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型高才生。门门都在98分以上，数理化和英语、日语尤好，语文全省统考也是第三名。小提琴拉得好，唱戏是青衣，男中音更是令人倾倒。又是篮球、网球校队主力，足球右前锋，200米俪栏全校冠军。
张学良、张学铭、荣臻（东北边防军总参谋长），都曾想把自己的妹妹或是小姨子嫁给他，他都拒绝了。张家不但不怪罪他，反而更敬重他，认为这个人不同凡响。
保送到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考试第一。联队长冈村宁次认为他对日态度强硬，将其降为第三名。其实，解方一向都属深藏不露之人，只是素质太好，而不能不引人注目。不过，这位后来的侵华日军司令，也确实有几分眼力。
“九一八”事变不久，日本又策动“天津事变”，以天津驻屯军为骨干，依托日租界，驱使汉奸便衣队举行暴动，占领一些警察所，在建筑物上悬挂日本国旗。当时以解方为首的贾陶、孙铭九、苏冠南，都是20出头，都是天津保安队教官。解方立即组织反击，战至拂晓，将敌人赶回日租界。第二天，在日军炮火和装甲车掩护下，便衣队又发起进攻。解方待敌进至20多米时，命令大家一齐投出手榴弹，然后步枪、机枪齐放。白天打，晚上谈判；晚上打，白天谈判。能操英日两种语言的解方，就真刀真枪、唇枪舌剑地轮番上阵。如此打打谈谈近一个月，日寇什么便宜没得到，不得不罢手。
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16期毕业生，以天津驻屯军高级参谋身份出现在天津的沈阳日本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评说“天津事变”时，说他有两个“没想到”：没想到学生打老师打得这么狠，没想到天津保安队能做这样的抵抗。
解方闻知后，就传过话去：“中国不是印度、朝鲜，天津也不是北大营。”
从八路军到解放军，解方的任职，基本上除了参谋长，就是副职。而他参与组织和指挥的那些战斗、战役，有熟知内情的老人说，一些仗打得好，就是解方的一个建议，一个方案。
有人曾经说过，就这仗没听参谋长的，这仗就打成了这个样子。听到的人赶紧去找解方，解方赶紧采取补救措施。
他无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中最好的参谋长之一了。不然，在朝鲜和美国人打仗，能让他去当参谋长吗？
彭老总对这位参谋长非常满意，常说他是“诸葛亮”；“我的诸葛亮”。
而解方1941年到延安后，任中央军委情报部3局局长，当然因为他懂日语、英语。可他出任板门店谈判代表、首席代表，就不仅因此了。美国军事史家赫尔姆斯，在《韩战中的美国陆军》中评价解方，说他“足智多谋”；“思维敏捷、严密，无懈可击”；“令人生畏”；“是最难对付的人”。
1955年，解方被授予少将军衔。
据说，最后审定时，有当年在北方局工作的人，说他是旧军人出身，背景挺复杂。
彭德怀听说了，火了，说我也周日军人出身，蒯巾中有几个不是旧军人出身？
离休前为40军作训处长的吕效荣老人，当年是4O军作战参谋。“文化大革命”中，听说解方从秦城监狱放出来了，买车票去北京看老首长，正巧碰见解方在院子里散步。解方眼睛一亮，点点头，又摇摇头，转身走了。吕效荣瞅着老首长的背影，心如刀绞。
和解方打过交道的人，无论上级、下级，还是同级，难得有说他个“不”字的。这不但是因为他的能力、为人，还因为他好像永远都是夹着尾巴做人。
即便在狱中，对那些审讯他的人，他也不会像冯白驹那样声色俱厉地把他们比作国民党张发奎之流，而只是说，我相信党，相信党组织一定会搞清楚我的问题。
出狱后，有人找他谈话，要他去南京高级步校当校长。他很感动，又很激动。可他觉得自己已经10多年未工作了（光在秦城监狱就关了8年），现在部队、院校什么样儿都不知道，都断捻了，一点数没有，一下子就当起校长来，能干好吗？能不能先下去搞搞调研，了解、熟悉一下情况呀？
有人专会拐着弯儿听话，结果就听出什么来了？解方嫌官小了。
不少人埋怨他，给你官，当就是了，当上再说，哪有像你这么死认真的呀。
他说，我是从旧军队出来的，我们是共产党啊！
解方从奉天三中毕业后，张学良要选派一些优秀青年去日本学军事。解方不去，他的理想是当个医生，治病救人。张学良让人转告他4个字：大医医国。
军阀混战，民不聊生，青年解方曾幻想躲避．当个医生，能救治多少人就救治多少人。“九一八”事变后，军人解方认定要救中国，首先要把日寇赶出中国。国民党腐败，东北军“剿共”，他痛恨国人自相残杀，心头激荡着救国救民的豪情，认为只有共产党能够救中国，就在1936年加人中国共产党，成为东北军51军的第一位中共地下党员。
