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话，这是我们出发以来他第三次感染梅毒。这根本不像是为了健康而旅行”＇13＇——该怪自己还是别人！
3个月之后，他告诉布耶（1851年2月10日，在派特斯）：“至于我呢，我可怕的下疳终于愈合，硬块还是很硬，但似乎逐渐消失。还有其他的东西也在消失，而且更快，那就是我的头发。”＇14＇整趟旅行福楼拜都很虚弱疲惫，不断发烧，下腹部出现小红斑。抵达罗马时，已经病了六个月。一粒睾丸有问题，脸部神经痛非常难受。
由于梅毒再度感染并不会出现下疳或红疹，福楼拜在埃及感染的可能是类似软性下疳的其他性病。菲利普·利可的名言是：你不会得两次梅毒。不过，现在知道，由于后来的感染不会产生惯常的初期伤害，这种“沉默的再感染”可能诊断不出来。《默克全科医疗手册》上说：“感染接受过治疗，并不能因此免除下次再感染。”福楼拜下腹部的小红斑是局部的，并不像是第二次感染的全面性红疹。
福楼拜和他的朋友听说埃及男妓很普遍。由于他们旅游是要增广见闻，而且肩负政府交代的任务，因此认为有责任测试这种“射出模式”（mode d諑jaculation）。福楼拜对朋友说，他在土耳其浴室里和一个缠头巾有痘疤的年轻男子做得很成功。他承诺说，这个实验一定要继续做。他们在开罗参观一家医院，在院内感染梅毒的奴隶脱掉裤子，掰开屁股露出他们的下疳。在回家的途中，他们顺道前去意大利和希腊。无论是因为梅毒或是其他新感染的性病，福楼拜以水银按摩全身，但头发仍迅速脱落。班雅曼·巴尔特（Benjamin Bart）指出，福楼拜继续以“水银甚至更多的水银”＇15＇治疗自己许多年。
这两位好友在贝鲁特拜访一处法国人聚居地，福楼拜自称在午饭前享用三名年轻女子，吃过甜点后又一位；他在这些女子面前清洗生殖器，让她们感到震惊。迪康虽然于埃及出现下疳，还是在这次午餐有过一次性交。他们在君士坦丁堡都感染性病，迪康是第三次。福楼拜一天两次用水银敷药处理下疳，他认为在贝鲁特那次午餐狂欢会就开始出现。他到男妓区参观，但是因为病痛在身，只是看看而已。
朱利安·邦尼（Julian Barnes）在《福楼拜的鹦鹉》（Flaubert誷 Parrot）一书中，说福楼拜是个好人“除了他在埃及那件事情之外，他身染梅毒还想跟妓女上床。我承认这有点虚伪自私”。＇16＇这妓女发现他有脓疮，于是将他赶走。洛特曼（Herbert Lottman）发现，“现代的读者应该会注意到，当时没有预防疾病的观念，甚至不在乎传染给他人。”＇17＇
第二年，福楼拜经常思考他的许多疾病，一直不确定自己出了什么毛病。他写信给乔治·桑说：“我的体内一直出现不正常的现象，一定有隐秘的原因造成我沮丧。我觉得苍老、疲惫、厌恶一切……可能是工作让我生病，因为写这本书简直要让人精神错乱。”＇18＇他给嘉涅特夫人（Mme。 Roger des Genettes）的信中，很担心地说：“至于我则更糟，不知道怎么回事，其他人也都不知道，‘神经官能病’这名词代表许多不同的现象，也说明医生的无知……从我每天晚上睡十至十二个小时来判断，可能是脑部受损。我很想知道，脑部是不是开始软化了？”＇19＇他继续说道：“我喜怒无常，黑色看起来像粉红色。”他感到很迷惑：“尤其是过去六个月，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一直感觉病得很严重，但是无法说得更明确。”＇20＇去瑞士旅行之前，他说自己非常疲倦，很虚弱，而且很愚昧，觉得行将就木。他的神经像是绷紧的铜线，拿起笔来好像沉重的桨。
福楼拜（3）
福楼拜自诉的症状包括胃痉挛、肠子不舒服、极度紧张、风湿病（服用溴化钾镇静剂）、皮肤病让他觉得像是麻风病、不断咳嗽、背部和头部严重疼痛、失眠、慢性头痛和腰痛。
1854年8月，福楼拜告诉布耶，打算向名医利可求诊，但显然没去。他以水银和碘化物治疗梅毒肿瘤，曾批注说“可怕的水银流涎症”，说明他采用强烈的水银疗法；就这种疗法而言，流出三品脱的唾液也是很可观的。福楼拜描述他的治疗方式，相当生动：
泻药、通便、水蛭、发烧、绞痛、三个晚上失眠，许多麻烦的事情，这个星期我就是这样过的，敬爱的先生。从星期六晚上起，我就没吃东西，而且我到现在才能开始说话。简单说，星期六晚上舌头突然开始肿大，我以为要变成牛舌了。舌头从我嘴巴里突出，我必须将下颚拉开。我可以告诉你，实在很难受。不过，多亏水蛭和冰块，从昨天起觉得好多了。……整整病了一星期，可怕的水银流涎症，我敬爱的先生；我无法说话或吃东西──发高烧等等。多亏通便、水蛭、灌肠剂（！！！），以及我“强壮的体格”，终于摆脱折磨。如果我的肿瘤和发炎消失，我也不会感到惊讶；毕竟已经消除一半了……六个星期内我不会去找伟大的利可医生。同时我要经常服用碘化物。＇21＇
