉献了一切，耗尽了最后一滴血。他像是在依然眷恋着他所热爱的人民，在担忧、思虑着党和国家的未来。看到此情此景，人们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放声痛哭，呼唤着“周总理啊，您是为我们累死的啊！”“周总理，您不能离开我们啊！”“您再看看我们吧，我们衷心爱戴您！”人民的深情，人民的呼唤！
然而，人民的悼念和思念，这一切都不让报道！从9日播出讣告，10日、11日除了外国唁电，广播中再没有悼念总理的报道，没有治丧的气氛。
长街送行 不见报道
11日下午4点多钟，送周总理遗体的灵车经过东西长安街，驶向八宝山革命公墓。
几十里长街两旁，从中午起就已站满了迎送总理的群众。他们是自发来的，男的女的，老人和小孩，在数九寒风中已站了好几个小时。我们广播人员站在广播大楼门外，等待着向总理作最后的告别。我这样记下了当时的情景：
周总理的灵车从长安街由东向西缓缓驶来，送灵车队在广播电台门口过了几分钟。整个街道两旁全是送灵的群众，他们从中午就等候在这里，忘记了饥饿，忘记了寒冷，来最后看总理一眼，来给总理送行。当灵车来到时，人们泣不成声，许多人嚎啕大哭。泪眼迎总理而至，挥泪送总理而去。路旁的车辆停止行驶，司机和乘客都站在车外，肃立向总理告别。
周恩来总理逝世，“四人帮”压制治丧报道（6）
夜深了，人们依然在寒风中伫立着，等候着运送总理骨灰的灵车归来，等候着敬爱的总理归来……
对此，中央电台提出要派记者沿途报道或作录音报道，都被否定了。
12日凌晨1点钟，中央电台播出了新华社记者写的向周总理遗体告别的统发稿，消息中只字未提十里长街送总理的感人情景，民意被扼杀了。听众来电话强烈质问电台：“你们眼睛瞎了，为什么不写群众送总理？！”不，不是记者没有写，而是姚文元把新华社稿子中有关群众悼念总理的活动，把“十里长街送总理，寒风阵阵泪纷飞”的情景，统统勾销了。就在这一天，姚文元玩弄两面派，多次给新闻单位打电话强调：“要注意化悲痛为力量。”对群众的质问如何回答？姚文元编造了一套“统一的口径”，要各新闻单位统一答复：“我们同你们一样悲痛，相信我们会按照中央的精神化悲痛为力量，把工作做好。”可是他转脸，又在背后说什么“回答要慎重，要提高警惕，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掌握内外有别，谁知道来电话的是什么人”！“阶级斗争很复杂，要防止群众的情绪被阶级敌人利用”！他还危言耸听地讲了一个“阶级斗争”的例子。
强行压制 控制报道
人民群众对于周总理治丧活动的宣传报道越来越不满，情绪日益激烈，而且追悼大会日益临近，在那种特殊的政治时期和巨大的政治压力下，中央几家新闻单位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进行顽强地抗争。它们突破原来的规定，自觉提高了宣传的规格。1月13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刊登了几个国家领导人的唁电，中央电台延长《新闻报摘》节目的时间，放在显著位置一条一条地全文照播。北京电视台连续安排播出了向总理遗体告别的电视片，观众还是纷纷要求重播；电视台还提出要播出周总理视察邢台地震的纪录片。面对失控的危险，姚文元赶忙打电话声色俱厉地说：“不能再播了！”他说：“群众的情绪还是不行，要引导！《人民日报》第一版登唁电那样不行，要赶快研究，采取措施。14日不能再在一版登唁电了，上第四版，中央台只作综合介绍，不能再详细播出。各国领导人到我使馆吊唁的消息不单发，分片综合发，中央台综合介绍。”姚文元对中央电台不满地说：“中央台的播音基调不行，要提高。”他多次提出要中央电台提高播音基调，几乎每天都强调什么“化悲痛为力量”。不仅如此，姚文元还直接要中央电台增加播放学大庆和学大寨的两组歌曲。
吴德在《1976年###的经过》一文中回忆说：“‘四人帮’对周总理逝世后的悼念活动压制得很厉害。我在人民大会堂的东大厅，就看见过姚文元训朱穆之，说讣告、唁电登得太多了。后来，报纸上对各国的唁电只作了摘登。”
姚文元滥用“中央”的名义向中央新闻单位施加政治压力。他反复强调，“要体现中央的意图”，“要按照中央的精神来引导”，“要按照中央的规定严格掌握，不要相反，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才是中心任务”。
转移视线 冲击追悼会
1976年1月15日，是举行周总理追悼大会的日子。
在这之前，群众纷纷要求中央电台转播追悼大会的实况，中央电台、北京电视台多次提出要求转播，并向治丧委员会写了报告。但是，均遭拒绝。姚文元的回答是“超过中央规定的活动不再安排”。我们还是再三提出转播要求，姚文元气急败坏地说：“凡是超过中央规定的要求和建议，不能再提。再提就是向中央施加压力，就是违反毛主席的规定。”
不仅如此，不顾群众和新闻单位的愤怒情绪，姚文元竟特意在周总理追悼大会的前一天，指定让《人民日报》在1月14日的头版头条，以通栏标题登出了清华大学的文章《大辩论带来大变化》，劈头就说：“近来，全国人民都在关心着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的大辩论。”当天中央电台新闻部上早班的同志坚决反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