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靠的是一双脚。我们“八&；#8226；一五”后闯关东，从长白山打到海南岛，除了到东北和过琼州海峡坐船，靠的全是一双脚。那时在土八路的心目中，汽车就是最快的东西了。
中国共产党成立28年了，八一南昌起义也22年了，可三大战役才4个多月，国民党的气数就要尽了——那形势发展之快，真是坐汽车都追不上了。
离休前为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的徐芳春老人，当时是43军128师382团副团长。
老人说：
我们先遣兵团，大概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最早换上新式军装的，就是全军统一的土黄色的制式军装，胸前有个“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胸章。
衣服没什么，大家觉得有点别扭的，是那个解放帽。八路军闯关东，老百姓管我们那帽子叫“八路帽”，其实那是国民革命军的帽子，开头上面还缀着青天白日。那时谁也没见过解放帽，挺稀奇，一时间不习惯，一些人就说不好看。政委王奇说，我看挺好看，我戴。
换得太猛了。2月中旬，刚过正月十五，就换上单衣了，过去哪有这事儿呀？可长途行军，穿着棉衣棉裤，那裤裆还不“抓蛤蟆”呀？大家就把衣服一件件都套巴上。行军挺好，住下就冷，特别是路过黄泛区时，老百姓太穷，房子四面通风。北方人睡炕，屋里暖和外边冷，河南那地方就觉得屋里比外边还冷，阴冷阴冷的，天天晚上“当团长”。到江南就更不行了，太热了，还总下雨。我有件皮袄，在东北3年，那东西管用呀。到江南后，舍不得扔也扔了，沤烂了。
南下前动员，说这回咱们要“长行军”。大家说，有正常行军、旅次行军、急行军、强行军，这“长行军”是什么意思呀？结果，我们先遣兵团的两个军，一下子“长”到海南岛去了。
郑需凡老人说：
让40军和43军当先锋，打头阵，因为这两个军是主力，还因为这两个军包围北平，不像打天津的部队那样疲劳、伤亡。
进关时，我带侦察队走在头里，这回则正儿八经地成立个南下先遣队。作战科长尹灿贞当队长，民运部副部长李树基当政委，我当副队长。一个侦察队，一个工兵营，还有民运队、大车连、通信连等，能侦察，能打仗，又能修桥补路。
河北地界一路顺风。从保定到石家庄，那路修得比今天的高速公路还宽，地方政府还在组织群众加宽，一些麦地都毁了。我们看着心疼，他们说大军南下，大军嘛，这路就得修得大大的、宽宽的才行。
进了河南，就听到枪声了。也没大的敌情。南逃敌人跑得慢的，这一群、那一伙的，还有地方民团、土匪什么的，能顺便收拾的就顺便收拾了。
到安阳北边的汲县，县委列队欢迎我们，又请我们吃饭，那个热情呀。原来是要我们打安阳。县委书记说，这地方又是国民党、又是土匪的，县委到处打游击，这脑袋都差点儿掉几回了。听说四野大军来了，都跑安阳去了，你们把安阳打下来，我们就安生了。安阳军分区一个李司令，说中原和华北的部队都打过安阳，没打下来，你们四野威名大，也不用打，去安阳喊几句，放几炮，他们就投降了。后来得知，哪像这个李司令讲的那样子呀。当时寻思地方政权真不容易，带上个侦察排去看看吧，李树基就给我递眼色。也是，先遣队就是了解敌情、民情，为后续部队开通道路、安排吃住，没有攻城略地任务，那样岂不耽误时间、误了大事吗？再说，大部队马上就到了，他们的苦日子已经熬出头了。
过了汲县，迎面过来几百人，大都有枪，见了我们扭头就跑。我以为是咱们的地方部队、民兵，打马追上去，大喊别跑、别跑，我们是解放军，四野大军。他们就往路边麦地里跑，有的边跑边回头打枪，原来是土匪。
到了淮河边上，对岸红枪会黑压压的，劈里啪啦冲我们打枪，谁把他们当回事儿呀？第二天早起，见他们在对面山上排好阵势，像守又像攻的样子。118师一个骑兵排冲了一下子，想把他们吓跑算了，他们却真打起来。我让侦察队上马，拔刀、冲锋。我那马快，瞅准个坐在八仙桌后做法的大法师，想活捉他。那马太快了，马缰拉紧了，从八仙桌上飞过去，差点儿把那大法师踢飞了，把我也摔了下来。
快到长江边上了，军里来电报，说你们慢点，别太积极了，把白崇禧吓跑了。
第十章 （二）南下工作团
去，去，去，
到南方去！
到南方去！
我们是新中国的优秀儿女，
为人民服务忘掉自己，
参加革命有呀么有志气。
哪怕山高路远长江水又急，
挡不住我们前进的心。
团结向前进，
胜利向前进，
去解放南方受苦的人民。
到南方去！
到南方去！
青山绿水好风光，
送咱们队伍过呀么过长江。
过长江，打老蒋，
一个一个喜洋洋，
