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夹金山时，4个战士抬着我。陡处不好抬，我就两只手加条腿往上爬，大家帮着往上拖。到山下找到个医院，解开纱布，脓一下子就冒出来，那股味儿呀。
又过个党岭山，在半山腰上打一仗，当晚在个雪洞里偎一夜。第二天太阳出来了，好大的太阳，暖洋洋的，眼睛一下子就瞎了。雪盲。“三条腿”加个瞎子，大家就抬着扶着走，路好时就抓着前边人的背包跟着走。
过草地时，米袋子里装的炒大米。吃光了，每人发几块大拇指大小的牛肉，半生不熟的。休息时，找个干爽点的地方蹲着。下雨了，头上顶个大斗笠，一些人就歪倒那儿死了。病死的，大都是饿死的。连病带饿，人的生命就是那么脆弱。
人饿得不行了时，那裤带怎么也系不住。你给他系，那腰好像要勒断了，也一样往下出溜。有的人晃晃悠悠就倒了，有的人坐那儿就起不来了，拉起来又倒下了。只有活活地扔那儿了，没办法。
二过、三过草地时，一些人的遗体还没烂。
我参军前就入团了，团员要带头参军，还要带人参军。我动员了两个，都是我们长冲村的。一个不知在哪儿牺牲了，一个在河西走廊部队被打散时没下落了，八成也是牺牲了。
新中国是用枪杆子打出来的，也是用脚走出来的——活着的人和死去的人用脚走出来的。
从湖北到陕北，又到山东，再出关到东北，又进关到华北，南下两湖两广，渡海作战解放海南岛，从海口追到三亚。枪声停了，我一屁股坐在地上，抱着那脚，说脚呀脚，咱们走到天涯海角了，中国大陆走到头了，这回你也该歇歇脚、享享福了。
没想到还要跨过鸭绿江，走到平壤，走到汉城。
抗美援朝第一枪，就是我们40军打响的。
二、巾帼风采
郭绍玲老人说：
我家住在北京通县，我在通县女子师范读书。平津战役打响了，学校不上课了，学生都回家待着。那年我16岁，在家没事，可憋闷了。
一天晚上来部队了，尽是些戴狗皮帽子的，老年人都说从没见过那么多部队。参军后知道，住在我们家那一片的，是3纵8师23团。在院子里绑云梯，在胡同里练爬城墙，到城外练爆破，准备打北平。小孩子乐坏了，在院子、胡同里跟着跑，看热闹。部队纪律可好了，又和气。
住在我们家厢房的，是司令部的几个干部。有个姓宁的参谋，成天趴在地图上画呀画的。我想参军，可见他们对年轻女人挺严肃的，有点害怕，不敢说。他们吃小米饭，我们家做“驴打滚”，就给他们端去一些，说你们尝尝这个吧。他们不吃，说有纪律，我说咱们换着吃还不行吗？他们笑了，说这个小丫头心眼儿还挺多的。就这么算搭上话了，就把话说了。宁参谋说当兵苦啊，我说我不怕。他说你家里人同意吗？我说同意。我没敢告诉爸爸妈妈。穿上军装了，妈妈还去找过一次，让我回去，我好说歹说把她劝走了。
第二天来个干部，把我领到师文工队，给套军装，把蓝大褂、黑裤子换了。
头两个月可高兴了，南下也高兴，这脚可遭罪了。
开头一天行军60里，老同志不当回事儿。我出了家门就是学校，连6里路也没连续走过呀。到了宿营地，那脚没法看了，全是泡。老同志帮着洗脚、挑泡，用马尾巴穿上，再用煤油灯烤，疼得钻心哪。有人嗷嗷叫。我那眼泪也直淌，使劲咬紧牙。那时就盼脚上那细皮嫩肉，什么时候也能磨出茧子，练成铁脚板就好了。
睡一夜觉，第二天那脚不敢着地。走上半个多小时，脚走木了，觉不出疼了，就行了。我们几个刚入伍的新兵，从前面看一个个龇牙咧嘴的，从后边看一瘸一拐的像鸭子走路似的。战斗部队赶上来了，有人就喊，嘿，文工队的同志真卖力呀，刚上路就扭起秧歌了。
想解溲，到路边尽量找个低洼处，大家背对你围一圈。开头没锻炼，越急越解不出来。别说路上大队在行军，围着那一圈人也不行呀！班长说，别着急，闭上眼睛，不想别的就撒出来了。第一次，一泡尿10多分钟也没撒出来，急出一身透汗——觉得也没多少尿了。
行军累吧，还怕休息。一会儿那脚缓过来了，有知觉了，又疼上了。我们几个新兵就不休息，继续走，慢慢走。新兵行军，不掉队就是好同志，帮别人背东西就能立功。
到广西八步，是个小镇，我们文工队一昼夜180里，跟着部队，一步没落，没人掉队。
我们文工队50多人，10多个女的，最小的才15岁。部队行军，我们分成十几个组，在路边找块高点的地方，站那儿唱歌、打竹板。不管阴天下雨，头上多大太阳，路越不好走，越要加紧宣传、鼓劲。看到队伍中谁背着两支枪，有人一瘸一拐的也没掉队，马上就得编成词儿说出去。这个说完那个唱，有部队就不能停。这支部队过去了，后面的还没赶上来，赶紧坐下喘口气儿，喝点水润润嗓子。后边没部队了，说唱完了赶紧跟着走。特别是在广西，土匪多，掉队就危险了。
