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g Heil）！胜利万岁！胜利万岁！”希特勒模仿哈佛的拉拉队，绕着普希的起居室行进，后来精心复制用于纽伦堡群众大会上。
普希成为希特勒的外国媒体秘书，在希特勒掌权之后，他仍然忠心追随，但是很难驾驭。普希的故事是好莱坞纳粹电影的材料。他逃过一次阴谋暗杀，觉得这是希特勒策划的，打算当他从飞机上跳伞时枪杀他。在他逃亡的路上，荣格花了好几个小时进行访问。他最后在华盛顿为哈佛俱乐部的老友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撰写希特勒和纳粹核心人物的心理概况。
希特勒（2）
1957年，他出版《希特勒：失去的年代》（Hitler： The Missing Years），记述他对希特勒堕落的观察。希特勒从一位受欢迎的演说家——其滔滔雄辩曾带给普希一种希望，让他回到年轻时自在和传统的价值观——最后变成对权力饥渴的魔鬼和凶手，身边围绕着不学无术的狂热者和罪犯，当然，普希本人除外。从他认识希特勒以来，观察到希特勒似乎从来没有跟任何女人有“传统的”性关系。他猜测希特勒受到压抑，以手淫自行解决，因为某种不确定和奇怪的性倾向──虐待狂和受虐狂都有可能，承受巨大的精神压力而造成阳痿。“希特勒不吃鱼、不吃肉、不吃禽类，我觉得他既不是完全的同性恋，也不是完全的异性恋，”他解释说：“你可以喝很淡的茶，或是很淡的苦艾酒，也可以忍受淡淡的性倒置。”他又装作若无其事地说：“希特勒受压抑的同性恋倾向，可能从他1908年在维也纳感染梅毒开始。”＇2＇
鲁道夫·宾尼恩（Rudolph Binon）在1970年代初期为《德国人中的希特勒》（Hitler Among the Germans）这本书作研究时，曾到普希位于慕尼黑的别墅拜访，希望他能指认希特勒早期随员中一些比较不知名人物的名字。他回忆这次会面：“普希知道希特勒的性倾向，因为他性喜窥探；而且希特勒在政变之后，比较不受到众人注意，这时他和希特勒很亲近。他告诉我说，希特勒从维也纳一名妓女那儿感染到梅毒，因为（别诧异！）他不知道如何不射精。……普希一开始解释希特勒的性行为是属于梅毒患者的模式，他很快就转移话题，说他自己年轻的时候害怕在妓女身上射精：‘我们必须忍住，到最后时刻抽出来，’他睁着大眼睛，以柔和嘶哑的声音说，然后演戏似地抓住我的手，回想起他那一世代所承受凄惨的心理道德苦难，‘但是希特勒太没有经验了，不知道在关键时刻抽出来。’这实在很诡异：解释希特勒的问题，变成普希苦难的诉苦（也是他那一世代的苦难，包括希特勒），对于他自己在这场苦难中生存下来，而希特勒却失败，丝毫看不出他有什么骄傲或满足。”＇3＇
普希或希特勒为什么认为射精会造成感染？绍丁第一次以显微镜看到梅毒螺旋体，确定传染的媒介，到这时不过才三年。一般人对于梅毒是如何传播的，仍抱有许多生物学上不正确的观念。射精会造成感染，这是好几个世纪前的观念，它认为梅毒只会进入软弱的###。17世纪，蒙彼利埃（Montpellier）医学教授团的成员弗朗索瓦·朗尚（Francois Ranchin），写过一本专门讨论梅毒的书，他警告说要避免从“堕落的女人”那儿感染，“男人的###要保持坚挺，不要软软的，否则就会像海绵一样吸取感染液体，任何保护措施都没有用。”＇4＇普希的话，证明那个时代还是这么认为。
啤酒馆政变之后，希特勒被关在兰兹贝格（Landsberg）监狱，他写出《我的奋斗》（Mein Kampf），其中有13页关于梅毒，认为这是种族未来的一大威胁。有一段是关于妓女，这段自白与普希回想的往事一样：“结果就是那个人得到不愉快的惊奇，甚至完全毁坏他的脑，想不出是哪个女人给他的，在柏林或是慕尼黑这样的城市，这不足为奇。此外，必须注意的是，我们经常要处理这些从乡下来的访客，他们完全为城市的魅力所迷惑。”＇5＇希特勒自己也完全为城市的魅力所迷惑？他有没有得到这个不愉快的惊奇？
维森塔尔问自己：战争最后几年，希特勒的病情可能是第三期梅毒造成的吗？罗恩·罗森伯姆（Ron Rosenbaum）在《诠释希特勒》（Explaining Hitler）一书中，通过各个传记作家的结论，尝试去了解希特勒的本质。他发现维森塔尔在1980年代以堂吉诃德式的方法搜寻幽灵般的梅毒螺旋体，以解释希特勒的心理，这是研究希特勒又一个寻找圣杯的例子：为他反闪族寻求解释。维森塔尔根据第三手的传言，猜测是维也纳的妓女传染的，并且确定是犹太妓女。罗森伯姆认为这样太没天理：将大屠杀的重担都放在“那个可怜的阻街女郎，如果她真的存在的话”＇6＇，实在很不公平。
维森塔尔于1989年出版他对希特勒梅毒的调查结果，这距离他第一次听到慕尼黑议会议员赫尔·法克勒（Herr Fackler）不经意地说希特勒是梅毒患者，已经有20年。资料来源还是普希，他告诉法克勒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希特勒驻扎在法兰德斯（Flanders）时差点遭受军法审判。他被控“自残”，说他感染梅毒以逃避服役。根据普希的话，希特勒证明自己早就感染梅毒，因而避免送交军法审判。
