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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我在政治辅导办公室当辅导员，主任是程志，吉林榆树县人，一块南下的，离休前是贵州省教育厅长。他早年留学日本，学经济的，这人有水平呀，在这种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大家都服他。我就不行了，文化低，年纪又小，那年才17岁，学生都比我大，也不服我是个土包子。就提问题，说沈同志呀，你说苏联叫无产阶级专政，咱们为什么叫新民主主义专政呀？新民主主义文化是什么呀？名义是请教，实际是考你，要看土包子出洋相。有的当场解答，有的就说我也不大明白，你们说说，我听听。有的是明知故问，就给我讲起来，挺得意的。有的他们也不懂，我就说等我回去请教程主任，你们也看看书，明天咱们再一起研讨，怎么样？这么一来，大家就服气了，说这个小沈不简单，共产党和国民党就是不一样。有的还说，就凭这一条，共产党这天下坐定了。
不管你怎么没把自己当回事儿，一身军装，胸前“中国人民解放军”胸章，臂上再一块蓝边白底蓝字的“军管会”臂章，那时在人们眼里，你就是共产党了。
离休前为武汉第二炮兵学院指挥系副政委的高玮老人，吉林临江县人，当时是40军153师政治部秘书。
老人说：
武汉解放，我们师进驻武昌，118师南下后，又接管汉口、汉阳，执行若备任务，看守政府机关、要害部门和仓库，维持社会治安。有个国民党的省政府副主席，姓朱，个不高，胖胖的，没走，政治部派我和他联系，办理移交。不管谁需要什么东西，得我们俩签字，我再盖上政治部公章，才能拿走。开头他叫我“长官”，我说我们解放军不兴叫“长官”，后来他知道咱们叫“首长”，又叫开“首长”了。我说我不让你叫“长官”，也不是叫你叫“首长”呀，我就是个小秘书。我想让他叫“高同志”，又觉得他是个国民党的省副主席，不合适，大概他也是这么想的，不敢叫“同志”。我说你就叫我“小高”吧，他就叫开“老高”了。他都50多了，那年我才21岁。
那时汉正街那儿都是棚户区，里面还有个挺大的粮库，特务想烧粮库。粮库有部队守卫，不敢近前，就在棚户区放火。弄十几只猫，尾巴绑上棉花，浇上煤油点着，那猫就到处乱窜。都是板房，那天晚上刮北风，大火一下子着起来。部队去救火，粮库保住了，烧死一些人。特务抓住了，召开公审大会，枪毙。
李逸老人说：广州特务放火、打枪，也没打死什么人，就是扰乱人心。白云山南边，越秀山一带，火车站附近，晚上信号弹乱飞，给敌机指弓旧标，去抓，总扑空。叶剑英叶帅，是军管会主任，觉得有问题，一查，公安局副局长陈博是个特务。把这小子抓住了，再抓就容易了。
抓到特务，送到原国民党省政府大院，妓女、吸毒的也往那儿送，那里有好多空房子。吸毒的跟你要大烟，那能给吗，咱也没有呀，就祖宗三代地骂你。戒了，家里人来领，给你磕头，拉不起来，说让他弄得倾家荡产了，大军不光救了他，也救了他们一家呀。
那时广州有十几个公安分局，一个连一个分局，负责一两条街，站岗、巡逻。臂章上两个字“穗警”，不是广州苦察，而是广州警备司令部，那职责就跟苦察差不多，也有便衣。特务、小偷、贩毒的、倒卖银元的，都抓。说话听不懂，就带回连里审查。西郊海角红楼、十三行和下九路一带，妓女特别多，江边还有花船，拉客，没扫黄之前，走到那些地方要特别小心。
张林苏老人说：
我们航政局长雷铭之，鄂豫皖老区来的，晚上加班，回家路过民生街，让妓女拉住了。开头不明白怎么回事儿，反应过来，吓得甩开就跑。枪林弹雨，出生人死，还真没领教过这个。
对妓女登记、收容，办培训班，有病免费治病，完了安排工作。
刚进武汉时乱啊，黄赌毒，花花世界，什么都有。说禁，一声令下，快刀斩乱麻，很快就没了。
高玮老人说：
武汉解放后，粮食紧张。一些奸商趁机哄抬物价，有的掺沙子，有的不卖，高价抢购，囤积居奇。等他们那钱差不多都变成粮食了，咱们的粮食运来了，低价卖，奸商一下子傻眼了。那时部队和政府机关都开粮店，24小时营业，平抑物价。
另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是当时的银元市场。四野下后江南，部队都带银元，万阳寸叫“大洋”，新区老百姓不认人民币，就认大洋，把人民币兑成大洋。武汉出城巧里，人民币就不好使了。1949年2月，银元驱逐了金圆券，独占货币市场的。解放军进城了，人民币也进来了，银元、人民币大故。开头比价为l：300，没几天变成1：350，最低时竟达l：5以刃。有些商店公然拒用人民币。这就不仅是人民币的信誉问题，而是共产党能不能在城里站住脚了。军管会下令禁用银元，省市政府号召开展打击银元运动，大张旗鼓地宣传人民币是解放区唯一法定货币，限期兑换。警备部队和公安局巡逻检查，还有持军管会证件的便衣金融纠察队，进行秘密查访。为了少发行人民币，政府和企业工作人员发放粮食，以粮代薪。
