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杆子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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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杆子1949- 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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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2年秋,从南方采访回来,一堆书信、杂志中,有封中国作协的信,里面是张入会表。

  “高中本科”后上山下乡,接下来是35年的军旅生涯,直至退休。“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从戎而未投笔的我,只有一个作家梦。那时没大学可考,多少人往军营里奔,又有多少人在文学之路上挤。而这一刻,多少人已经扑通扑通下海了,或者准备下海了,我捧着那张入会表的手,激动得有些发抖。

  除了爱,后来还发现,除了“爬格子”(我至今仍在格子上爬)多少能爬出点名堂外,干别的就算累趴下了,也可能一事无成。

  而觉得身后有只狼,就是从揣上个作家梦开始的。

  如今狼已成了稀有动物。我的祖辈在辽东大山里刨梦时,狼就像今天城里的宠物狗一样多。走夜路,最好擎只火把(那也有被狼吃掉的),不然就砍个树棵子扛在肩上拖着。狼喜欢从背后偷袭,跟着你寻找机会,有时还会把两只前爪搭上你的肩膀。你不能停下,更不能回头,回头就扼住你的喉咙。你两条腿跑不过它四条腿,它两条腿就走不过你了。即便是四条腿,或者还有多少条腿,只要不是饿疯了,对人就不能不有所忌惮。待到它累了、放弃了,或是天亮了,或是碰到人家了,你就得救了。

  老辈人都说,有狼跟着,走道不累,还快。

  而无论这辈子有多少只狼在后边追撵,如果没有许多没有任何功利的手帮扶着,我也不会走到今天。

  《解放军文艺》是“文化大革命”中最早复刊的,袁厚春是这份杂志散文诗歌组编辑。我一篇篇往那儿投稿,几乎每次退稿,他都给我复信,指出优缺点,鼓励我,字也写得漂亮。那时我是驻在辽东大山里的一个炮兵团政治处报道组的小兵,人家是总政的干部,他说我行,就有自信,就百折不挠地走下去。

  另一个对我帮助莫大的人,是当时的军文化处干事杨庆禄。1973年后,军区举办几次创作学习班(那时不叫“笔会”),文件发到军里,他就给团里打电话,下通知,叫我去。1978年,军区决定每个军级单位编三个编外创作员,后来得知,又是他竭力推荐了我。

  当我写着这些文字时,眼前浮现出老部队和军区一些早已离退休的老首长的音容笑貌,有的则走到对面不相识。这是些颇具我们这支军队传统风范、让人想到“党”和“党组织”的老革命,是他们使我得以从事我倾心热爱着的事业。

  我们年轻,像一轮红日刚出海,

  我们健壮,像一排排白杨要成材,

  我们热情,像滚滚的浪潮、熊熊的火,

  我们纯洁,像蓝天、白云彩……

  上个世纪60年代的文学青年,有几多会忘了徐荣街、钱祖承的《接班人之歌》中的这些诗句呢?

  而今,曾经年轻得像刚出海的红日般的我们这一代,已经步入老年。

  2003年,颇有成就的画家、与我同岁的创作室同事李秉刚,突然辞世。向遗体告别出来,创作室的同事说:正隆,悠着点吧,别拼命了。

  听说我退休了,有同学来看我。忙碌大半辈子,昨天还上班呢,今天就一个急刹车甩到家里,别说身子骨受不了,灵魂都无处安放了。同学是准备来劝慰一番的,结果也是一个急刹车,内容全变了调儿。

  无论怎样不服老,心理年纪多么年轻,自然法则都到达这一站了。年轻时觉得生命仿佛是无限的,那个谁都得去的地方,遥远得简直像另一个星球上的概念。人这一辈子,是到什么时候想什么事儿。而这些年来不能不想到的,则是有朝一日去了那个地方,会不会还有好多活没干完哪?

  孩子购物回来,常让我感到惊讶,这世界上还有这种东西呀?去了商场、超市才明白,任是什么样想象不到的东西都有卖的,可哪儿有卖时间的呀?就算有,也能轮到我,寸阴寸金,买得起吗?

  近30年前,有作家写小说《减去十岁》。像我这把子年纪的人,都记得那时有句话,叫“把被‘四人帮’耽误的时间抢回来”。时间买不到,也不能减去10岁,那就只有抢了。一天24小时,不会多出1分1秒,就只能从这有限的24小时里抢。唱歌跳舞打麻将什么的别说了,连散步都与我无缘,就只能跟睡眠抢时间了。“人这辈子觉还有睡够的时候吗?”我总记得我的祖辈的这句话。好在人老觉少,而且老天爷保佑,“不会吃饭”,睡眠质量特别好。有时来了困劲,别说上床了,连屁股都懒得挪离椅子,就想出溜到那书桌底下了。一觉醒来,头脑明晰,精神抖擞,拿起笔来,就有了与已经成了老伴的当年那个姑娘谈恋爱的感觉。清晨和上午是最出活的,中午睡一觉,就成了夜猫子。没睡午觉,脑子昏沉沉的,下午和晚上差不多就算白活了。补救办法是洗个澡,特别是好好洗洗头,使劲搓挠。

