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时空-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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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时空-解放- 第14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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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分工方面,我觉得由李副书记分管琉球,琉球的工作这几年都是老李在主持,也最熟悉;

  戴参谋长分管军队政治工作,和你搭档的赵延,他负责军事,正式的任命文件,应该过不了多久就会下来的。杨书记还是主持福建省委的工作。国内的

  大局已定,国民党已经完了。我们G产党也要正式进城了。我有个提议一直想和大家说说。

  我建议我们,主要是指各级领导干部,进城后不要住别墅,或者单独

  住小洋楼,住房统一分配。不要配服务员,小车和司机也都由组织统一分配。我们进城决不是当官做老爷的!我们尤其要以身作则。”

  李远强率先表态:“我完全同意刘书记的意见。”

  杨中远戴仙兵两人也点头同意。

  刘云又强调道:“想当年明朝的农民起义领袖闯王李自成,革命也是就快大功告成了,进了城,就做起了大老爷,把当年的革命理想全部抛到九霄云外,结果如何?落败身死,烟消云散!

  我们快要解放全中国了,但是中国的革命还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而已。我们G产党人要引以为戒!千万重视啊!”

  万里长征开始了第二步.

第四十二节 三张
解放军占领台北后,台湾全岛各地革命群众自发起来攻占县政府,警察局,砸开监狱,释放犯人,欢心喜悦地迎接解放。

  被关押在秘密地点的台湾R产党的大批人员也被“得到消息”的革命群众救了出来,刚叛变没多久的蔡孝干,李灯灰等人被重新关押。在中央保卫局的人审讯后枪决。

  中央的周副主席给刘云的电报中对刘云的行为还是提出了严肃批评,最后严令不得外传此事,此事在中央也只在五大书记范围内通报。对外一致宣称";台湾R产党因为蔡孝干,李灯灰等叛徒出卖;党组织被国民党反动派大肆破坏。";

  原籍台湾嘉义的干部张志忠,陈泽民,广东人洪幼樵,谢雪红、简吉、陈福星、张伯显等老台G干部吃尽严刑拷打,都没有叛变;被救出后,也都暂时回到台北疗养。在台南被捕的钟天祥没有叛变,倒是叫刘云对他有点刮目相看。

  李远强带着一个营的部队出发去了琉球。刘云和杨中远等人也进入台北,在原来的总督府办公。

  进城后的琐碎事情极多,首先要收编原国民党部队,妥善安置,防止哗变。

  同时调派部队接管原来的国民党各级政权。迅速维持社会治安,恢复原来的正常生活。

  兵慌马乱的时候,物价总是飞涨。刘云要调派各种物资稳定物价,或者直接找各大商会头头脑脑,严令不得囤积居奇哄抬物价。

  新的台湾省人民政府名单一公布。各色人等,三教九流,不管认识不认识,以各种名义接近人民政府的领导。

  “报告,张国涛在监狱里希望能见见刘司令。”台北市公安局局长林黑羽进来给刘云递了一张条子,“他说有重要情况举报,希望能戴罪立功。”

  逃到了台北的“国民党六届中央委员”,原中国G产党的高级领导人张国涛,前几天被捕。张国涛脱离中G本来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是他不该加入了军统,还专门负责过一段时间的策反中G人员的事务,给国民党反动派做走狗。南京上海一解放,他也跟着跑到台湾了,由于他早已没有什么利用价值了;国民党对他是理都懒的理;张国涛一家生活艰难;在台北混的很惨。

  刘云鄙视他的为人,立刻回绝道:“不见!他想说就说,不想说,人民自然会公正地审判他的。你告诉他,必须老老实实交代问题,跟谁说都是一样。”

  旁边福建省委书记杨中远也在场,过两天他也要回福建了,对刘云道:“说不定,张国涛真的有什么内幕情报,还是仔细审审吧,我们不能放过任何一个敌人。”

  刘云见他开口了,也不好说什么,命令林黑羽仔细再审。

  “报告!中国民主社会党党主席张君励前来拜见省长,这是拜帖。”

  杨中远和刘云对望一眼,心里都诧异,可以说自己与民主社会党素无往来,不知道这个张君励来干什么。

  “还是见一见吧!”杨中远建议道。刘云点点头,让警卫员把人带进来。

  (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可以视为多种主义、多种体制、多种运动及其自觉表现的多种政党活动的试验场和检测所。中国民主社会主义者杰出代表罗隆基、萧亁及“二张”张君励、张东荪等人所主张、所践行的学理主义、政治体制、社会运动,经过历史实践的检验表明:行不通!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国共分裂政局定格后的一个产物是,希望能走“中间路线”、“第三条道路”的“第三势力”迅即兴起。先有1927年11月成立的“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俗称“第三党”);继之是20年代初出现的对国共两党左右开弓的“人权派”及“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等;

