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陈之藩从北洋大学毕业，由学校派到台湾南部高雄的台湾碱业公司工作，后进入国立编译馆工作。此间，杨家骆等人对陈之藩有知遇之恩。有一次，胡适从美国回台湾时鼓励陈之藩赴美留学，知道陈之藩经济拮据，胡适回美后就寄了一张支票。1955年，陈之藩赴美留学。等到陈之藩有能力还最后一笔款时，胡适写信说：“其实你不应该这样急于还此四百元。我借出的钱，从来不盼望收回，因为我知道我借出的钱总是‘一本万利’，永远有利息在人间的。”
李怀宇 你刚开始在台湾工作是怎么样的？
陈之藩 学校派到那个公司做工，我修过好多马达，修马达很有意思。我所有的部下，二十多个都是女孩子，在工厂做工。因为高雄非常热，女孩子一晒就黑了，所有女孩子的脸都包上，长什么样我都不知道，没有一个我知道的。她们结婚的时候因为我是她们长官，以我为荣，请我吃一顿，我得给她们红包，也很严重，挣的钱太少，结婚的太多。结婚时新娘打扮得真是漂亮，你就是阿花啦，我说我怎么不认识，我认识我就追你啦（大笑）。还有一个阿苏，每个都好漂亮，但是我都不知道。我教她们修马达，阿苏坐在这，我搂着她，我只看见她眼睛，别的都看不见，但是手一摸，我说这么细。我按着她的手，那是非拿着手告诉她怎么修不行，没别的办法，手就这么点，手很软。我一握就知道这是阿苏的手，这是阿花的手，别的我就不知道了（笑）。一见到阿苏我就想起薛宝钗，所以我就叫她“薛宝钗”。我们言语不通嘛，她会闽南话，我不会，她国语就说那么一点，但是我是boss，她就慢慢听懂那几句话，什么“上来”、“下去”等。教她修马达，很快乐！那时候假如女工们没有捂着一块布，我一定追一个，story就完全不一样了，不会去台北，更不会去国立编译馆了。
李怀宇 怎么去的国立编译馆？
陈之藩 得诺贝尔奖的朱棣文的外祖父李书田让我去的。李书田是我们北洋大学的院长，他在编译馆，我是他得意的学生。我说我整天修马达干什么，实在无聊，他就叫我去。
李怀宇 在国立编译馆就认识了梁实秋？
陈之藩 那时候李书田跟梁实秋是同事，他是自然科学组的，梁实秋是人文科学组的。李书田写书，也让我写，梁实秋看书然后决定印不印。梁实秋一看就说好啊，我们人文组也没有这样的人，怎么跑到自然组了（笑）。好戏还在后头呢。梁实秋后来变成馆长，不是组长了，有权了。他是文人，活宝一个。他说我提拔天才，我不知道啦，他把我的薪水加了一倍。他老兄一批就加一倍，也不告诉我。他说以写出那书的能力，就应该加一倍。我那时接到钱袋，我说这回怎么这么厚，那时我也不知道。我找到会计，说你是不是搞错了，怎么这么多，扣了税多了几乎一倍，他说你们梁馆长批的，我说为什么，他说你问他呀，你问我干什么。因为那会计主任他也不服，他觉得我跟梁实秋都是从北京来的，他误会了梁实秋，梁是提拔人才，他解释成是因为同乡。
陈之藩：秋水文章不染尘（5）
李怀宇 后来胡适借钱让你去美国留学是怎么回事呢？
陈之藩 梁实秋当馆长以后，胡适从美国回来了，他跟胡适说借钱的事，说你帮帮他。还不是我跟他说的。
李怀宇 那就考到美国去读硕士了？
陈之藩 还没这么简单，这时候我大学毕业已经五年了，我就到领事馆里考试。考试也很有意思，我迷迷糊糊的什么也不知道，他们跟我说你得看Time杂志，不知道是谁告诉我的。我的英文也不那么好，在编译馆算不错的了，考试前真看了Time杂志，还就考那一段，真是怪事，我就译过那一段。笔试我刚预备好就考，真巧一个生词也没有，笔试算通过了。口试那领事从美国来，刚学中文，客厅里坐着一大堆人，他从屋里出来，宣布现在该谁了。他要练练他的中文，他一看“陈之藩”，发音稍微差一点，他大声说“陈——吃——饭”（大笑），大家都笑了，他不好意思，他说：我说得不对吗？我说：你说的全不对。他说应该怎么说？我说“陈之藩”，他就跟着我说，口试就这么通过了（大笑）。
李怀宇 考试通过后就去了美国读书？
陈之藩 没去，怎么去？胡适先生给你存了两千四，你还能跟人家要路费吗？你上飞机要给机票钱。胡适借的是美国要求留学生交的保证金。
李怀宇 那怎么办呢？
