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大眼睛颇有些像戴着一副大眼镜的沈昌文先生！”1996年的一天，在上海一间咖啡馆里，沈昌文、陆灏、陈子善和辽宁教育出版社老总俞晓群聚会。陈子善从书包中取出厚厚的几本旧杂志，那是40年代的老《万象》。老辈们都说它好看，时常怀念不已；小辈们也说它不得了，因为这其中有那么多如雷贯耳的名字：陈蝶衣、平襟亚、柯灵、傅雷、郑逸梅、张恨水、###吾、张爱玲。沈昌文说，我们何不承继前贤，老店新张？于是，便有了后来的《万象》杂志。（俞晓群：《人书情未了》）
李怀宇 你从《读书》退下来以后，《万象》是怎么一回事？
沈昌文 《万象》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情。我在编《读书》的时候，一直对《读书》有一个想法。《读书》当时老前辈定的是思想性的刊物，特别强调思想性。因为当年也是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之下，而且陈翰伯、陈原都是非常有思想的。那么，我的兴趣不在思想性，而在趣味性。我想做趣味性的，而又比较能登堂入室的趣味性。上海有两种趣味性，我十三岁在上海做学徒，就是在柜台上看小报长大的。小报看看没有味道，我才开始注意柯灵先生主编的老《万象》，那个时候已经停刊了，但是在马路上还可以买到旧的刊物。特别是我老板的弟弟去世，留下来不少好的《万象》。我经常看，是店里唯一喜欢这种东西的人。
退休以后，没有事情了，我跟柯灵又比较熟，老去拜访他。于是谈起《万象》，想复办。当年，我记得李欧梵谈过，他特别赞成，他熟悉上海文坛，特别赞成恢复，我就把他请来当顾问。当时辽宁教育出版社的俞晓群给予财政上的支持。恢复了以后，我就没有管，完全是陆灏在管。
李怀宇 陆灏编的时候，几乎每期《万象》我都看。《读书》大概一年买一期。
沈昌文 那简直就是一个不可救药的小资（笑）。
李怀宇 我觉得《万象》还不是小资，是遗老遗少（沈昌文大笑）。《万象》有一个特点，看起来很多东西都是老的，但是写的人受过西学的教育，懂得西方那一套，因此写出来的文章中西结合得很好，有趣味性。
沈昌文 对于这一条，我总是奉劝。你是从广东来的，我特别可以说说。中国要特别注意海外的东西。大陆的发展比西方落后，包括比台湾也落后。我做出版的，我很清楚，台湾出版走过的路子，我们现在正在走。这几十年，没有人比我清楚啊，我每天看台湾报纸，每天研究台湾文化状况。他们走过的路子，我们不可避免地一定要走。所以，海外的作者经常有一些思路值得我们借鉴，并且海外的学术机构也没有像我们这样多，写纯学术、看不懂的文章是没出路的，他们比较讲究可读性。这是陈原跟我说的，一千次都有了，总是问我有没有做到readable。如果没有做到，他觉得简直很难，思想不可能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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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昌文：谈情说爱当编辑（7）
李怀宇 《书趣文丛》也是引进了很多海外的作者的书。
沈昌文 对。都是《读书》的资源，吴彬掌握了大量的资源，所以我觉得一份杂志的资源非常重要。我现在有时候还是跟三联书店建议，应该重视这些资源。最好编辑部高层能够合在一起。这样，联系作者、编书都很容易。
李怀宇 《书趣文丛》总策划“脉望”的名字是怎么来的？
沈昌文 是陆灏提议叫“脉望”。赵丽雅、吴彬、陆灏等，我当时算是他们的头头。离开《读书》以后，我又把他们老朋友集起来，当时主要吴彬做得多一点。后来，赵丽雅倾向于研究、做学问。
李怀宇 怎么跟俞晓群交往的？
沈昌文 俞晓群原来是赵丽雅、吴彬的朋友，是《读书》的广告客户。俞晓群负责辽宁教育出版社，他们认识后给我介绍。我认识俞晓群的时候，已经退休了。他在《人书情未了》后，最近要出一本书，写作很勤。
李怀宇 我听到一个传闻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说俞晓群不是给你付工资，是给你报销那些差旅费？
沈昌文 是，我不拿工资。我就是所谓的二十个字的最后四个字：“坐以待币。”我把单据寄出去，坐着等人民币。我在外头开支也很大。我这二十个字就是：“吃喝玩乐、谈情说爱、贪污盗窃、出卖情报、坐以待币。”这二十个字，字面上都是不应该提倡的，要另作解释：“吃喝玩乐”是老要请作者吃饭，老要研究如何请才能讨得作者的欢心。“谈情说爱”是编辑跟作者要有感情，要有爱，建立很好的关系。这样，就能从作者身上“贪污盗窃”到他的最新研究成果，挖掘他们的无形资产。“出卖情报”是我老想着把自己掌握的“情报”利用起来，“出卖”给一些同行们，也因此满足了我“吃喝玩乐”的习性。“坐以待币”就是我不能赔钱帮闲，让我帮过的单位给我报销“吃喝玩乐”的费用。
