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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知与行（4）
正是在认识过程的这一阶段内，为各种质量层次的观察者和观念奠定了基础。在毛泽东看来，感性认识过程似乎是一个与“现实”物质世界直接接触的过程，它不太可能发生错误，但我们会看到，他还是认为有些观察者的观察比其他人更恰当、更精确和更可靠一些。而理性认识阶段出现差错的可能性就比较大，这不仅是由于观察者的能力和经验（他或她“整理和改造”各种感性材料的能力）不同，而且还由于观察者用来整理和改造感性材料的“前概念”的合理性或有效性不同，这些情况都可能对这一认识过程成功与否产生影响。如果观察者能力不够，或者如果他使用的“前概念”缺乏充分的经验基础或概念化过程不正确、有缺陷，那么，新的认识过程的产物也一定是不正确的。既然认为有些观察者比另一些更有效率，有些“前概念”比另一些更准确，不言自明，那就需要有一种对不同观察者和观念的质量加以分类的序列，需要有一整套标准来实现这种分类。在本章的后半部分我们将讨论这些标准。
毛泽东一再强调认识过程中的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阶段的相互联系和不可分割性［25］，他认为，如果把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割裂开来，那就会使正确的实践发生偏离。在20世纪40年代初期党的整风运动期间，他阐述过这一观点。他认为，与这种正确的认识过程截然相反的是两种立场，一种是那些主要由于同莫斯科的关系亲近而过分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党员的立场，另一种是那些由于缺少马列主义训练而过分注重他们自己直接具体的革命经验的党员的立场。毛泽东将前者称为教条主义者，将后者称为经验主义者；他认为，这两种人都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我们已经看到，经验主义者停留在感性认识阶段而忽视了理性认识阶段，结果是他就像井底之蛙那样，“把局部经验误认为即是普遍真理”［26］。
相反，教条主义者是那些专注于理性认识阶段而忽视感性认识阶段的人。他们把注意力放在自己或别人的理论上面，而不顾那种理论所依据的经验基础，其结果是“脱离社会实践”［27］。在1942年的一次讲话中，毛泽东以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的社会实践的关系为例，运用类比的方法对教条主义作了描述：“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际，怎样互相联系呢？拿一句通俗的话来讲，就是‘有的放矢’。‘矢’就是箭，‘的’就是靶，放箭要对准靶。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就是箭和靶的关系。有些同志……则仅仅把箭拿在手里搓来搓去，
连声赞曰：‘好箭！好箭！’却老是不愿意放出去。”［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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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知与行（5）
他接着说：他们“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当宗教教条”，“你的教条一点什么用处也没有”，用粗俗的话来讲，“你们的教条还不如粪便。我们都知道，狗屎可以肥田，人便可以喂狗，而你们的教条，既不能肥田，也不能喂狗，那有什么用呢”［29］？这段话在修订版本中已删去，但这里必须引出来。教条主义的倾向就是忽视了这样的事实，即由于世界是不断发展着的，由于世界的不同地区在发展过程中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因而，没有任何一种思想观念能够在任何时候机械地适用于任何地区。［30］正确地运用这些思想，不是把它们当作公式，机械地去套每一种情况，而是把它们当作对自己的感性认识发生影响作用的“前概念”，以便从自己的经验中产生出理性认识来，然后，再用这种理性认识来指导革命的实践。［31］这一原则不仅适用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而且适用于毛泽东本人的思想理论。1964年，他曾谈到要根据中国革命后来的实践经验重新修订《实践论》和《矛盾论》［32］；次年，他告诫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来访者，不要把中国革命的理论机械地运用于他们自己的革命运动：“请你们不要对我说，你们在我的书本中学到了这样那样的东西。你们有你们自己的战争，而我们有我们的战争；你们得根据自己的战争来创立原则和理论，假如书本堆在眼前，那会遮住视线的。”［33］但是，教条主义的危险并不意味着排斥那些能够正确地根据感性认识创造理论的思想家的作用。