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5亿多农村劳动力，这相当于欧盟总人口的一倍，是美国和加拿大就业人口之和的两倍半，这才是我们一个最基本的国情。所以目前三农和就业问题是我们政府所关注的核心问题。这一切决定了我们必须走一条中国道路。因为我们不能走西方帝国主义当年把人送出去，把资源抢进来的老路。
这首先就包括国家引导财政和投资往这两方面倾斜，当然这种财政投入短期看起来是不赚钱的，是不太符合资本逐利的效益原则的，但是从长远看，它关系到中国的社会稳定，关系到中国经济能否可持续的发展，与此同时，国家目前节制、起码是力图节制在房地产和股票等领域里的短期逐利行为，这些都构成了当前经济宏观调空的主要内容。
中国经济的发展是事实，但是诸如内需不振长期影响市场的扩大，这也是一个事实，这造成了我们庞大的农村人口起码是没有跟上经济进步的步伐，或者没有更多地分享到财富增长的好处，从而在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特别是人们的意识之间造成了分化和差别，这种差别日益瓦解着、侵蚀着我们社会的共识，威胁着社会的凝聚力。今天很多人谈到软实力的问题、谈到创新社会的问题，我觉得软实力也就是指这个社会的凝聚力，这起码是我们要面对的一个重要危机。当然，国际风云变幻也是一个危机，自然条件更是，比如说我们是个土地和水资源十分缺乏的国家，广阔的西北地区的主要问题不是别的，而是缺水，这不是哪一代人造成的，也不是一代人就能解决的。
所以，我们不能仅仅从数字、图表和帐面上去看问题，特别是看中国经济的发展和成就。许多经济学家批评经济学的门外汉没有实证的数字分析的本事，用我的朋友姚洋（北大经济中心的副主任）的话来说就是：这年头就是作贼也得有点手艺。但是，有些重要的、实质性的问题，却并不数字能说明的。比如说， 1830年，中国清朝的GDP占世界的三分之一，如果仅仅按照数字来衡量，要超过现在的美国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例。所以从数字上恰恰不能说中国目前处于历史上经济最好的时期，因为GDP还没有达到大清当年在世界上的地位。
而我觉得中国学术界当前面临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怎么认识资本主义，怎么认识这个1500年以降向全世界扩张的“世界史”的进程，特别是怎么认识16世纪以来在欧洲、特别是苏格兰启蒙运动中所形成的那些基本的现代“范畴”，这包括：商品、货币、市场，也包括自由、民主和人权等等。我觉得，这恰恰也是《大国崛起》的主要作者所向我们提出来的一个最核心、最关键的问题。
我们是继续被动地把这些范畴作为普遍的概念接受下来呢？还是象罗荣渠先生、张芝联先生所作的那样，去反思这些范畴，并揭示其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进而将这些范畴看作“不自然”的呢？进一步说，是把今天中国经济的发展归功于人家教给我们的那些所谓“国际规则”呢？还是去致力于探索一条“中国道路”呢？我觉得这个基本问题如果没解决，或者没有把这个问题的解决放在首位，中国就不能从500年的历史中汲取真正的经验和教训，也就不会有真正的进步。
我的朋友黄纪苏在《我们走在大路上》曾经写到：“中华民族灾难深重而志向高远。我们跌到在1840，匍匐于1931，挣扎于1937，崛起于 1949，踉跄于1966，复活于1976”，大国兴起无坦途，但是我们毕竟有了“1949五星耀东方”，毕竟有了“1976我们走在大路上”，毕竟也有了2006关于和谐社会的构想。我最近听到中国最著名的企业家说过一段很深刻的话，一个月前在上海，我和这位企业家一起与汇丰董事局主席Steven Green先生谈话时，他曾经这样说：“今天对我们20多年经济成长，对大家发财原因的分析，如果大多数人都感谢美国，如果把它看作以美国为主的制度带来的，如果大家的感恩心往那边多了，那么我们自己就没了，因为我们其实不了解美国、英国发达的历史，也不了解你们汇丰的历史，甚至我们也不了解我们自己的历史。比如我们现在有些人一边感恩邓小平、一边批判毛泽东，我在一个多月前就想：毛泽东与邓小平是一致的，如果没有毛泽东，就不会有邓小平，如果没有毛泽东，谁没有了钱都可以到我们中国来要，连不如中国一个省大的国家，都被我们称为“列强”，说打我们一顿就打我们一顿，什么时候想打就可以打，我们哪会有今天的好日子？如果没有毛泽东，很多中国人就可能以为上车不排队是对的，拣了钱包不还是对的，甚至调戏妇女也是对的。那我们就什么秩序都没有，什么道德都可以不讲，什么国民意识都不会有！没有毛泽东，中国还是一盘散沙。如果我们的文化主流是庸俗，如果让港台的文化统治了我们，如果十几亿人如果连一点精神都没有，如果我们的文化就是追超女，就是炒股票，在这么庸俗的国民意识下，我们就根本不可能谈什么崛起，更谈不上什么大国。”――我觉得这些话说得非常中肯、非常心平气和。因此，照录于此，算作对“大国崛起”的一种观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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卧底将军韩练成