1880年5月8日，福楼拜准备好行李要去巴黎，洗过热水澡之后觉得晕眩。他召唤女佣去请医生，医生到达时发现他倒在土耳其沙发床上，心脏还在跳动，壁炉架上他的烟斗仍有余温，里面还有许多烟草。他脖子皮肤的表面可以看到“黑色项圈”。莫泊桑赶去克鲁瓦塞，他回忆说：“在渐渐微弱的光线下，我看到他瘫在沙发床上，庞大的身躯，脖子肿胀，喉咙发红，如一个被击倒的巨人，看起来好可怕。”＇22＇他花三天的时间处理尸体，并协助医生为福楼拜穿上寿衣。他写信给屠格涅夫谈到“黑色项圈”。多年来关于福楼拜的死因有许多说法，除了梅毒性心脏病之外＇23＇，还包括中风和癫痫。最广为接受的说法，是埃德蒙·勒杜（Edmond Ledoux）所提出的：福楼拜是自己在浴室上吊。朱利安·邦尼说这听起来似乎有点道理，但其实就像在说他以安眠药使自己触电致死一样不可能。
有300人参加福楼拜的葬礼，他长眠于鲁昂。墓地太小，挖掘坟地的工人无法将棺材放进去。龚古尔全程参与，他在《日记》里记载此事：“啊！可怜的福楼拜，在你遗体周围的种种人情世故，你可以用来写成小说。”＇24＇
凡·高（1）
一个充满电的人。
——凡·高
《荷兰先锋报》指派记者肯·威尔基（Ken Wilkie）写一篇关于凡·高的特别报导，他开始追寻凡·高一个世纪之前的脚步，访问亲戚朋友的后人。文章刊出之后，威尔基还是被一个没有解答的问题困扰。从1885年11月开始，凡·高从安特卫普（Antwerp）写信给弟弟西奥（Theo），为什么都表示他害怕发疯和死亡？为什么死亡突然成为他艺术的主题？恐怖狰狞的《叼着香烟的骷髅》，明显和以前的主题不同，还有《吊在衣橱里的骸骨》，一只黑猫凝视着碎裂的骸骨。威尔基好奇的是：凡·高健康逐渐恶化和他在艺术上的改变有没有关系？
威尔基不知如何着手，他想起传记作家特拉包特医生（）告诉过他，在凡·高一本素描簿背后发现写着Cavenaile的名字，还注明看诊的时间。他从这里开始探索，首先，他查安特卫普的电话号码簿，很诧异地发现有Cavenaille这个名字。（特拉包特说，他已经证实这个家族姓氏的正确拼法有两个ｌ。）更令他诧异的是，他打电话过去，阿玛迪斯·卡芬涅尔医生（）接听他的电话，他正是修伯土斯·阿玛迪斯·卡芬涅尔医生（）的孙子。他们见面时，医生请威尔基坐在他祖父看诊时患者所坐的椅子，凡·高很可能也坐过这张椅子。卡芬涅尔告诉威尔基：“我祖父1885年时为凡·高治疗过许多次。”
威尔基问道：“你祖父有没有告诉过你，凡·高自诉的症状为何？”他的回答令威尔基大为震惊。他说：“祖父说他为凡·高治疗梅毒，他开水银的药方，送凡·高到史图温堡（Stuyvenberg）医院做臀部蒸汽浴。”＇1＇凡·高要求说明详情，医生告诉他这个病可能影响他的脑，也可能致死。这次看诊是在富尼耶发现梅毒导致麻痹性痴呆之后没几年，说明当时人们已普遍认识到，梅毒病人会有精神疾病，而且这消息通常会告知患者。从那时候开始，凡·高有理由害怕，也知道自己可能因第三期梅毒而发疯。凡·高以一张画像当看诊费，这张画已经遗失了。
威尔基再仔细看特拉包特写的传记，发现他对此事也很清楚：“此外，凡·高得了梅毒。”特拉包特提到一个事实，“可能是在安特卫普，这当然对他生理和心理的状态都有影响。”＇2＇凡·高从安特卫普写的信透露出许多健康不佳的症状，经常发烧和虚弱，以及肠胃方面的问题。他久咳不止，痰呈灰色。＇3＇威尔基有一本特拉包特写的书，“梅毒”这字眼被圈起来，在旁边空白处写上一个很大的“不”字，署名“”，是Vincent Willem van Gogh缩写，他是画家凡·高的侄子。威尔基访问这位侄子时，他强烈否认梅毒的可能性。
学者对于凡·高有没有患有梅毒，很难获得一致的结论。《纽约时报》（1990年11月）曾经统计过，对于凡·高身后的诊断，值得注意的共有152件，这可能是梅毒模仿其他疾病的新记录。在这些身后的诊断中，梅毒的可能性无法轻易被排除，因为有凡·高在素描簿上写医生的名字以及约诊的时间、卡芬涅尔的诊断、威尔基发现他突然对于死亡非常关注，以及卡芬涅尔孙子（也是一位有声望的医生）的供述。一位梅毒专家有上述的资料，将会提出以下的基本问题：有没有在高危险的性行为之后出现发高烧的症状？本来很健康的人，突然终生为与梅毒相关的疾病所纠缠？最后，个性有没有改变，显示出有麻痹性痴呆的迹象？由于这些问题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