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忍将心血埋深土，为待他年人问津。甘为苍生受苦难，五十年后识斯人。”
戴洁天已经在温州生活了86年，其中包括22年的劳动改造。他在这片土地上首创的包产到户，比我们熟悉的安徽小岗村早了整整22年。
22年之后，和戴洁天同样胆大包天的温州人开始纵横四海。终于有一天，戴洁天的儿子创办了葡萄牙最大的中国小商品市场，他的家也变成了世界市场的一个活跃终端。
时间的力量很容易让历史变得面目模糊，因为很多人都在告别的同时选择了遗忘。
但是，戴洁天没有。他珍藏了53年的一份手稿告诉我们，往事并不如烟。
人们总是对自己的来处充满好奇。某种意义上，戴洁天的故事，就是我们的历史。
十年索道路，坐席未遐安（1）
时间回到1955年。
那一年，33岁的戴洁天风华正茂，生活向他张开了双臂，无数的可能性在向他招手。很多人认为凭他的才气和阅历，一定会走出一段极其精彩的人生路。
戴洁天出生于浙江省瑞安县，出身富家，曾祖本是雇农，但见识不凡，一心鼓舞儿子读书。后来，太平天国起义，太平军攻打瑞安。晚清朴学大师孙诒让一家来戴家所在的村子避难，两家交往密切，遂成通家之好。戴家祖父一面帮孙家经营，一面自己经商。孙诒让还为戴家题诗，手迹成为戴家传家之宝。
到戴洁天这一代，他幼年时便家道中落。戴洁天中学时代即参加进步学生组织、中学生抗日联合会、战时青年服务团等抗日救亡组织。1947年他就读于上海“中国新闻专科学校”，积极参与学生运动，在“反饥饿、反内战、反###”的示威学生中，就有他的身影。后因国民党当局的###，他被迫离沪。
1949年戴洁天参加浙江省永嘉青年工作队，建国后，他长期在永嘉县参加土改工作和农业建设。当时大学生还很少见，有农村工作经验的大学生更少，因此戴洁天颇受县里领导重视。他也具有当时知识分子很强烈的历史责任感，而且长期在农村开展工作，让他对农村和农民充满感情。
那一年，作为县委派出的工作队队长，戴洁天在浙江温州永嘉县潘桥集体农庄，帮助那里进行小社并大社、初级社升高级社的工作。
当时，新中国的农业合作化进入关键时期，毛泽东批评了当时收缩、控制发展速度的意见，并用“小脚女人”形容这种意见。
享有崇高威望的毛泽东对“小脚女人”的批判，促使农业合作社掀起了高潮，各地不顾实际条件是否成熟，加快了并社的步伐。到1955年12月下旬，中国60％以上的农户加入了农业合作社。
这股农业合作化的高潮也席卷了浙江省温州永嘉县，并将戴洁天卷入了历史的洪流中。
在永嘉县，一些群众本来对农业合作化运动积极性很高，有人对戴洁天说：“群众情绪很高的，有的人说想不到一夜之间乘着电梯升到了社会主义的天堂。点灯不用油，耕田不用牛，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我们现在这样子穷，那样的生活谁不喜欢啊。”
但是，事与愿违，人们不仅没有过上“点灯不用油，耕田不用牛”的生活，反而更加贫困。问题出在哪里？
多年之后，戴洁天回忆道：“过去把群众的一些牢骚话，都当做阶级敌人破坏和富裕农民对抗社会主义改造来揭发批判是不对的，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们对群众劳动情况、生活情况的关心不够，没有真正懂得人民的心，应该看到高级化后我们的领导水平、管理能力还没有跟上形势的发展，以致劳动质量下降，劳力浪费，大大挫伤了社员集体生产的热情，社员消极怠工，混分思想严重，影响了社会主义按劳取酬分配原则的体现。”
这些场景此后20余年间在中国大地上广泛出现，很多年后人们才意识到“一大二公”极大影响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商品的流通。同时，新中国在薄弱的基础上进行大规模的工业建设，农村担负着提供大量的粮食和工业原料的重任。许多农民感到，一年辛勤劳作的收获并没有多少能归自己所有，消极情绪的确存在。
对于这些，当时的戴洁天很困惑，为什么在理想和现实之间，会存在如许的巨大差距呢？
十年索道路，坐席未遐安（2）
1956年，戴洁天购买了大量有关苏联集体农庄生产管理的参考书籍。他惊讶地发现，即使在苏联，人们对于集体农庄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前苏联出版的《集体农庄的生产组织》这本书中清晰地写着：“把土地拨归社员个人负责，不但不削弱队或小组的力量，反而使它巩固了。”
戴洁天在探索、在思考，集体农庄搞得农民连饭都吃不饱，这条路看来有问题，新的路在什么地方呢？能不能试一试生产责任制呢？
每一个时代都会有思想和行动的先锋，戴洁天正是其中之一。这个爱搞调查的工作队队长想出了一个解决农村问题的好办法：“定额到丘，责任到人（户），三包到队，统一经营”的社员生产责任制，那就是后来被写进了中国历史的四个字：“包产到户”。
