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当您丈夫去了里诺，您就……”
“我吓呆了，”她承认道，“然后当我没有收到他来信时，我变得狂乱起来。碰巧在里诺我有个朋友，我就打电报让那个朋友查查所有的旅馆，看看他住在哪儿，看看——呃，看看他是不是一个人。”
“那么后来呢？”梅森问。
“当我发现大卫没有在里诺的任何旅馆登记时，我就去找霍勒斯要他讲清楚，但霍勒斯表现得极为回避而且不安，我就知道了他是在撒谎，企图隐瞒什么事情。然后他就告诉我大卫跟另一个姑娘私奔了。”
“谁？”梅森问。
“我想没有必要说出她的名字来。”
“为什么？”
“因为，当然，大卫没跟她私奔，他跟她没什么关系。这只是霍勒斯编出来的，企图掩盖谋杀的事。”
“这个女人现在在哪儿？”梅森问。
“哎呀，我可不知道。我完全失去了她的线索，我想我甚至都不认识她，她对于我来说只是一个名字，当然，要不是因为霍勒斯表现出来的样子，我会发现她更多情况的。我叫来了警察，没多久警察就发现了他在撒谎，大卫已经被谋杀了，我不知道，我想如果霍勒斯说出真相的话，他可能不会被判处死刑的。”
“真相是什么呢？”
“他们肯定是对厂里的什么事进行了激烈的争吵，霍勒斯一怒之下杀了我丈夫。然后他极为惊恐，知道必须得把尸体处理掉，他没有叫警察，而是等到夜里，在水泥上打了个洞，挖了个坑埋了大卫，然后又用水泥把那地方铺好，并且在新水泥上堆了——些垃圾和刨花，一直到水泥干了；当然，他一直让我以为大卫突然出差去了里诺。”
“您从多久开始怀疑的？”梅森问。
“大概有三四天的样子，哦，是在霍勒斯告诉我大卫跟那个女人私奔之前5天的时候……在我朋友告诉我大卫不在里诺之后。”
梅森靠回到转椅里，闭上了眼睛，好像在极力回想过去的事情。“别停下，接着说，丹杰菲尔德夫人。”
“爱上一个人而他又被杀了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一开始是一种让人麻木的震惊，然后——唉，我就对霍勒斯·亚当斯和他的妻子，对那个小男孩，产生了难以遏制的、可怕的憎恨。在我的天性中没有半点儿同情和宽容的成分。当陪审团对霍勒斯做出判决时，那意味着他会被绞死。我当时高兴得不得了，一个人出去进行了庆祝。”
“您对亚当斯夫人不感到同情吗？”梅森问时眼睛仍然闭着。
“一点儿也不，我告诉您，我恨她，我对任何人都不同情。要是让我拉起绞死霍勒斯·亚当斯的绳子，我会很高兴做的。我试图说服他们在执行处决时让我到场，但他们不同意。”
“为什么您这样想？”
“我只想在绞索打开时朝他尖叫‘你是杀人凶手’，好让他的脖子被勒断时我的话能在他的耳中回响，我——我告诉您，我很残忍，我是一个非常感情用事的动物，梅森先生。”
律师睁开了眼睛，看着她说：“是的，我对此很欣赏。”
“我告诉您所有这些，您就可以理解我现在的情况。”
“您现在的情况是什么？”梅森问。
“我意识到我当时在某些事上是多么的错误。”
“您感到后悔？”
“不是指我对霍勒斯的态度，”她急忙说，“我想亲手杀了他；我很高兴他的律师没有为他辩护成功，使得他们能绞死他。就像我说的，如果他说出了真相，他可能只会被判为过失杀人罪或者二级谋杀，但他那企图掩盖的方式以及一切——好啦，我们不要再谈这事了，因为我想谈谈萨拉。”
“萨拉怎么了？”
“我想我当时为难了萨拉。我极力不让她拿到生意中她那份钱，尽量采取一切恶劣手段。她拿走了她所能拿的现金就失踪了。当然，为了那男孩的缘故，这也是她惟一所能做的。她没多少钱，就一点儿。我过去一直都不知道她去哪儿了，也没人知道，她非常小心地掩盖她的行踪。那男孩当时太小，不记事，她觉得她能把他带大，永远不让他知道他父亲是因为杀人而被处决的。”
“您现在知道她那时去哪儿了吗？”梅森问。
她朝他笑了笑说：“别这么小心翼翼，梅森先生。现在我当然知道，她那时去了加利福尼亚；她十分艰苦地工作啊工作一一太艰苦了。她给了那个男孩良好的教育，他总以为他父亲是在一场车祸中丧生的，他们也没有别的亲戚。她很小心地一点儿也不让他知道他的过去，不让他接触任何会向他揭示那事的东西。她太好了，为此而牺牲了她的整个一生。唉，她干得太辛苦了，劳累过度，结果得了结核病。四五年前，她去了红河谷，在那儿，人们认为她挺不错；即使她本该休息了，她还在一直不停地工作。要是她到医院去安心地养病，她可能会被治好的，但她要迭她的男孩上大学，所以她子得直到——直到再也不能干了为止。”
