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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朝内后拐棒胡同一幢不起眼的楼房里，百岁老人周有光每天悠然地读书作文会客。家居的摆设还停留在十几年前的水平，却布置得雅致得当。书房兼会客室里，书桌很小，书架上除了周有光的数十部著作外，沈从文的著作摆在显眼位置。
周有光先生神采奕奕，走路轻便，诸事喜欢自理。患白内障后他的眼睛换了晶体，重放光明；耳聋后装上助听器，恢复了部分听觉，谈话需要大声才能听清。周先生的回答思路清晰，中气十足，长谈不见倦态，不禁让人想起聂绀弩当年在西安即兴赋赠给他的诗：“黄河之水自天倾，一口高悬四座惊。”（《遇有光西安》）
周先生年轻时生过肺结核，患过忧郁症，结婚时，算命先生说他只能活到三十五岁。他觉得算命先生没有算错，是医学改变了他的寿命。周先生现在有“三不主义”：一不立遗嘱，二不过生日，三不过年节。日常生活越来越简单，生活需要也越来越少。饮食上，很多荤菜不能吃，不吃油煎肉类，主要吃鸡蛋、青菜、牛奶、豆腐四样。但是牛奶和鸡蛋不能多吃，鸡蛋一天一个。上下午各喝一杯红茶。穿衣服也简单，别人送的漂亮衣服没有机会穿，因为不出门，穿出来也觉得不自由。喜欢小房间，有利于听觉。
每天早晨，周先生的第一件事是细看《参考消息》，他觉得《参考消息》内容比较多，很多重要的信息就在字里行间。美国和香港地区的朋友每周都给他寄英文杂志。现在专业书看得少了，多看历史、文化方面的书。
近年，周先生平均每个月发表一篇文章，基本都是杂文，内容不止于语言闲谈，更多是对新事物的思考。周先生写作不用手写，而是用一台夏普打字机。夏普打字机的研发，曾从语言学的角度征求他的意见，1988年生产后送给他一台。周先生笑道：“当时一台五千五百元，许多中国人买不起，今天三千元一台，中国人还是不喜欢用。因为都有了大电脑，而这种小电脑功能单一，不能游戏。所以，这个投资就失败了。”他边说还边示范打字机的操作。对他来说，用了这台打字机以后，写作效率提高很多。他也提倡别人用电脑或者打字机写作。
家里挂着周有光和张允和夫妇各个时期的合照，从照片上可以看出，张允和年轻时容貌如花，晚年雍容大方，从不失大家闺秀的风范。2002年8月14日，张允和安然去世，享年九十三岁。望着照片，周先生悠悠回忆：“我们的照片从我很小的时候就有，但是‘文化大革命’都扫光了。我当时是‘反动学术权威’，在农村改造，家里没有人，造反派占了我们的房子，东西都随便扔。现在有的照片是亲戚多余或者复印给我们的。我们对财产都看得很淡，觉得是身外之物。许多人都问，你们度量为什么那么大？有人说，因为你们娘家、祖先都有钱，钱看惯了就不新鲜了，我想也有道理。佛教里有一句话，你对身外之物看得太重，精神就痛苦了。”
问起长寿之道，周先生笑答：“有一次，我去医院做检查，填一个表，我写九十七岁，医生给我改成了七十九岁。又有一次，一个医生问我长寿之道，我说你是医生，怎么问我啊？很多人都问过我这个问题。以前我没有考虑过，但是后来思考了一些有道理的方面：我的生活有规律，不乱吃东西。以前我在上海有一个顾问医生，他告诉我大多数人不是饿死而是吃死的，乱吃东西不利于健康，宴会上很多东西吃了就应该吐掉。还有一个有趣的事情，我有很多年的失眠症，不容易睡着。‘文革’时我被下放到农村，失眠症却治好了，一直到现在我都不再失眠。所以，我跟老伴都相信一句话：‘塞翁失马，焉知祸福？’遇到不顺利的事情，不要失望。有两句话我在‘文革’的时候经常讲：‘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这是古人的至理名言，很有道理。季羡林写过《牛棚杂忆》，各种罪名，都不要生气，都不要惊慌。这就考验我们的涵养和功夫。我想，首先，生活要有规律，规律要科学化；第二，要有涵养，不要让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要能够‘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
周有光：百年风云笑谈中（2）
周有光祖上为常州望族，他的太太是“张家四姐妹”中的老二张允和。张家四姐妹，个个蕙心兰质，大姐张元和的夫君是昆曲名家顾传，老三张兆和是沈从文的夫人，老四张充和嫁给了德裔美籍汉学家傅汉思。
李怀宇 你和你太太两家都很有家学渊源，有学者还专门研究“张家四姐妹”，当作现代文化史上的一个缩影，你自己是怎么看“张家四姐妹”的？