毛泽东在1958年写道：理论是“在理论家的头脑这个主观世界中的结晶”［34］。第二年他又说：“办不到的，勉强办，主观主义。主观反映了客观，就变成了主观能动性。”在同一次讲话中，他作了这样的概括，“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理论是精神，是规律，是从物质反映来的”［35］。毛泽东认为，虽然新的思想是在认识过程中的理性认识阶段产生的，但“认识运动至此还没有完结”。毛泽东在这里把感性与实践等同，他接着说：“认识从实践始，经过实践得到了理论的认识，还须再回到实践去。认识的能动作用，不但表现于从感性的认识到理性的认识之能动的飞跃，更重要的还须表现于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的实践这一个飞跃。”［36］
应当重申一下，毛泽东虽然认为认识过程的三个阶段相互依赖，但他强调的侧重点是革命实践阶段。他说，如果将认识过程停留在理性认识阶段，“那末还只说到问题的一半。而且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说来，还只说到非十分重要的那一半”［37］。“理论和实践的矛盾，实践是主要的。”［38］实践之所以是关键，是因为没有实践，认识就没有完成。毛泽东指出，这如同学习语法和逻辑的规则一样，学生在实际应用这些规则之前，他们的理解是不完整的。［39］实践更为重要的作用，按照马克思的指示，就是通过革命能动地变革世界，而不仅仅限于解释世界。［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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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知与行（6）
再说一遍，从理性认识到实践的运动被说成是一次飞跃，因此，我们应当再一次设想，这种运动是以对立力量的冲突为基础的。像以前一样，对于在认识过程第三个阶段造成辩证飞跃的矛盾，毛泽东并没有作出规定。然而，似乎很清楚，这里涉及的对立面是产生于概念形成阶段的新认识与尚未改变的世界（一个正像其开始被感知时那样的世界）之间的矛盾，因为这种新的认识实际上是一种对变化的要求，而世界尚未与这些新的认识相一致。认识到这二者彼此矛盾，才会产生更深入的思考。关于一个问题与其解决这二者之间的关系，我们一般的看法是前者大致应当与后者相一致。但在毛泽东的思想框架中，却认为问题的解决与问题是一种矛盾的关系，而不是两者相符合。把矛盾概念引入认识过程的这个特定阶段，突出表现了毛泽东的认识过程观的革命倾向，而不是改良倾向。
用图式来表示毛泽东上述有关认识过程的分析，也许有助于阐明我们的论点：
用这个图式来描述毛泽东在1937年的讲演中所阐述的认识过程，还需作两点说明。第一点与毛泽东运用辩证法的机械性或操作性特征有关。毫无疑问，这里叙述的矛盾与某些评论毛泽东的学者所鼓吹的有机的、自然的辩证法毫无共同之处。［41］但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我并不认为对毛泽东所理解和运用的辩证法做这种概括是不准确的，因为这种理解和运用，正如我已经指出的那样，与其说应归因于黑格尔和马克思，不如说应归因于恩格斯和普列汉诺夫。然而，在发生变化的地方，必须要考虑他做这种阐释的背景。做出这种阐释的那个讲演是在抗日军政大学的一个班进行的，这个班的成员主要是红军干部，他们具有丰富的革命经验，但对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却几乎一无所知。在教学中，毛泽东试图用简洁明了、直截了当的方式来讲解复杂而又模棱两可的认识过程，这可能使他对认识过程的叙述不像他本人所理解的那样，反而带有较多的机械性。我自己在此详细阐述并澄清他已经做出的说明，其目的就是想表明，他的那种叙述并不是像表面上那样机械和死板。［42］第二点，这里提出的三阶段认识过程，以一种与毛泽东在其他地方关于这种内在关系的论述不一致的方式，使实践和感性认识的相互关系变得含混了。在观察者理论家的角色与革命行动者的角色发生分离的地方，可以找到出现这种失误的线索。毛泽东指责使一部分人从事与现实世界脱离的精神劳动的分工是“唯心主义的”（因而也是不合理的），这表明上述失误并非他的本意。［43］在上面引证的一段话中，他把感性认识和实践相提并论（“认识来源于实践”），这进一步表明上述失误不是他的本意。这样一种公式虽然表明了他对两种活动的内在联系的看法，但把两种我们通常认为是非常不同的活动（一种是认识世界的活动，一种是基于这种认识而采取的行动）相提并论，又使他的阐释发生混乱。毛泽东的本意究竟是要论证感性认识活动本身就是实践，还是要指出人们是在实践过程中感知外界的，现在还搞不清楚。
论知与行（7）
1937年后毛泽东的认识论思想在其讲话和著作中的演变是一个逐渐的过程。［44］1942年他对创立理论的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仍包含着他在1937年所运用的三阶段公式。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