“后来呢？”梅森问。
“后来她死了。”
“您怎么知道这一切的呢？”梅森问。
“因为我特意去查的。”
“为什么？”
“因为——信不信由你，这是我的良心发现。”
“什么时候？”
“有相当一段时间了，但我真正动心是在有人雇了侦探开始调查这桩案件之后。”
“谁雇了他？”
“我不知道，一开始我以为是萨拉，是住在埃尔坦普罗的一个人，我查不出他是谁。”
“那您为什么来找我呢？”
“因为我想您知道这整个事情的背后是谁以及为什么。”
“是什么使您这么想呢？”
“因为我查出了马文·亚当斯，发现他同威瑟斯庞那姑娘非正式地订了婚，而有人看到您被送出威瑟斯庞家。”
“您怎么知道这些？”梅森问。
“偶然知道的。说实话，梅森先生，我在埃尔坦普罗是因为我觉得侦探事务所在那里。这个侦探给埃尔坦普罗打电话汇报情况，我是通过温特堡城旅馆的总机小姐得知这一情况的。但它们是两个电话台之间的电话，我无法得到号码。”
“那您是怎么了解到我的呢？”
她说：“通过伯尔夫人无意中的一句话。”
“伯尔夫人？”梅森问。
“别那么神秘兮兮的，您在威瑟斯庞家已经见过她了。”
“您认识她？”梅森问。
“是的，我认识她好多年了。”
“您在什么地方认识她的。”
“在温特堡城。”
“真的？”
“她过去住在那儿。”
梅森从桌子上拿起一支铅笔，慢慢地沉思着，拇指和食指在铅笔磨光的边上上下滑动着。“那，”他说，“非常有趣。在谋杀发生的时候，她肯定还是一个很小的小姑娘。”
“您在说什么呀？”
“她不是吗？”
丹杰菲尔德夫人移开了她的视线，皱起眉头，尽量集中注意力，“不，”她说，“她不是，她那时至少也有十八九岁了。您觉得她现在有多大，梅森先生？”
梅森说：“恐怕我不能很准确地判断人的年龄。我原以为她是30岁上下，而您可能不到40岁。”
“真会说好听的！”
“不，我说的是真的，”梅森说，“我不是要奉承您，我真是对一个女人怎样保持她的青春很感兴趣，不管她实际度过了多少个生日。”
她说：“我不会告诉您我多大了，但戴安娜·伯尔——我想想看——她这会儿是……是的，大约在38岁和39岁之间。”
“您在这么多年之后还能认出她来？”
“您这是什么意思，什么这么多年之后？”
“您最后一次见她是什么时候？”
“噢，大概三年前。”
“那么您认识她的丈夫吗？”
丹杰菲尔德夫人摇了摇头。“我想不，戴安娜的名字原来是戴安娜·珀金斯，对她母亲来说，她是一个很麻烦的孩子；珀金斯夫人过去经常跟我聊天，他们住在我们的街区，后来，戴安娜跟一个结了婚的男人私奔了，过了四五年她回来了，声称那男人同他妻子离了婚而娶了她。”
“那个妻子对这事怎么说？”
“噢，她离去了，人们失去了她的行踪，或许戴安娜说的是实话，或许不是。后来戴安娜又离去一段，不久跟一个新丈夫再次抛头露面。”
“伯尔？”梅森问。
“不，”她说着笑了，“不是伯尔。恐怕戴安娜喜欢一出现新的就换掉老的。让我想想，她那个丈夫的名字叫什么？雷德克利夫，我想是的，但我不敢肯定。我想他跟她离了婚，她又回到温特堡城呆了一段。然后去了加利福尼亚。在那儿，她嫁给了伯尔先生。”
“所以您在街上碰到了她，并和她谈了话？”
“是的。”
“她有没有提起那桩谋杀案？”
“没有，她非常圆滑。”
“她知不知道马文·亚当斯就是那个因谋杀而被绞死的人的儿子？”
“我几乎可以肯定地说，她不知道，至少她根本没提那事。当然，萨拉是在伯尔先生来埃尔但普罗之前死的。她才到那儿三四个星期，我不觉得马文·亚当斯这个名字对她有什么意思。”
“您也没告诉她？”
“当然没有。”
“好的，”梅森说，“这解释了您怎么找到我的，那么接下来告诉我您要见我做什么。”
她说：“我——我想让您别把有些事放在心上。”
“等等，还有一个问题，您认识米尔特吗，调查这件事的侦探？”
“我见过他几次，尽管他并不知道。按您的意思，我没和他碰过头，我实际上从未跟他说过话。”
“您什么时候离开的埃尔坦普罗，丹杰菲尔德失人？”
“今天上午一早。”
“丹杰菲尔德先生在哪儿？”
“他还在埃尔坦普罗呆着。我留了一个便条，告诉他我要离开一天。我走的时候，他正平静地打着鼾声。他喜欢晚上熬夜，早上睡懒觉；我刚好相反。我锻炼自己一上床就睡觉，他进来也不会吵醒我。经常在他醒来老早之前，我就起床出去了，我觉得早饭前的锻炼非常有益。”
梅森又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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