戴洁天在燎原社进行的大胆尝试得到了当时永嘉县委书记李桂茂和副书记李云河的大力支持。李桂茂甚至对戴洁天说：“你大胆地试，就是试到供给制，燎原社的粮食都由国家供应了，也由县委负责。”
1956年的夏天，戴洁天来到了永嘉县的燎原社。中国农村一次大胆的变革即将在这里上演。
戴洁天走遍了燎原社的每一寸土地，摸清了家底。他和燎原社的干部们把全社5 482亩水田和130亩园地的280件大小农活按作业工种、工分、产量落实到778户、8 919个劳动者的身上。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要把所有农活按劳动强度与技术要求分为10个等级，并根据不同季节和不同地块的土质、远近等自然条件，把定额指标逐件计算到丘，制成分级定额、按件计酬对照表，分发给各生产队，各队按照自己的条件参照执行。
同时，造纸厂、砖瓦厂、竹编工厂等村办企业开始实行按件或按值计酬。农副业并举，社内劳动力流动，一个小型的市场在形成。
辛苦是没得说了。10个月300多个的日日夜夜，戴洁天没有节假日，他甚至意识不到晴天和雨天。爱人分娩都顾不上照顾，让她自己半夜上医院。晚上研究得晚了，肚子饿得咕咕叫的时候，到水缸里面舀一杯水，喝了权当晚餐。和他一起工作的村干部常常要忙到半夜才能回家，常常挨老婆骂。家属们质问这些干部，天天三更半夜都在搞什么名堂？
1957年4月，实行包产到户后的第一个收获季节来了。燎原社85％的农户都增加了收入，全社仅春粮就增产了40％。
燎原社试验成功的消息迅速传播开来，吸引了温州地区1 000个高级社，178万农民自动参与到了包产到户的试验中来。
在这个过程中，一直忐忑不安的戴洁天终于可以用事实告诉人们“它到底是天使还是魔鬼，是美女还是妖精”。实践结果给了戴洁天最大的支持，在给浙江省委的报告中，他用坚定的笔触写下结论：“生产责任制可以深入到每个社员，能够发挥广大社员的创造性，能够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这段话放在30年后，将是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常识，但在那个即将进入人民公社的年代，这样的话却显得太不合时宜。
早在1956年11月19日，温州地委的机关报《浙南大众报》刊登了一篇充满敌意的文章《“包产到户”做法究竟好不好？》，还配发了一篇社评《不能采取倒退的做法》。
这篇文章拉开了绞杀燎原社包产到户的序幕。
刚开始的时候，戴洁天写的报告还是得到了浙江省委的认可，省委书记林乎加认为：“社员没有责任是不行的，永嘉动了脑筋，办法许多是好的……《浙南大众报》批评你们倒退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不过你们概括的‘三包到队、责任到户、定额到丘、统一经营’四句话要倒过来，把‘统一经营’放到前面，这样就不会让人钻空子了，包产到户一句话太简单了……”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十年索道路，坐席未遐安（3）
同时，《浙江日报》还将李云河关于包产到户的文章发表了出来，还加了按语。但《浙南大众报》并不服气，将情况捅到了中央。其实，此时的中央希望农民集体化的程度能再高一点，对于包产到户这样的举措，早已定性为“单干”。一年之后，“人民公社”这个新词成为中国农村的新体制，将农村集体化的程度再向前推动了一步。对于燎原社和戴洁天来说，风波将起。
地委检查组的一个科长在燎原社召开座谈会，问燎原社一个叫林阿杰的小组长，包产到户到底好不好？林阿杰为人憨厚，还意识不到当时的政治氛围，居然点点头说：“当然好了，社员现在生产热情非常高，我过去也没有养猪的，今年也养了头猪。短短两个月，全社增养生猪160头。”
那位科长的脸色越来越难看，最后拍案而起，大骂林阿杰是何居心，还是不是共产党员，集体的时候不养猪，单干的时候养猪？
林阿杰被骂得哭了起来，戴洁天心情异常沉重。因为村干部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他为包产到户的前途担忧。此时，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一些同情他的人说：“你先天不足（指戴洁天出身不好），试验成功不属于你，失败却是罪有应得，你又何必以天下为己任？”
作为基点乡的燎原社干部，以前去乡里区里开会都是坐在前排，大家都很羡慕他们。现在不行了，开会的时候他们坐在灯光很暗的地方，生怕引起别人的注意，谁都怕别人那种仿佛自己身上带着致命病毒的异样眼神。所以燎原社干部一接到开会通知就害怕，开会坐门口，不等散会就先走。
后来，在一位省委领导视察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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