卧底将军韩练成
杜金玲
蒋介石的鲁南会战计划刚刚出笼；国民党46军军长韩练成便将这一绝密情报送到了华野司令员陈毅的手中。莱芜战役即将打响；韩练成却突然神秘失踪；致使国民党李仙洲部的六万人马全军覆灭。
韩练成（1908—1984）；宁夏固原县人。1925年参加西北军。曾任国民联军排长、连长；国民革命军第2集团军营长、团长；参加过北伐战争。后任国民党第72师参谋长；独立第1l旅旅长；第170师副师长、师长；第16集团军副总司令兼参谋长；国防部研究院研究员；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高级参谋；第46军副军长兼师长、军长；海南岛防卫司令官。1948年脱离国民党军队；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兰州军事管制委员会副主任；西北军区副参谋长。195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兰州军区第一副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战史研究部部长、甘肃省副省长。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党中央给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送来一封密电：速以董必武的名义与国民党第46军军长联系。新四军联络部科长陈子谷奉命连闯三关；终于见到了46军长韩练成
1947年元旦；山东临沂地区下起了漫天大雪；放眼望去；山川、河流、树木、房屋白茫茫一片。华东军区机关和华东野战军指挥机关设在临沂的天主教堂内。这天下午；陈毅司令员在烤火盆边批阅文件；华东军区副司令员张云逸推门进来；他拿着电报对陈毅说：“司令；这是党中央转来的一份密电；你看如何处理？”
陈毅接过电报；电文大意是：国民党第46军已从广东海运到青岛；该军军长有起义的可能；望华东局迅速派人；以董必武名义与该军军长联系。
陈毅看了一遍不放心；又反复看了几遍；然后思量着说：“如果能与该军军长联系上；那真是一件大好事。但是；电报文字简短；有些问题说得还不太明白；比如军长是谁、他是何方人氏、是不是中###员；等等。电报只说46军军长有可能起义；其他都是问号；如何联系？”
张云逸说：“这份电报我也看了好一会；看不出什么名堂。”考虑了片刻；他提出将“敌工专家”刘贯一叫来；一起研究研究。
“好吧；”陈毅说；“你赶快叫他来一趟。”
张云逸应声出门；又被陈毅叫住了：“云逸；你将政治部主任舒同也找来；他对敌情也比较了解；多一个人多一个主意。”
转眼工夫；张云逸和舒同、刘贯一都来了。陈毅将电报递给他俩；待他俩看完后；陈毅说：“你们谈谈看法吧！”
刘贯一和我党创始人李大钊是同一时期的老党员；曾在冯玉祥部做地下工作；又先后在新四军4师、新四军军部担任联络部长和敌工部长；熟悉国民党军各军沿革及人事情况。他在策反工作中成绩突出；被陈毅称为“敌工专家”。
刘贯一说：“据我了解；46军是广西部队；属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管辖；是美械装备的精锐部队。”他思忖着说：“电报上说要以董老的名义联系；我分析董老和该军军长见过面。”
舒同习惯性地推推架在鼻梁上的眼镜；说：“依我之见；这是个非常重要而又十分紧迫的任务。我们如果能将国民党的一个美械军争取过来；这可是个打着灯笼都难找的好事啊！现在中央将这个重任交给我们；我们可不能丢掉这块肥肉；无论如何要将这个工作做成功。”
陈毅接着说：“当务之急是派人登门联络；你们看派谁去合适？既然46军是广西部队；我建议选个会讲广西话或广东话的人去。”
“有道理！”三个人低头考虑人选。
陈毅问刘贯一：“你们联络部有两广人吗？”
刘贯一想了想；突然叫道：“科长陈子谷就是那一带的人；我看让他去执行这个任务比较合适。”
提到陈子谷；他可是华东军区机关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传奇式人物。
陈子谷祖籍广西；从小跟随祖父陈峥嵘在泰国曼谷长大。祖父经商有方；富庶一方；名闻泰国。但陈子谷不喜欢过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生活；1932年；他告别了灯红酒绿的曼谷到北京读大学。1934年又东渡日本留学；与郭沫若同住一室；白天去东京大学学习；晚上跟郭沫若学写诗。陈子谷天资聪颖；悟性过人；仅半年就学会了作诗；还出版了诗集《宇宙之歌》。郭沫若对他评价极高；说他是天生的诗人；有苏东坡的才气。抗战爆发后；陈子谷对郭沫若说：“我的战场在祖国；等赶走了日本人；我才能安安稳稳地当诗人。”
1938年；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