在湖南休整期间，我们到部队去演戏。《白毛女》、《刘胡兰》、《抓壮丁》、《血泪仇》，我在《血泪仇》中扮演儿媳妇。那时提倡一专多能，我主要是演戏，说快板也行，二胡什么的也能拉一下。演的说的唱的，都是贴近现实的，有的就是我们部队的真人真事，特别受欢迎。
一次，队长让我和个男队员去邻村借个什么东西，好像是演出道具。出村了，他打起摆子，我说你回去吧，他说你一个人不安全。我说青天白日的，没事儿。他走了，我就后悔了，那也不能再喊他回来呀。山沟里，3里多路，路边那草一人多高，好像随时都会窜出个坏人。不敢回头张望，就竖起耳朵，瞪大眼睛，一手握个 “王八雷”。就是那种瓜式手榴弹，有个压火，压住了扔出去，几秒钟就响，所以又叫“撒手响”。还叫“四十八瓣”，上面横道竖道分成48块，一爆炸弹片像铅豆子似的飞，威力大。心里寻思，若是遇上敌人，一个给敌人，一个就给自己了。
我们那时脸也经常不洗，虱子多时，抓把头发，手上能有好几个。都说“虱子多了不咬人”，打起仗来不觉得了，闲下来一样咬得难受呀。女人又不像男人那么方便，就躲个没人的地方抓一阵子。没那么多工夫，就脱下衣服抖落、抖落，抖落到火里噼啪直响。现在想想，那时那人活得真不容易，也真有劲头、有意义呀。
冰河在春天里解冻，
万物在春天里苏生，
被压迫的妇女在三八解放。
……
唱这《三八妇女节歌》的杨永珍老人，离休前是总后工厂部军需生产技术研究所政治部干事，南下时是40军文工团员。
老人说：
我是丹东人，那时丹东叫“安东”。初中毕业考上安东女高，家里没钱，念不起。“八·一五”光复，山东八路军过海到安东，成立个联合中学，我听说了就去报名，报名就收了。回家告诉爸爸，爸爸说，那是当八路啊。妈妈就哭，说你个姑娘家能行吗？也没拦我。三弟两妹，我是老大。爷爷还在，耳聋，听不清怎么回事儿，说我大孙女要干什么呀？妈妈说她去上学。那天下大雪，妈妈给我找两件衣服，包个小包，还有个小褥子，送出好远。
国民党进攻安东，联合中学随部队撤到通化，学员分配到各部队，我到3纵宣传队了。
除了大连，3纵几乎把南满踏遍了，一些地区不知转了多少个来回。部队到哪儿，我们宣传队到哪儿，平时演戏，行军做宣传鼓动，打起仗来分到医院、包扎所当护理员。
印象最深的是辽沈战役。我们在北镇附近一个村子里，大炮一响，一股疾风，窗户啪的一声就倒了，砸在炕上。老乡趴在炕沿下，大老爷们都吓得直抖，我们说没事，别怕。
枪炮响后不到3个小时，伤员就下来了。我们那儿是个临时包扎所，伤员从前线送来，处置一下，再由担架队或大车送到后方医院去。
我和曹华负责5间房子的30多个伤员。她是辽源人，17岁。宣传队还有个辽源人，叫伊枫，16岁，她俩还有点亲戚。还有两个15岁的女孩，北京通县的。
地上铺的稻草，伤员排一溜，我和曹华给喂水、喂饭、接尿。伤员流血多，口渴，医生又不让喝水。有的就喊“撒尿”、“撒尿”，没等你接完，抢过去就喝了。
最可怕的是眼球震出来的，送炸药炸地堡震的，在脸上耷拉着，曹华吓得扭头就跑。我说你快去喊医生，快点。她可能干了，唱歌也好，就是胆小。
有人耳朵震聋了，人也懵懵懂懂的，站起来乱走，把伤员踩得嗷嗷叫。我和曹华搂腰抱腿的，怎么也抓不住他，拼命喊：来人哪！来人哪！
一个排长招手让我过去，问我什么地方人，多大了，哪年参军的。又告诉我他是哪里人，家里都有些什么人，想回去看一眼，挺清醒的，一会儿就死了。我和曹华举着油灯，浑身都看遍了，也没发现哪儿有伤。从一保临江开始，中等以上规模的仗，我们就干这个。开头那眼泪流的呀，后来见得多了，心就硬了。可看到这种场面，泪水还是扑簌簌直流。
那时我们就说担架队怎么还不快来呀？快点送去医院，好多救活几个呀！
我们宣传队最惨的一次，是在雷州半岛海康县，南下后就叫文工团了。到个村子宿营，女人爱干净，都到村边小河洗衣服、洗头、搓身子。突然飞来架敌机，俯冲扫射，伤亡20多人，河水都红了。尚青、王惠倒在河里，高峰、丁强在河边树下，坐那儿牺牲的。丁强演老太太那才好呢。高峰是女高音，唱得好，长得漂亮，可受部队欢迎了。她是锦州义县人，官兵叫她“义县之花”，是我们文工团的头号明星。
（郑需凡老人说，听说“义县之花”她们牺牲了，官兵都红眼了。那架敌机也够猖狂的，转一圈儿又回来了。大家早准备好了，轻重机枪、步枪一齐对空射击，把它打下来了，飞行员也活捉了。若不是我们拦着，非把那飞行员揍死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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