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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她发现中国孩子们衣衫褴褛，皮鞋早都开了口，露着脚指头，面容透露着明显的营养不良印迹时，这位坚强的女共产党人忍不住心疼地流下了眼泪。蔡畅没有想到眼前会是这样一番情景，而此刻她能给孩子们的，只能是几分精神上的安慰。
翌年，蔡畅又到苏联参加国际妇联大会，随身夹带了一些金首饰，如戒指、耳环、项链什么的。因为进苏联过关时要检查，她怕被检查出来没收，就把这些金首饰藏在了腰带里。
到莫斯科后，她又去看望了孩子们，把这些金首饰交给了陈祖涛他们。她告诉孩子们，这是从党的经费中拨出的，你们可以用它在苏联设法兑换成卢布，改善一下生活。
苏联当时有不少典当行，金银珠宝首饰在典当行的价格要比官方正式的兑换机构高许多，比黑市则要便宜一些。陈祖涛他们觉得到官方机构兑换太不合算，可又不认识什么精通此道的人，也不太敢到黑市进行交易，就拿着这些首饰到典当行去抵押变卖。
他没有想到苏联官方对金银珠宝的典当监控是相当严的，尽管他第一次去典当行典当物品时十分谨慎，还是被苏联安全部门的人盯上了。过了些日子他再去的时候，就被抓了起来。
苏安全部门的人员把陈祖涛带到了莫斯科的公安总局审问，问他金首饰是从那里来的。陈祖涛说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李富春、蔡畅转送来的。因为战后联共中央有专人负责和在苏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孩子联系，曾找他们通报过一些有关中国及在苏联的中国人等相关的情况，陈祖涛和他们有过接触。
陈祖涛说出了联络人员的名字，让苏联安全部门的人员去联共中央核实。安全部门的人员立即和有关部门进行了联系，一询问，情况和陈祖涛讲的一点不差，就马上把他放了。从这以后，陈祖涛去典当行兑换卢布，就再也不必躲躲闪闪、遮遮掩掩了。
在解放战争接近胜利的时刻，中共和苏联当局的秘密接触逐渐多了起来。中共东北局闻知中国孩子们在苏景况窘蹙，就装了一火车皮的大米、松花蛋和丝绸布料，运往莫斯科。此刻东北大部分地区已经为中共控制，已经有条件对在苏联的孩子们提供物质帮助了。
孩子们兴奋地从火车站取回国内运送来的物品，他们用丝绸布料做了新衬衫，吃上了久违的香喷喷的大米饭。然而当大孩子们享受着美味的松花蛋时，小一点的、几乎没有在中国生活过的孩子，却不敢把这外皮裹着泥巴，里面黑乎乎的东西放进嘴巴里。他们很奇怪大哥哥、大姐姐们居然津津有味地大嚼这种“臭鸡蛋”。
自从有了国内的接济后，陈祖涛他们的生活得到了大大改善。就这样又过了两年，新中国成立了，特别是中苏建交后，莫斯科原国民党政府大使馆里的人员离开了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驻苏联大使王稼祥来到莫斯科的时候，陈祖涛等作为学生代表到火车站去迎接。
王稼祥到了莫斯科以后，陈祖涛他们得到了来自国内发给的生活津贴，从原来的280卢布，涨到500卢布，翻了将近一番。这种津贴不再像以往的接济，通过不同的渠道，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时间的间隔也没有一定，而是按时分发，变得正规起来。孩子们可以在温饱的状态下，更专心地汲取知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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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留学群体中成立“组织”
10、王稼祥、罗荣桓等敏锐感到，这个倾向不容忽略
也是在1946、1947年那段时间，因健康情况没有在党内担任职务的王稼祥由夫人朱仲丽陪同，中共东北局副书记罗荣桓由夫人林月琴陪同，相继到苏联治病。他们都住在莫斯科的柳克斯国际旅馆。
原来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毛岸青都住在柳克斯，后来哥哥毛岸英回了中国，陈祖涛为了照顾有病的毛岸青，就和他住到了一起。这样，他们就和王稼祥、罗荣桓成了上下楼的邻居。关心着后辈成长的王稼祥、罗荣桓，有时会就主动向陈祖涛他们询问在苏联学习的中共子弟们的一些情况。
在汇报学习情况的同时，陈祖涛还向长辈们反映了一些衍生于留学群体中的值得注意的问题：由于许多孩子到苏联时年纪比较小，长时间在国外生活和受教育，又因战争与国内失去联系，使得部分孩子不了解自己的祖国和父辈们的情形，自然也不会把自己在苏联的学习，同父辈的理念、祖国的命运挂上钩。另外许多孩子在进入高等学校以后，分散在各自的学校，脱离了原来在国际儿童院的集体组织；加之生活极端艰苦，就难免出现思想涣散和消沉的情况，有的人就考虑在苏联成家立业，过自己的小日子了。