为的是全中国早呀么早解放。
在原兰州军区副政委王志建家的客厅里，他的夫人李琦唱罢《到南方去》，又说唱《过长江》。
李琦老人满头花发，风度优雅，又快人快语，一口北京话：
那时候，我们就是唱着这样的歌，一路南下的。
北平解放时，我在通县潞河中学已经毕业，考上高中了，赶上打仗、围城，不能念了，就回家了。家在北新桥。姐姐高中毕业了，哥哥正读高中，也像我在家待着。我们3个一块参军走了，姐姐去了延安，哥哥去了东北航校，我随四野南下了。
后来得知，林彪、罗荣桓、谭政、陶铸有个电报，说学生踊跃报名参军，部队也急需知识分子，四野准备在平津地区招收1万名青年学生。2月15日的电报，两天后中央军委就同意了。
那时在我们青年学生心目中，没有比参加解放军再光荣的了。光铁狮子胡同和棉花胡同参军的学生，就组成了82队、83队、84队、85队，每队几十上百人。82、83队是成人队，少数大学生，大都是技术工人和职员。84队是高中生队，85队都是初中生，十五六岁，人称“小孩队”。我就是小孩队的。哪个学校的都有，男女生各占一半左右。我们小孩队和高中生队比较纯，成人队年纪大，有社会经验，有的人报高学历，冒充大学生。
学《青年运动的方向》、《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将革命进行到底》，还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学习4个月，然后报志愿。西北、东北、华中、华东、华南，你想去哪儿就报哪儿，也可以留在华北，包括北平。70％多报名南下，还得听组织分配。哥哥、姐姐都羡慕我，因为南下是到敌占区去，要打仗，最光荣了。
8月初坐闷罐火车离开北平，到达目的地湖南沅陵时，已过中秋节了。
闷罐车走走停停，也不管白天、晚上，是不是车站，反正有个地方就甩那儿了。有的车站没有站牌，下车方便时问这是什么地方，车站上的人告诉你，一些话也听不懂。一列列火车从身边呼啸着向南奔去了，拉的都是弹药、粮食，前方急需物资。那时铁路都是单行线，一些桥梁又被敌人破坏了，修好了也不一定轮上我们这些学生，只能见缝插针往前赶。那时一停车，大家就都看着前边的火车头，就怕车停下，把火车头也给调走了。那时铁路上最缺的就是火车头了。车头呼哧呼哧开走了，那心就凉了，等着吧，没头了。
到湖北孝感时，留下两车皮人，都是年纪大、身体好的男同志，分到战斗部队去了。过了长江，每次停车差不多都能留下一批人，几十、上百的不等。走一批，我们就欢送一批，一些女同学就哭哭啼啼的。
哭，一是老同学分手舍不得；二是着急，怎么还不轮到我们呀？
打仗可以理解为工作，接收地方、建设政权也是工作，都是革命工作。我们这“南下工作团”，更贴切而又准确的，应该是后者。那闷罐车走走停停，有时把火车头都调走了，把我们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地晾在那里，并不是我们这些人不重要，而是在那儿待命。总得等前方打了胜仗，解放了城镇，你才能去接收、工作呀，可当时哪懂呀！在孝感走第一批人时，女同学就提出抗议，说男女不平等，重男轻女。后来女的越剩越多，到沅陵前就剩下我们小孩队了，有人就哭起来，说是不是看我们小，不要我们了呀？
带队的是个王政委，40来岁，一口山东话。大家都争着要去战斗部队，他说战斗部队成天行军、打仗，你们年纪小，去了不是添麻烦、耽误事吗？有人想家，他就给讲故事。看着又一批人走了，没点到名的情绪不高，他就喊：来，唱个歌，《过长江》。有人说长江早过了，还唱《过长江》？他就说：我是大老粗，你们都是大知识分子，说说前边还有什么江呀河的，咱就把“长江”换成那江那河。有人说前边有湘江，大家就唱《过湘江》。
那时那人真诚，年纪又小、单纯，领导一讲思想就通了。一会儿又来事了，领导一讲又通了，又说呀笑呀唱呀的。
2月24日，四野成立南下工作团，政治部主任谭政任团长，副主任陶铸任副团长。同日，以两人名义，在《人民日报》、《北平解放报》、《天津日报》等报纸上刊登招收学员启事。经过挑选，在平津地区招收青年知识分子8600余人，大部分到四野兼华中军区各机关、部队、院校工作，一部分到江西、湖南、广东、广西做地方工作。
南下途中，南下工作团的队伍一路扩大。
40军到湖北咸宁后，听说羊按洞有个郑州护士学校，是抗战时从河南搬来的，有500多学生，李树基就去动员。校长是个50多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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