陈之藩 你说怎么办？我延迟了一年，写了一本书，这本书是胡适最欣赏的我的作品，是物理书。我写物理教科书是因为没有去美国的单程飞机票，挣稿费，又遇见一个贵人，杨家骆，对我真是好。其实这些人都对我好，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杨家骆是世界书局的老板。人家跟我说你是在编译馆做事的人，你编的书卖给谁，你得找一个教授联名，把他名字写在前头，把我名字写在后头，这才可能出书，就请一个师范大学的教授挂一个名。可笑这个书稿到杨家骆那儿，请求他考虑出我这本书，他就这么一看，说好啊，显得非常惊讶，说不要师范大学教授挂名，就出我自己单个人的，我头一本书就是他出的。出书我也就拿到去美国的路费了，大概五千块台币，美金大概一千块左右，就这么去了。
李怀宇 到了美国就在那里写《旅美小简》，寄回台湾发表。
陈之藩 《旅美小简》那是另外的story。聂华苓在编《自由中国》文艺版，我给她发现了。聂华苓为什么发现了我呢？余英时的太太（陈淑平）是陈雪屏的女儿，陈雪屏在台大当教授，拿钱办《学生》杂志。有一帮师大附中的教员请我去编科学栏，编科学栏时我看他们编的文艺实在不像样，就随便写些，结果哪来那么多东西可写，所以就翻译英国的诗，那就是《蔚蓝的天》。聂华苓知道我能写文章，所以就约我在《自由中国》写稿。我在美国无聊嘛，写完后寄给聂华苓，她就登了。大家都看《自由中国》，因为《自由中国》比较开明一点。
从1955年陈之藩赴美到1960年胡适返台，正值胡适在纽约最是冷清、最无聊赖的岁月，陈之藩有幸和胡适谈天说地，说短道长。陈之藩回忆：“我所受之教常出我意外，零碎复杂得不易收拾。”1962年，胡适在台湾逝世，在美国任教的陈之藩连写了九篇纪念胡适的文章，后集成《在春风里》。
李怀宇 你到美国时，胡适已在纽约了。
陈之藩 他已经在纽约了，偶尔回台湾一趟。
李怀宇 那时是他最寂寞又最清闲的日子。
陈之藩 清闲倒不清闲，但是他很寂寞，大家都不理他。他喜欢整天跟客人聊，他也有可聊的，也喜欢听大家的意见，他外国朋友比中国朋友还多。那时候暑假他常找我，他没得聊。我那房东老太太，她说他的英文比你好多了，我说他是当大使的，她不信，说：你会有当大使的朋友？因为他很客气，我不在时他就留message。
李怀宇 那时候都聊了些什么？
陈之藩 比如说，西南联大四个教授，闻一多、费孝通、潘光旦、吴晗，他们写给马歇尔的信，四个人写的都好，都在水准以上。胡适蛮喜欢闻一多的。我就不问吴晗了，我不问，他也不会说，他的意思是吴晗跟他的关系太近了，因为是他推荐吴晗到清华教书的，吴晗搞明史的，后来怎么会变成那样呢，失望到家。那时吴晗是北京副市长，正红着呢，后来“文化大革命”吴晗才下去。我问他潘光旦怎么样，他说潘光旦很有个性，他就这么一句，不多不少。我说费孝通，他就说“油腔滑调”。我很佩服费孝通，很受他的影响。我们那时候念的差不多就是费孝通在英国写的那些，我的文章很受他的影响，没想过胡适会说他油腔滑调。
陈之藩：秋水文章不染尘（6）
李怀宇 有一次你说胡适因病请人暂代职务常出问题，胡适的两个好朋友傅斯年和陈诚气度不够，是不是因为一位是胃溃疡，一位是高血压的关系。胡适用左手摸着自己右手的腕子让你看，说：“瘦成这个样子。”好像是求你原谅他找人暂代的理由。那天他送你到电梯口，电梯一关你就哭了，怪自己这样粗暴地对软心肠的胡先生。
陈之藩 他的意思大概是这两个人都是很能办事的。前清有五大臣出洋，这五大臣跟北大的学生毫无关系，我没研究过这个。五大臣有人自杀，还有人去杀五大臣。傅斯年他们出洋，也叫“五大臣”，借这个典故叫“五大臣出洋”。胡适说我见了傅斯年千万不能说这个（笑）。
李怀宇 唐德刚的《胡适杂忆》里说胡先生那时候挺可怜的。
陈之藩 也不像他说的那样，不是丧家之犬。唐德刚的《袁氏当国》写袁世凯很详细，很多东西从前我不知道，写得很好。写胡适的就太轻佻，形容不出胡适这个人来，形容胡适的词不是很恰当。他本人是很能写，他刚大学毕业就写过一个关于中东之类的，我问过他，那篇文章怎么不见了。
李怀宇 你跟唐德刚是怎么认识的？
陈之藩 是我在香港的时候，他和宋淇、夏志清因为《红楼梦》争起来了，让我断。唐德刚研究《红楼梦》里头所有女孩的脚是大脚还是小脚，大脚就是旗人，小脚就是汉人。他们就为《红楼梦》里头所有女孩的脚是大脚还是小脚吵起来，我也不知道，就给卷进去了（大笑），谁知道？！
李怀宇 这考据也太烦琐了吧。
陈之藩 你说这是什么问题？《红楼梦》我也看过，我确实没想过。他说人一睡觉不就得露脚吗？怎么曹雪芹就没说过脚呢？那时宋淇和唐德刚打得一塌糊涂，还把我卷进去。唐德刚骂夏志清，他说：我看《红楼梦》都是在重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