。 想看书来
辛丰年：我是一个落后的音乐爱好者（1）
我现在很少听音乐，几乎不听。没有时间，时间用在看书上。我要补课的书太多了，有些书过去读了不求甚解，现在要重读，而且不是一次地重读。现在我的眼睛越来越不行，看书很吃力，很慢。要休息，不然就看不见。所以不能耗费宝贵的时间在听音乐上。我就把音乐忍痛戒掉。这个说出去也一定很奇怪。香烟都戒不掉嘛，怎么把这么好的东西都戒掉了呢？不得已。我现在就是抢时间，在自己眼睛没有瞎之前，能多看一点书。
从南京到南通的汽车竟然坐了这么久。车内破旧，窗外暴雨，幸亏手上有一本辛丰年的《处处有音乐》。读着读着，快到辛丰年家时，天晴了。
喝上辛丰年先生亲手沏的茶，一路劳顿消了一半。聊了一会，辛丰年微笑着说：“你采访鲲西的文章，有广州的朋友剪下来寄给我了。”紧张心理随即消了一半。这一个下午的聊天，甚是投机。
我带来了采访贾植芳的文章，谈起舒芜与贾植芳各自回忆劫后再见时细节出入的问题。“恐怕是贾先生误记了。舒芜是被‘左’得出奇的文学官僚强迫才这样做的。舒芜的包袱太重了，十字架一直没有甩开。”辛丰年兴致盎然，“我们不能忘记的是那些制造冤案而且后来还不忏悔的人。我几次见到贾先生，提到过去这些事情，他能够看得比较宽容。”
贾植芳是辛丰年的儿子严锋的博士生导师。有一次，辛丰年在贾家吃饭，贾植芳谈起妻子为了他的冤案而被发配青海受难的一些往事，突然，辛丰年眼泪横流，把大家弄得不知所措。这个细节出自严锋的《辛丰年其人》——我见过最漂亮的儿子吹捧老爸的文章。辛丰年却告诉我：“严锋的文章用了夸张的手法，不可信。”他们父子合写过一本书，名为《和而不同》。
辛丰年求知欲和好奇心极强，对我在北京、上海、香港采访过的老先生，他毫无隔膜，虽然身在南通，心灵却与这些文化老人高处相逢。这种境界源于好读书的习惯。对书人的品评，他自有见解：金克木可爱，《孔乙己外传》就是他的自传；喜欢赵元任文章的风格，赵太太杨步伟的自传很好；过去很喜欢李敖的书，自从他来大陆胡说八道以后，就不喜欢他了；钱穆在一些不懂的领域也乱发议论，居然还大言不惭地谈音乐。
虽然自称现在把音乐戒掉了，辛丰年在闲谈中也不离本行：“我特别想听到张爱玲的声音、鲁迅的声音。今年才有幸听了一下胡适的声音，我觉得很高兴，虽然我不崇拜胡适，但很喜欢胡适。沈从文的声音我听到了，听不大懂，湖南口音。现在就是听不到金克木的声音。”又叮嘱我：“你以后随身带一个录音机，见到那些年纪很大的人，或者年纪不大但很难见到的人，录下来，将来就是很重要的史料。最好是动的影像，静止的已经不能满足。这样，声音笑貌能让后人知道。”
如今，辛丰年每天早上4点多起床，晚上8点睡觉。在家里做点家务和体操，其余的时间都用于看书。他感慨：“南通过去小得有意思，张謇时代的南通很有味道。现在弄得乱糟糟的，毫无意思。这个城市的好多地方，我好多年没有兴趣、没有时间出去看了。”第二天，在辛丰年的忘年交严晓星带领下游览南通，所见与辛丰年所言大有出入：这是一个让人心醉的江滨小城。
辛丰年原名严格，父亲严春阳为孙传芳部下，曾任淞沪戒严司令兼警察厅厅长，“对于祖先，辛丰年有一种根深蒂固的羞耻感和赎罪心”（严锋：《辛丰年其人》）。辛丰年幼时曾在上海生活，家庭教师中有复旦大学教授王蘧常先生。1937年抗战爆发后，辛丰年在家自学，在教科书中读了关于贝多芬《月光曲》的故事，从此迷上音乐。
李怀宇 你在南通读到初二时就停学了？
辛丰年 我上到初中二年级上学期就抗战，学校就停了。那是新式中学，而且是商业中学，毕业了可以到银行当练习生，我们家里让我去上这个学校，也没有远大理想，为了以后就业方便。我也不喜欢上伪学校。我当时有一种想法：上学还不如自学，自学很自由，自己想怎么学就怎么学。我也不到外地上学了，也没有机会上大后方。当时觉得自学还是一个好办法，当然自学的结果就是不学无术（笑）。
辛丰年：我是一个落后的音乐爱好者（2）
李怀宇 自学时读些什么书？
辛丰年 主要利用开明书店出版的自学讲义，可以补习到高中的程度。但有些也就不用讲义，就是自己乱读书，杂览。另外就是自学英语，主要的想法是：为了多看书就要掌握英语，不懂英语的话，许多没有翻译过来的书就看不了。当时学英语是很困难的。
李怀宇 此前在学校时英语学得怎么样？
辛丰年 老师教得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