维森塔尔的第二个来源更进一步说明问题。1952年或1953年，埃德蒙·罗纳德医生（）在西雅图一家医院工作，他遇到一位奥地利同事，这位同事的父亲说曾经为年轻时的希特勒治疗过梅毒，据云感染自犹太妓女。1938年之后，德国特务没收这位医生所有关于希特勒的索引卡片和病历资料。罗纳德另一个资料提供者则更重要：他访问过博多·斯皮托夫（Bodo Spiethoff）教授——耶拿大学第一位皮肤科和梅毒科主任，他说希特勒曾经向他求诊治疗梅毒。1977年，《国际先驱论坛报》刊载罗纳德写的一封信，他说根据伦敦著名的性病学专家安维尔·戴维斯所言，希特勒因为在维也纳被一名犹太妓女传染梅毒，20年来曾经断断续续接受梅毒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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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3）
安维尔·戴维斯以研究水银和铋在血液检测的效应而出名，并有一篇专题论文探讨女性子宫颈下疳的各种位置，所以不难找到他的言论。不过，只在脚注中发现艾伦·怀克思（Alan Wykes）说希特勒在维也纳的男子旅舍中出过玫瑰色疹子，线索就此中断。怀克思著有一系列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书籍，包括两本关于安维尔·戴维斯和希特勒红疹的故事的书：《医生与他的敌人》（The Doctor and His Enemy； 1966）和《希特勒》（Hitler； 1970）。
安维尔·戴维斯在1963年的访问中，提到下述故事与怀克思有关。有两个人，当时他们还在世，为了保护当事人，姑且叫“史蒂芬”（Stefan）和“丹尼尔”（Daniel），他们于1910年4月一个傍晚，回到维也纳西北边梅德曼斯特拉斯（Meldemannstrasse）二十七号借宿的“男子之家”。他们和房客阿道夫·希特勒为了一名妓女打架。1933年在斯图加特（Stuttgart）的皇家旅馆，他们对戴维斯讲了这个故事，那里的居住环境比在维也纳好多了，虽然“男子之家”当时算是不错的旅社，有独立客房和公用的厨房，房客一起做饭吃。这两个人跟英国医生提到他们认识希特勒，他的照片贴在旅馆的公布栏里。后来，他们一起喝一瓶酒，他们问他的职业；当他说是性病学家，他们就承认年轻时都得过梅毒，还说他们的同胞希特勒也得过。
安维尔·戴维斯告诉怀克思另一个有趣的资料：一位专家朋友有一次和德国眼科专家维克托·克吕克曼（Viktor Kr焎kmann）聊天，他说曾经在帕泽瓦尔克（Pasewalk）治疗过希特勒，因为英国毒气伤害了希特勒的眼睛。当时就发现希特勒染有梅毒，还随便给他一些现成的疗法，在感染八年之后，这些方法已经没有什么用。根据怀克思所说的，1965年，克吕克曼写下他的诊断：“神经出现症状，显示有第三期梅毒的迹象。我建议应该检查这个人，证实后予以治疗。他将可以恢复视力。”＇7＇克吕克曼说，希特勒当时接受性病治疗，纳粹领导人威廉·弗里克（Wilhelm Frick）后来销毁了记录。
虽然保罗·埃利希于1909年推出神奇特效药胂凡钠明，但是在希特勒所处的环境中，不太可能每个人都能用此药治疗。安维尔·戴维斯指出，这表示希特勒可能以水银治疗。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提到，“这种药物的发明，性质可疑，而且商业广告夸大其效果”＇8＇，对于梅毒其实没有什么疗效。他指的是胂凡钠明吗？
怀克思提到希特勒在掌权初期，曾经请一位名叫康提（Conti）的医生治疗胃疾、头痛和失眠。1933年，李奥纳多·康提医生（）出任普鲁士政府医疗事务特别委员，后来，出任帝国健康领导人与帝国内政部健康书记官，他与希特勒出席会议讨论安乐死计划的法律和道德问题。
安维尔·戴维斯提出假设说，《我的奋斗》表现出希特勒想要严厉的报复：“只报复犹太人社会那个传染给他的人是不够的，整个种族必须受到迫害以做为惩罚。”＇9＇安维尔·戴维斯发现希特勒晚年有典型的后期梅毒症候——精神错乱胡言乱语，以及左边的手脚麻痹，不断发痒，失眠，头痛胃痛，这和他的仆从海因茨·林格（Heinz Linge）说的一样。（莫雷尔的日记虽然没有出版，但是已为安维尔·戴维斯提供了后期梅毒症候的线索。）如果希特勒没有自杀，他也很快就会死，因为最后的胡言乱语显示脑皮层和脑的基本部分都受病菌侵袭，这将不可避免地引起精神性全身瘫痪。躺在疯人院里的元首（fuhrer）（纳粹统治时期对希特勒的称呼），无法成为德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