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对于中国农民来说，最重大的事莫过于6月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该法明确规定：“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借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到了1953年春天，中国大陆除了一些少数民族地区之外，全部完成了土地改革。3亿多无地或少地的贫苦农民分到了7亿多亩土地，并免除了以前每年向地主交纳700亿斤粮食的地租负担。中国农民因为这一次翻天覆地的历史变迁，爆发出前所未有的历史激情。
土地改革时担任###山西省委第一书记的陶鲁笳后来说：“农民得到了土地，我们党就得到了农民的拥护。全国农民拥护的事情，没有办不成的。”
1951年，中国粮食产量达到约亿吨，比1949年增长了。
当中国农民开始为属于自己的土地而欢欣鼓舞的时候，大寨却因为恶劣的生存条件，摸索着自己的道路。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探索与当时中国国家领导人的思考一致。这也为十余年后，大寨执掌中国农村建设大旗埋下了深深的伏笔。
1946年，大寨刚刚解放不久，人们在喜悦之余突然发现，贫瘠的土地、生产工具的极度简陋，使分散耕种变得很困难，贾进才将15户农民组织在一起，以“变工组”的名义组织生产，实际上就是互助组。农闲时各干各的，农忙时便采用换工互助的方式，互相帮忙，共同劳作，提高效率，成效明显，人称“好汉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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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也###出了一些问题，比如“好汉组”不愿吸收老幼劳动力参加，怕在换工时吃亏，一些被拒之门外的家庭面临着许多困难。此时，一个32岁壮劳力的“奇怪”选择让他走上了大寨的政治舞台，这个看起来憨厚的农民凭借严谨、勤劳、聪明和极具乡土特色的口才，还将由此走向昔阳，走向山西，乃至走向北京，写下一段传奇。但在那个时代，他还只是“好汉组”的一个精通农活的普通农民。他叫陈永贵。
陈永贵也不是大寨人，他原是昔阳县巴洲乡石山村人。1920年，昔阳大旱，饿殍遍野。为了让子女们能活下去，陈父卖掉妻子、女儿和小儿子，用一个箩筐挑着只有6岁的陈永贵流浪到大寨，寻得一眼破烂窑洞安身。20年后，再度逢灾荒，艰难一世却依然难得温饱的陈父自缢于祖坟。此时，已成年的陈永贵留在了大寨。1945年，昔阳解放，陈永贵却被抓了起来，因为有人说他是汉奸。
抗战期间，大寨属于游击区，日本军队经常过境。为了应付日本人，村里推举他当伪代表，陈永贵本来不愿意为日本人卖命，但八路军独立营一位姓曹的干部动员他去阳奉阴违，他只好应命而为。那个时代世事变化莫测，战斗、牺牲、转移是家常便饭，曹姓干部在战后不知去向，无法为陈永贵正名。好在陈永贵任伪代表期间从未伤害过乡亲，甚至自己还被日本人关押过。人们虽然不能证明陈永贵的清白，但还是相信他的，只是几次上报入党都被这说不清的历史问题挡住了。好在陈永贵遇到了一位很认真的区委书记张怀英。
时年24岁的张怀英觉得不能以“莫须有”之名，毁了一个年轻人的一世声名。于是，到处寻找知情人，后来甚至寻访到陈永贵老家，那里还有几乎坍塌的破窑洞，尤其是陈永贵一家的悲惨遭遇让他无法相信一个这样的人会给日本人卖命。当然，更打动张怀英的还因为陈永贵的那个大胆决定。
1946年，加入了互助组的陈永贵以娴熟的农业技能奠定了在互助组的地位。此时，和他同住一个院子的几位老人，求他做做工作，一起加入互助组。但互助组的一些壮劳力怕被拖累，不同意老人和小孩儿入组。也许是老人们辛酸而无奈的眼神引起了他对父亲的记忆，也许是孩子们希冀而稚嫩的目光引起了他对不知去向的兄弟姐妹的记忆，他从“好汉组”退了出来，组织了一个新的互助组。因为由4个年过半百的老人和6个14~15岁的少年组成，所以人称“老少组”。
在刚开始的时候，“老少组”实在不是一个褒称，因为“老的上不了马，小的开不了弓”，一些人很怀疑这样的互助组到底能干什么。也许陈永贵组织“老少组”是一时感情用事，但当他一旦决定做一件事的时候，他会用足够冷静的头脑分析所面对的一切情况，利用一切有利因素，并把仅有的资源发挥到最大限度。他曾很自信地说：“不怕，老的有经验，小的会长大，我们会超过他们。”