国民党完蛋了，那钱当然不叫钱了。共产党如日中天，这钱怎么也越来越不值钱了呀？许多人不懂金融，难免疑惑。但有一条，坚信不疑，那就是咱共产党没有过不去的沟坎。
5月16日武汉解放，8月银元就绝迹了。
官勇老人说：
解放赣西南，一路上银元价格不一样，这高那低，忽高忽低。咱们也有个别同志贪图便宜，抬高银元比价，买便宜货。我把情况向师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昊彪汇报了，他说这是个大事，要好好研究一下，搞出个统一的合理的比价，通知部队遵照执行，不能损害群众利益，同时也让群众监督我们。结果，四野政治部发个通报，开头表扬几句，说你们怕违犯群众纪律，想到群众利益，这是好的，“但是”后面就批评上了。说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成立了，货币政策是要由中央制定的，你们一个师就决定了？“典型的游击习气！”
江西苏区当年发行货币，抗战时各根据地也一样。从延安闯关东的同志讲，陕甘宁是种黄票子，桑树皮做的，1万元1张，两张买一个烧饼。过黄河到晋绥，是种绿票子，1张1千元。到晋察冀又是一种红票子，1张500元。出关到东北就是东北老头票，还有苏联红军的流通券。走到哪都得兑换，到东北就不用了，也没处兑换了，不管多大面值的红票子、绿票子、黄票子，都不好使了。
当年自己造币发行，如今制定个银元比价算什么？就这么一路走过来的，习惯了，就不由自主地干上了。
沈辉老人说：
我哥哥是穆棱县政府民政科长，也被选调为南下干部。我妈说，我就这么两个儿子，能不能给我留下一个呀？我哥哥说，你小，还没成家，你走了妈妈不放心，你留下。我说，这正是我的优势，你把嫂子、孩子扔家里怎么办？我一个人没牵挂，干两年再回来。
服从分配没说的，若说不恋家、不恋东北，也不是那么回事儿。那时说南下接收完城市，都走上正轨了，可以回老家。结果，1949年我17岁到武汉，24岁娶个武汉媳妇，到现在已经44年了，地道的武汉人了。
李琦老人说：
我和南下工作团的几个同志，分到湘西沉陵县接管委员会。到沉陵那天是中秋节，县城一条街，石板路，人挺多，挺热闹。两个女同志，一个北京的，一个武汉的，上街玩。那地方土匪多呀，到那儿就告诉了，年轻人不知深浅，没当回事儿。青年学生好奇，湘西风情别有韵味，看什么都新鲜。一个人要解澳，厕所就在路边，一圈半人多高的土围墙。进去10多分钟也不出来，喊两声，没人应，进去一看，我的妈呀，脑袋让人割下来了。
在沉陵县干两个来月，调到辰溪县贸易公司，下乡征粮。老乡挺冷淡，问什么都晃脑袋，说话也听不懂。有时我们在这个村，土匪就在那个村，他人熟地熟，来打我们。第一次开枪，我闭着眼睛，也不知道子弹打哪去了。打不过土匪，男的让我们女的撤退，他们掩护。我们不退，男女都一样，退却是胆小鬼。心里这么想，其实也害怕呀。后来就锻炼出来了，我打枪也挺准了。
最先接近我们的是个小学教员，和我们这些学生挺谈得来，主动给我们当翻译。他告诉我们谁家有钱有粮，我们就去征粮，用大洋买，按市价，留足口粮，其余都得卖，不卖不行。谁家没隔夜粮了，我们就挨家送救济粮。那些大娘、大嫂再见到我们，就说“政府来了”，把你往屋里拉，土茶叶，大粗碗，就给你沏上了，不喝不行。
湘西苦呀。下乡住老乡家，吃野菜、葛根，有时个把星期没盐星儿。那时菜里放点盐，那就是顶级美味了。每月发一两元钱，买了牙粉、肥皂，想家想买张邮票寄封信，都得再三掂量。还水土不服，打摆子，拉肚子，生疥疮，还有些病也叫不出名儿，一些人瘦得那个样儿呀，有的就病死了。
二、我们是共产党
杜博老人说：
衡宝战役后，我们在湘西洪江县休整，准备进军广西。一个土不土、洋不洋的小城，座落在山坡上，老百姓对咱们挺好。有个丽声剧团的老板，来请我们看戏，去吧，全营集合。第一个节目唱（大路歌》，挺好。第二个也行，4个小姑娘跳舞。第三个就不行了，唱什么“桃花江是美人窝，桃花千万朵，比不上美人多……”一男一女，男的唱完了，女的问真的吗？男的说我贝过。
那时，军师都有宣传队，总部也有，经常下部队慰问演出，《白毛女》呀，（血泪仇）呀，（王二虎参军）呀，都是这类节目，哪见过他们这种戏呀！
这时，剧场里咱们官兵就喊喳上了，也觉得不对劲呀。我想制止，再一想，这地方刚解放，人家请咱们看戏，别影响军民关系。
再看下去更不行了，是出话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