  其实,我非常喜欢朋友来我家做客,也乐于参加各种聚会,特别是同行、喜欢文学的朋友。在这个熙熙攘攘的世界上,凡属人的欲望我都有,因为我也是个正常人,只是实在耽误不起时间。

  正值青春年华,赶上“文化大革命”,而且我耽误的好像还不止10年。

  2003年秋,某单位(“单位”2字显然不大准确)邀我写篇东西,写完寄上级有关部门、领导审读,书稿却不知给弄哪去了。这篇东西倒是不长,十几万字,那也字字皆辛苦呀?去找,找出一嘴泡,牙也疼。没辙了,却又大难不死,而且完全是在绝望后的无意中发现的。再送审,这回可是完全、彻底了——时至今日,也不知书稿哪去了。

  采访、写作耗时一年多——就得把这一年多也抢回来。

  有时就恨不得有一群狼在身后追撵着。

  1976年参加军区创作学习班,得名“拼命三郎”。累啊。一个身后总跟着只狼的人,是不能不累的。“你这还叫人过的日子吗?”这话其实是不用别人说的,而我感觉更多的还是痛快、幸福。来到这个大千世界,从事了自己倾心热爱着的事业,是不能不感到幸福、幸运的。况且,作家这个职业是终身的,别说60岁,七老八十,脑子好用,还能写作,即无“退休”一说。身后总能有只狼跟着,也是一种难得偏得的幸福,或者说就是被幸福追撵者。

  幸福就是一种感觉,一种不同的个体的不同的感觉。

  心里有劲,上楼上不动,我知道得加强锻炼,多活动身子骨。生命在于运动,这话没错,但首先还在于心境。心情舒畅、痛快,感觉挺幸福的人,是累不坏的。

  手头这部书稿完成后,或许能轻松点?

  如果没把活干好干完,那可是真的被狼吃了。

  自1984年写篇东西后,再处理一个题材,就想着把它画个“。”:到此为止了,谁也别比划了。

  这即便不是不可能的,也是很难很难的。那时还年轻,就有些狂妄,不知天高地厚,却也能激励自己不断进步。就像爬山,把目标锁定在最高点上,用尽最后一口气力也要往上爬。如果目标是半山腰,可能还有力气,到那儿也泄气了。

  首先是不惜气力采访,占领素材的制高点。对于报告文学来说,这永远是第一位的、最重要的。否则,即便有“一览众山小”的超强功力,也不可能“凌绝顶”。就像只有盖间瓦房的材料,什么样的建筑大师也建不成高楼大厦一样。

  再一个体会,是不可急功近利。写完一本,放一边去,又一本写完了,再把它拿出来看。作者总是偏爱自己的作品的,特别是一颗心还沉浸其间,被冲动着,更难识好赖。这时对它的印象已经淡漠多了,重新进入,多少也能有点读者的感觉。读着有时会哑然失笑,有时会直拍大腿:这一段怎么写得这么臭呀?

  有的已经放那儿几年了,改过几遍了,也不敢往外拿。

  最害怕读者买了我的书,没看完,再把我笑话一通。

  即便写篇几百、几千字的东西,也要反复琢磨、修改。

  有些遗憾是难以避免的,被读者笑话也只能认了,因为水平达不到读者期望的那种高度。但是,不惜气力地采访,写完后再这样冷处理一下,就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量少留下些遗憾,使作品的生命力长久些。把自己尚不满意的东西拿出去,那是作践自己,更是不尊重读者。一切都是身外物,能够留得下来的才是好东西。活到老,学到老,写到老。作家的(而非人的)生命,是在作品被遗忘时结束的。我是把每部作品都当成自己的孩子的,谁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健壮、漂亮、长命百岁呀?只是能否如此这般,有时也是身不由己的。

  回头去看,写的十几本书,没有没留下遗憾的。

  这一本也是一样。

  就期待下一本。

  张正隆

  2008年8月大连

 第一章 太阳是从东边升起来的 (一)胜利来得太快

    黑土地上的最后一面“青天白日”旗,是1948年11月8日在锦西葫芦岛消逝的。

  3年前,也是这个季节,国民党最先闯关东的几个军,就是从秦皇岛和葫芦岛登陆的。衬着蔚蓝色的大海,美械、半美械的军人,黄潮般蜂拥上岸,蝗虫样扑向黑土地。几个回合后,东北民主联军就被赶过松花江,在南满则被挤压在濒临朝鲜的临江、濛江(今靖宇)、抚松、长白4个巴掌大的小县。穷追不舍的国民党军队大喊大叫:共军兄弟们,你们没路走了,快投降吧!不投降就把你们赶进长白山啃树皮,轰进鸭绿江喝凉水!

  那时候,要说3年后的黑土地会变成这等模样,别说国民党,连共产党自己都不会相信。

  初冬清冷的阳光下,长春在刺鼻的尸臭中喘出了活气儿。比之枪打炮轰、血火飞迸的锦州,沈阳应该说基本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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