  往后于1939年11月建立了带有俱乐部性质的“统一建国同志会”,并进而于1941年3月发展成为与国共两党鼎足而立的政党——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中国民主政团同盟鉴于个人盟员已经超过团体盟员的组织状况,于1944年9月更名为中国民主同盟。

  民盟有一个出自罗隆基手笔的民主社会主义政纲,标榜的是“中间路线”、“第三条道路”。民盟“一大”宣布民盟是“一个具有独立性与中立性的民主大集团”,大会通过罗隆基起草的政治报告及其纲领,中心的理念和架构就是民主社会主义。

  民盟中主张“兼善美苏”的理论家张东荪将“中间路线”、“第三条道路

  ”实质的揭示为:“在所谓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我们想求得一个折中方案”,“在政治方面比较多采取英美式的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同时在经济方面比较多采取苏联式的经济计划与社会主义。”

  希望能走“第三条道路”的民主社会主义者即民主个人主义者、自由主义者萧亁这样自白道:“自由主义不是一面空泛的旗帜,下面集合着一簇牢骚专家,失意政客。”“自由主义不是迎合时势的一个口号。它代表的是一种根本的人生态度。这种态度而且不是消极的,不左也不右的。”

  “在政治在文化上自由主义者尊重个人,因而也可说带了颇浓的个人主义色彩,在经济上,鉴于贫富悬殊的必然结果,自由主义者赞成合理的统调,因而社会主义的色彩也不淡。自由主义不过是个通用的代名词,它可以换成进步主义,可以换为民主社会主义。”

  正如毛泽东主席指出的那样:“有一部分知识分子还要看一看。他们想,国民党是不好的,共产党也不见得好,看一看再说。其中有些人口头上说拥护,骨子里是看。但他们不是国民党反动派,他们是人民中国的中间派,或右派。他们就是艾奇逊所说的‘民主个人主义’的拥护者。”

  20世纪上半叶“看”了那么久,若问“看”的结果如何?答曰:冰炭岂能同炉,梦幻必然破灭。国民党反动派独裁专制具有极强排他性,连对国民党存有幻想的这“一部分知识分子”也是容不下的。1947年10月,国民党当局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民盟总部被迫解散,地方组织和广大成员转入地下坚持斗争。

  民盟总部被迫解散后,民主社会主义者阵营迅速分化,一部分进步人士向左转。1948年1月,民盟主要领导人沈钧儒等在香港召开民盟一届三中全会,决定重建民盟领导机关,并发表宣言反对国民党反动政府和美国的对华政策,同中共和其他民主党派携手合作。

  中共中央对此积极回应,毛泽东主席于1948年1月14日致电指示叶剑英(时任中共中央后方委员会书记)、李维汉(时任中共中央城市工作部副部长)等时说:“对民主同盟的恢复活动,……对一切可以争取的中间派,不管他们言论行动中包含多少动摇性及错误成分,我们应采积极争取与合作态度,对他们的错误缺点,采取口头的善意的批评态度。”同时要求:“要在报纸上刊物上对于对美帝及国民党反动派存有幻想、反对人民民主革命、反对共产党的某些中产阶级右翼分子的公开的严重的反动倾向加以公开的批评与揭露,文章要有分析,要有说服性,要入情入理。”“对一切应当争取的中间派的错误观点,在报纸刊物上批评时,尤其要注意文章的说服性。”

  正由于中共同民主党派成功地结成统一战线,出走香港的民盟一些主要领导人和其他民主人士、无党派知名人士随后北上解放区,参加了全国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参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筹建工作。

  需要追溯一下的是,在中国民主社会主义者中的“二张”张君励、张东荪,曾于1932年共同组建中国国家社会党。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国家社会党于1938年得到国民政府承认后,参加国民政府的国民参政会,随后又成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一个重要成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国国家社会党退出民盟并与民主宪政党合并,于1946年8月15日在上海成立中国民主社会党。这个以张君励为主席的民社党当然不会改宗易帜,仍然标榜奉行民主社会主义,即“民主主义的政治,社会主义的经济”。民社党反对国民党###,同時反对暴力革命,要求共产党停止军事行动,幻想在中国建立一个超阶级、超党派的民选政府。国民党于1946年冬召集“国民大会”之时,民社党公然投怀送抱,参加“制宪”。于是,导致民社党内争和分裂,张东荪退党。民社党在张君励操纵下,积极参加改组政府,于1947年4月17日同青年党、国民党签订“新政府之施政方针”十二条,参加立法院、监察院、国民参政会、宪政实施促委会工作。1948年春,民社党积极参加国民党记的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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