陈祖涛反映的情况，立即引起了王稼祥、罗荣桓以及其他因公到苏联的中共领导人的高度重视，长期从事党的宣传和思想工作的他们，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一个不容忽略的倾向，如若对此掉以轻心放任不管，就可能导致孩子们同自己献身革命事业的前辈形同陌路，这是他们极不愿看到的。
他们把刘允斌、陈祖涛、张芝明等已是联###员、年纪稍长的孩子召来，语重心长地对他们说：你们必须组织起来，要了解自己祖国的历史和现状，了解父辈追求的理想，了解自己和祖国命运和革命事业的血脉联系，认识到自己的使命和责任。你们今天的汲取知识，是为了明天返回和报效祖国。你们这些年纪稍大的孩子，要负起责任来。
就在1947年的一天，刘允斌、陈祖涛、张芝明等联络到了二三十位已进入苏联大学的中国孩子，在一起开了个会，决定成立一个组织。当时也没有议论很正式的名字，就以中国在苏联大学生组织团称之，由刘允斌、陈祖涛和张芝明三人负责。
会上议定主要做三件事：一是组织学习；二是逢年过节，中国学生聚在一起活动；三是管理和发放国内送来的救济钱物。从此，柳克斯毛岸青的宿舍，就成了中国在苏联大学生组织团的办公处和中国大学生的活动中心。
和陈祖涛他们交谈过的王稼祥、罗荣桓、蔡畅等人，都承诺设法给在苏联的孩子们提供学习的资料。不久，他们就陆续收到了从国内寄来或送来的各种学习材料，主要是由中共中央东北局印发的中共各种政策、文献和国内战争进展的简报等。
当时在苏联的孩子中，只有像蔡博那样年纪的，中文还比较好些，像刘允斌、陈祖涛等中文只能说是马马乎乎，而像刘爱琴这样在国内没有接受过教育或年纪更小一些的，几乎一点中文都不懂。还有像陈祖涛继母张琴秋的女儿张玛娅，是在苏联生的，也是一点都不懂中文。因此当陈祖涛他们拿到国内转来的文献、材料后，还得靠懂中文的孩子，将之翻译成俄文，再组织大家学习。为了加深理解和收到预期的学习效果，他们还请人做讲解和做报告。
他们尽可能地寻找有关祖国历史和现状的书籍来看，以增加对祖国的认知。陈祖涛印象深的，是他还从图书馆找到一本陈伯达著的《四大家族》，自己看后又让大家传阅。通过这种学习，他们的心和祖国更贴近了。
每逢年、节来临，中国的学生们就聚集到柳克斯，自己置办点酒水，自己动手做菜肴，表演自己编排的文艺节目，跳跳交谊舞。蔡和森的女儿蔡妮是学艺术的，钢琴、手风琴样样精通。钢琴买不起，陈祖涛用国内送来的经费买了一架手风琴，每次演节目，就由蔡妮担任伴奏。这在异国他乡的欢歌笑语、自娱自乐，凝聚了中国学生的情感。
然而就是这个组织团，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造反派们认定为“苏修特务组织”，是受克格勃控制的。陈祖涛说他被造反派质问得也没办法解释清楚，当时刘允斌自杀了，张芝明听说被逼得精神失常。
后来造反派们拿来了一个本子，说是他们特务组织的罪证。陈祖涛一看，是当年他们开会和活动的记录，顿时感到“救星”来了，他认识当年那些做记录的人的笔迹，同时记录正好可以证明他们不是搞什么特务活动，而是学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文献，反映了他们身处异乡心系祖国。原来讲不清楚的事，看了记录就都讲得清楚了，也正是记录本的发现，使陈祖涛的审查随之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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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李鹏进入莫斯科
11、###、谢绍明等被滞留伊万诺沃，进不了莫斯科
随着人民解放军的节节胜利，蒋介石统治的彻底推翻，新的人民政权的建立已经指日可待。破坏一个旧世界的任务即将告竣，建设一个新中国的任务提上日程，中国共产党决定将一批自己的子弟，送到苏联，进大学深造。
1948年初秋，烈士李硕勋的儿子###、陕北红军创始人谢子长的儿子谢绍明、新四军政委项英的女儿项苏云、叶挺将军的儿子叶正大、叶正明、叶剑英的女儿叶楚梅、邹韬奋的孩子邹家华等21人，齐集在东北。他们之间还包括随苏军进入东北的原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组织局主任罗亦农的儿子罗西北。在哈尔滨，他们进行了短期的俄语训练，学会了一些日常用语。
临赴苏联前夕，中共中央东北局领导林彪、高岗、陈云、李富春等曾设宴，为这些子弟们送行。席间，中共中央东北局的书记、副书记林彪和高岗都讲了话。他们讲话的主要意思是：党在这个时候把你们送到苏联，是要你们去学习科学技术，学习经济建设的，作战指挥、军事理论什么的就不要学了。你们学成回来，是要为建设新中国出力的。
在和子弟们见面时，东北局的领导还指定谢绍明作这批赴苏联留学生的临时负责人。因为在这些人中他的党龄是最长的。他们到苏联后成立了党支部，谢绍明、###、邹家华三人担任支部委员。
因为他们是1948年到苏联的，一共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