互助组的少年们刚开始生怕因为干得少挨骂，但结果让他们很吃惊。陈永贵总怕他们干得太多，影响身体。为此，他经过研究发现，只有将人们有效组织到劳动的全过程，才能提高效率。比如原来运肥，各运各的，老的少的跌跌撞撞，效率很低，但如果人们分布在全程一个传一个，不仅少跑路，而且速度快，还带点娱乐因素，大家积极性很高。事实证明，“老少组”的成果不比“好汉组”差；如果各自与互助之前的情况比，“老少组”的增长率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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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永贵这次带有“冒险”意味的举动不仅让他收获了心灵的慰藉，而且也意外地收获了威望。人们服膺他的同情心和组织能力，这一举动也让张怀英毅然在他的入党申请书上写上了“同意”。不久，陈永贵成为大寨党支部副书记。不管对大寨还是对陈永贵本人来说，他的入党都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因为这不仅意味着组织和村民们对他品德与能力的肯定，也为他和大寨走上历史舞台打下了一个不可或缺的基础。
那的确是一个单纯、朴素而充满理想主义的年代。陈永贵“横空出世”的能力让党支部书记贾进才有了些“别样”的想法——退职让贤，由陈永贵担任党支部书记。因为他认为陈永贵比自己更能干，陈永贵一定可以把大寨带上更为光明的道路。贾进才的想法得到了妻子宋立英的支持。但陈永贵本人刚开始并不同意，贾进才又找到了张怀英等上级领导。几次做工作之后，大寨村党支部重新进行了选举，结果由陈永贵担任党支部书记，贾进才任副书记，两人的位置换了一下。
这一现代版的“让贤”故事后来传得很远，甚至传进了中南海。
1964年12月26日，人民大会堂小宴会厅分外热闹，一场别致的宴会在这里举行。宴会的主人是毛泽东，客人们是各地各行各业的劳动模范，由头是毛泽东的71岁生日。他用自己的稿费宴请正好来京参加第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的劳模们，其中就有陈永贵。毛泽东对陈永贵说：“贾进才举能让贤，才使你露出峥嵘，这种事历史上也有过，但确实少。”
但是贾进才和陈永贵都没想到，对于他们干得卓有成效的互助组，山西省委很早就有了结论，而这一结论却引起了中央高层的意见分歧。
1951年4月，山西省委向###中央和华北局提交了一份《把老区的互助组织提高一步》的报告，认为随着农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农村的阶级结构会发生令人不安的变化，“它不是向着我们所要求的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而是向着富农的方向发展。”并以明确的语气说：“如搞不好，会有两个结果：一是使互助组涣散解体，一是使互助组变成富农的‘庄园’。”
对于此文，华北局不同意。于是，问题提交到了中央，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判断却很不相同。刘少奇认为，农村经济发展虽然会发生阶级分化，少数人变成富农，一部分农民重新变成贫雇农，但这并不可怕，是可以控制的。毛泽东则认为，这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明确表态支持山西省委的意见，并于1951年9月通过《###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12月，毛泽东批示道：“把农业互助合作当做一件大事去抓。”
消息传来，陈永贵很是高兴，向县委提出办合作社的请求。很快大寨便成立了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陈永贵任社长。
对于那个小女孩来说，国家的沧桑变化她还体会不到，但就在她眼前演绎的一幕幕“活剧”却不能不影响她的心灵，尤其是贾进才和陈永贵的责任感和品德。不过，郭凤莲最害怕的人就是陈永贵。
她关于陈永贵的第一个幼年记忆就是威严，甚至一见到他就吓得掉眼泪。一次，郭凤莲在一条小道上路遇陈永贵，吓得不知进退，哭个不休。陈永贵说：“黑眼妮，我没有打你，也没有骂你，你怎么见了我就哭？”
她还是哭个不休，陈永贵只好说：“你快走，我不走了，你先走。”
她一溜烟跑了个没影。幼小的她自然不会知道，多年之后，陈永贵会成为她工作上的领导，精神上的导师，婚姻上的介绍人，人生道路上的引路人，她将一步一步追随陈永贵的脚步走上人生的顶峰。多年之后，世人不会知道一个叫做“黑眼妮”的小女孩，却都知道大寨有一位年轻而美丽的党支部书记郭凤莲。
大地的褒奖（1）
有时候，历史的车轮是加速还是延缓，看起来是一些特殊的原因在起作用，其实这又是必然的。没人能跳出他所处的时代和自己的心灵，至多是因为思想的高度而提前看到一丝曙光，但这已经足以让一些看起来普通的人站到时代的高点上。
郭凤莲听过很多故事，“愚公移山”是其中印象很深的一个。这个故事让郭凤莲既对太行山充满感情，也朦胧地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当然，这个故事在陈永贵、贾进才的心头则有更为清晰的意义。
1945年6月11日，###“七大”闭幕，时逢抗战胜利前夕，原本力量极弱的中国共产党在与日本的八年血战中成长为中国政治舞台上一支极为重要的力量。在这一天的闭幕致辞中，毛泽东讲起了“愚公移山”的故事，他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