“大医医国”，战争年代是赶走日寇，解放中国，之后是医治战争创伤．保卫、建设强大的新中国。他根本没想到会有那么多运动和“阶级斗争”，更不会想到他和许多打江山的将军，都成了“革命对象”。可只要力所能及，他就要为国家和军队做他该做的事。他从旧军队中出来，对旧军队、旧中国看得那么透，也就更知道自己该怎么做。
如果说还有遗憾的话，那就是战争年代，他一直渴望带兵打仗。
有人说，他在国民党那边就当参谋长，到这边还当参谋长，那参谋长当得太好了，也很难找到像他这样的参谋长了，那参谋长就当起来没完了。在司令部建设上，他的贡献像刘亚楼一样突出，可刘亚楼还当了把天津战役前线总指挥，他有什么？打完仗了，像他这样有文化、懂外语，又是正规军校出身的人也不多，他就去院校了。看他那儒雅样儿，皮肤也白白的，有人就觉得他就是当参谋长、办院校的料。有人也确是这样，讲理论头头是道，让他统兵打仗就潜门儿。可解方不是这样，他是个真正的军人。一个真正的军人、将军，那心头又怎能不激荡着统兵疆场的渴望和激情？建国初期，还曾有人提议他去外交部工作。那也许是军人解方最不想去的地方，可果真让他去了，也决不会有二话，也肯定会千得很出色。
有人说他活得挺苦挺累。
让我们记住他的座右铭：“贞不绝俗，伙不同流，外圆内方。”五、要不是他极力推动，海南岛会不会成为第二个台湾？——“四野名将录”之十二
解方在雷州半岛不息的海风中，一会儿船上，一会儿岸上，一会儿海康，一会儿徐闻、海安、北海，那1。67米的身材永远是那么挺拔。
同为少将、中将、上将，一些农民出身的将军就有所不同。他们和像他们一样的士兵，放下锄头就拿起枪，有的还未学会射击，甚至还未拿起一支枪，就倒在战场上了。他们难得有工夫，去训练“立正”、“稍息”、“肩枪”、“齐步走”。即便穿上将军服，有的瞅着也还像个农民，或是像个游击队。
而放牛娃出身的12兵团副司令兼4D军军长、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的韩先楚，用一些人的话讲，离休后一套便装在院子里侍弄菜地，也是个“正规军”。
韩先楚是中国著名的“将军县”湖北黄安（今红安）县人。
当解方在贵族中学奉夭三中学英语、日语，拉小提琴、唱青衣、打网球、踢足球，又东渡日本学习军事时，比解方小5岁的韩先楚，正在大别山放牛，学焕匠，给地主打短工。
但这丝毫也不妨碍他成为一名战功卓著的将军。
无论出身、阅历多么不同，有些人天生就是来这个世界当军人、当将军的。
班长、排长、连长、营长、团长、旅长、师长，正职的台阶韩先楚一路踏上来，副职的台阶基本都迈过去了，当过的时间也很短，任12兵团副司令时还兼着个40军军长，任志愿军副司令时也是个在前边独当一面的角色。
不过，在东北任4纵副司令的时间（22个月）可是够长的，却也是他战绩最辉煌的时期之一。
1946年5月下旬，毛泽东急电辽东军区，要南满部队集中兵力，在中长铁路南端选择有战略意义的大中城市展开进攻，将进攻北满的敌人拉回南满。
有人说，连几个“窝棚”（窝棚又称“马架子”，一种简易住所。辽宁，特别是辽西，许多村名都叫“窝棚”）都打不下来，还能打大中城市？
有人说，派一两个团，去沈阳或是什么地方，放一阵枪回来就算了。
韩先楚道，现在不是研究打不打的问题，而是打哪儿、怎么打的问题。
国共两党闯到关东后，拉开架势的第一场大打出手，以国民党夺取战略要地四平而宣告结束。在四平保卫战中损失惨重的北撤的东北民主联军，有的被阻断敌后，有的投敌反水，退到松花江北的队伍，在敌人穷追不舍下疲惫不堪。而在哈尔滨的东北局，也在收拾行装，准备北撤。闯到关东的共产党人，在黑土地第一个明媚的春夏之交，步入了最严酷的冬天。
南满呢？不久前的沙岭战斗，4纵3个旅加一个炮团，围打新6军一个团。兵力、火力绝对优势，打了3夭3夜没打下来，伤亡两千多人。有人说连几个“窝棚”都打不下来，指的就是这场战斗。
沙岭战斗期间调任4纵副司令的韩先楚．认为有的仗即使连战连捷也不能打，因为在战役全局上是不能打的。可眼下这一仗，无论付出多大代价，就是把部队打残了也得打。因为东北党和军队的首脑机关在北满，必须把全力进攻北满的敌人拉回相当一部分，减轻北满的压力。
4纵司令不在，主持会议的辽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肖华，对韩先楚道：你就带4个团去打一仗。
这一仗必须打，而且必须不惜代价地真打、大打，把敌人打痛。不打痛他，怎么能把他．从北满拉回来呀？
大石桥、海城、鞍山，敌1料师3个团沿中长路三点一线摆开。韩先楚将两个独立团留在大石桥，做出要打大石桥的样子，自己率主力直扑鞍山。主力中的主力10 师29团攻势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