周有光 张家四姐妹的名气很大（大笑），不光在中国，在外国都有很大的影响，耶鲁大学的金安平女士写过一本《合肥四姊妹》。张家作为一个大家，开始于我老伴张允和的曾祖父张树声，张树声是跟随李鸿章打仗出身的，“张家”与“李家”并列。李鸿章因母亲去世，清朝大官允许回家守孝三个月，李鸿章回乡丁忧的时候，职务就是由张树声代理的。张树声的官做得很大，任过直隶总督、两广总督、两江总督，所以下一代人也做了很大的官。到第三代张允和的父亲张武龄，生于清朝末年，受了新思想的影响，他知道家里有钱、有地位，但总这样下去不行，就决定离开安徽，到上海、苏州兴办新式教育。他用父亲传下来的财产，广办学校。后来，他在苏州办乐益女子学校，很成功。蔡元培、蒋梦麟等当时许多有名的教育家跟他结成朋友，帮助他把学校办好。他不接受外界捐款，别人想办法搞捐款，他恰恰相反，有捐款也不要。当时有一个笑话，他的本家嘲笑他：“这个人笨得要死，钱不花在自己的儿女身上，花在别人的儿女身上。”其实，他在当时比较先进、开明，财产专门用来办教育，主张自己的钱不给儿女，只给儿女教育。我的老伴兄弟姐妹一共十个，四个女的——“张家四姐妹”受到了当时比较好的教育。不仅是新的大学教育，传统国学的基础也比较好。叶圣陶在我丈人的学校教过书，他讲过一句话：“九如巷张家的四个才女，谁娶了她们都会幸福一辈子。”（大笑）
李怀宇 你和张允和相爱的经历是怎样的？
周有光 我与我的老伴张允和结识，是因为我的九妹在张允和父亲办的学校里读书，并且与张允和是同班同学，这样张允和就经常来我家玩。我和她从认识到结婚的八年时间里，可以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很普通的往来，主要在苏州。第二个阶段，到了上海，开始交朋友，但是还不算是恋爱。第三个阶段，当时我的一个老师在浙江杭州创办新式学院，要我去教书，我大概教了两年；而她本来在上海大学读书，正好赶上浙江军阀与江苏军阀打仗，苏州到上海的交通瘫痪了，于是她就到杭州的之江大学借读，我当时在杭州教书。在杭州的一段时间，就是恋爱阶段（笑）。我给你讲一个有趣的事情：一个礼拜天，我们一同到杭州灵隐寺，从山路步行上去。当时恋爱跟现在不同，两个人距离至少要有一尺，不能手牵手，那时候是男女自由恋爱的开头，很拘束的。有趣的是，有一个和尚跟在我们后边听我们讲话，我们走累了，就在一棵树旁边坐下来，和尚也跟着坐下来，听我们讲话。听了半天，和尚问我：“这个外国人来到中国几年了？”他以为张允和是外国人，可能因为张允和的鼻子比普通人高一些。我就开玩笑说：“她来中国三年了。”和尚说：“怪不得她中国话讲得那么好！”（大笑）后来我们都离开杭州，结婚了。结婚之后，我丈人给张允和两千块钱做嫁妆，那个时候两千块还是一个不小的数目，我们就用这两千块去日本读了一年书。我们七十多年的婚姻的确很幸福。
李怀宇 听说你们结婚以后从来没有吵过架？
周有光 别人都说我们结婚七十多年来没有吵架，就因为我们的亲戚经常向我们的保姆询问此事。其实我们也有吵架，不过我们吵架不会高声谩骂，不会让保姆听到的，也没有闹几个小时的，一般是三两句话就吵完了。还有一点，我们吵架通常不是为了我们两个人的问题，而是因为其他人的问题。我们的婚姻生活是很和谐的。到了北京，一直到我老伴去世，我们每天上午10点钟喝茶，有时候也喝咖啡，吃一点小点心。喝茶的时候，我们两个举杯齐眉，这当然有一点好玩，更是双方互相敬重的一种表达。下午三四点钟，我们又喝茶，又举杯齐眉。有朋友来家里，看到我们举杯齐眉，都觉得有趣得不得了（大笑）。这就对家庭和谐起到作用。还有，我们相信外国哲学家的一句话：“不要生气！”许多人问我们长寿之道，我们想不出什么道理，可是我们相信不要生气。外国一个哲学家说：“生气是用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这是完全对的。譬如，夫妇两个为了孩子生气，孩子做错了一点事情，就大动干戈，实际上就是惩罚自己。我们相信这个话很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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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有光：百年风云笑谈中（3）
李怀宇 “张家四姐妹”中，大姐张元和与昆曲名角顾传的交往好像没有你们这样顺坦？
周有光 与我们相比，大姐张元和与顾传的情况就曲折一些。张元和在上海读大学，人漂亮，读书也好，是大学里的“校花”，被捧得不得了，再加上张家的地位，对她的婚姻很不利，一般男孩子不敢问津。所以，一直找不到合适的朋友。后来，张元和非常喜欢昆曲，擅唱擅演，而顾传是当时最著名的昆曲演员。张元和因为喜欢昆曲和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