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果真惧怕魏征，非也，他怕的是丢了自己的江山。其实，只要怕丢江山就好办，问题是大多数皇帝不怕丢江山，这就是流氓行径了。
应该是一种美德，无论如何，信守诺言，维护正义的君子总比反复无常、唯利是图的小人为好。但话又说回来，如果一切都为了“义”，不知通权达变，不知为了“大义”而去牺牲个人的“小义”，那就很不足取了。所以，孟子就针锋相对地提出“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孟子当然不是教人们胡说八道，蝇营狗苟，他是说为了“大义”可以放弃所谓的“信”和“果”，用句通俗的话讲，就是丢卒保车，丢掉芝麻捡西瓜。
那么，按照孟子的观点，良臣不必死守一主，好女也可毁婚另觅良伴。如果要举一个例子的话，这个例子恐怕要数唐代的名臣，也是中国历史上的名臣魏征最为典型、恰当。
的确，魏征是一位巧忠良臣。
看看魏征，对我们会很有启发。
魏征，字玄成，生于南北朝时的北周静帝大象二年（公元580年）。其时，天下大乱，他刚出生不久，北周政权就为杨坚所推翻，他的青少年时代就是在隋朝度过的。魏征出身于书香世家，他的父亲魏长贤就是一位博学多才的人，曾经出仕隋朝，做过地方官，但年纪不大就去世了。当时，魏征还很年轻，家庭生活十分清贫，但魏征胸怀大志，总想干出一番事业来，于是，他就刻苦读书，勤奋学习，在学问和政治才干上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徐世责力像
当时正值隋炀帝荒淫无道，天下英雄豪杰纷纷起兵反隋。在各路起义军中，李密的势力最大。李密原是隋朝上柱国李宽的儿子，出身于封建大贵族之家，自幼熟读史书，且卓有才华，他看到隋朝灭亡已势在所难免，就起兵反隋。一天，他接到了另一支起义军首领元宝藏的来信，拆开一看，竟被书信中深刻的见解、充沛的气势和富丽有力的文辞所吸引，觉得书信绝非出自元宝藏之手，写信之人肯定既有才华，又有政治才能。李密就派人前去打听，才知道起草书信的人是元宝藏的秘书魏征。
原来，隋武阳郡的郡丞元宝藏起兵反隋，就去寻找旧日的好友魏征。这时，魏征因天下纷乱，一时心中茫然，不知所从，便出家当了道士，以避一时之乱，并借此来观望天下大势。元宝藏起兵后，请他出山，让他掌管军中文书，所有与李密及其他人往来的信函，均是由魏征起草。李密见到他写的书信以后，对他非常赏识，就立即派人把他请去，让他掌管军中的文书，这时的魏征，已经三十八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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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忠良臣魏征（2）
在李密的军中，魏征的地位很低，对重大的军事决策，他没有任何发言权。当时，李密的瓦岗军声势浩大，攻占了全国最大的粮仓，也就是隋朝最主要的粮仓河南的洛口仓、回洛仓和黎阳仓，开仓救济饥民，使起义军发展到了全盛阶段。也就在这时，隋朝的大将王世充据守洛阳，与起义军展开了殊死搏斗。由于起义军发展迅速，又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军中存在着速战速决的思想。
魏征清醒地看到了起义军中的许多不足，但又苦于无处进言，就找到李密的长史郑颋，对他说：
“起义军虽有重大胜利，但伤亡也很大，现在军中费用紧张，储备有限，且赏罚不均，不宜于同隋军硬拼硬打。唯今之计，在于深沟高垒，以待敌军粮尽，等敌军撤兵，再行追击，可获大胜。”
郑颋十分藐视魏征，说他的话是“老生常谈”，没有见解。结果，李密决定速战，大军列营而不设垒，被王世充火攻加奇袭，惨遭失败。经此一役，瓦岗军彻底覆灭。
李密被迫率残部投降了李渊，李密开始尚受重用，后来渐被冷落。李密心有不甘，又到洛阳一带招抚旧部，重新起兵，反对李渊。不久，李密兵败被杀。当时，魏征看到李唐政权较有前途，就向李渊请求前去招抚李密的旧部，李渊很高兴，任命他为管理国家图书档案资料的尚书丞，前去太行山以东地区活动。
那时，李密的部下徐世势力很强，他就先写了一封信，对徐世说：“当初李密起兵反隋之时，振臂一呼，四方就有数十万人响应，几乎得了隋朝的半个天下，后被王世充打败，继而被杀，瓦岗军是无法东山再起了，而李渊得天下却已成定局。现在你所守的黎阳是兵家必争之地，你应该早作打算，如果不能认清形势，将来恐怕悔之晚矣。”徐世览信后，觉得也无其他善策可想，况且李密已被杀，便听从了魏征的劝告，投降李渊。李密的其他旧部见徐世降唐，也多纷纷投降。
徐世在征得了李渊的同意之后，以国君之礼厚葬李密。魏征则为李密撰写了《唐故邢国公李密墓志铭》，把他比做垓下失败的项羽，意即虽然失败，也还是一位大英雄。魏征如此评价李密，竟不怕李渊的追究，对李密，他也不以屡次拒纳正确建议为忤，而是实事求是地描述他的一生。他的这种态度和精神，得到了时人和后人的赞扬，并没有人指责他背叛李密，投降李渊。
魏征招抚李密旧部有功，但被胁入农民军中一年半，再度归唐后就很难被重用。太子李建成听说魏征既有才华又有才能，就把他找来，给了他一个管理图书经籍的小官，叫做洗马。在这一阶段，魏征虽有文名，实际上并未发挥多大的作用，只是给李建成提过一个建议，让他带兵去攻打不堪一击的刘黑闼，既可建立军功，又可暗结豪杰，太子采纳了他的建议，结果取得了圆满的成功。
不久，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杀死了哥哥太子李建成、弟弟齐王李元吉，自己当了太子。李世民也知道魏征既是李建成的心腹，又非等闲人物，就立刻召见了他，责问他说：“你为什么挑拨我们兄弟间的关系呢？”魏征没有巧言机辩，而是据理回答，不管是否触怒李世民，是否会被李世民杀头，他说：
“人各为其主。如果太子早听信了我的建议，就不会沦落到今天的下场了，我忠于李建成，是没有什么错的。管仲不是还射中过齐桓公的带钩吗？”
李世民听他说得既坦率又有理，尤其他举出了管仲射小白的历史故事，自己更不能显得连齐桓公小白重用仇人管仲的气度都没有，就赦免了他，并封他做掌管太子文书的管事主簿。至此魏征结束了他转来跳去更换主人的生涯，步入了他一生中真正有价值、有意义的时代。
唐太宗李世民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明君，他之所以“明”，其根本原因之一在于善于纳谏，由于中国历史的发展和他个人的品德才能，使唐朝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为鼎盛的时期。
巧忠良臣魏征（3）
李世民即位不久，就提升魏征为谏议大夫，这真是得其所哉！不知是唐太宗善于听取别人的意见才成就了魏征的名声，还是魏征敢于犯颜直谏才促成了唐太宗善于纳谏的性格，抑或是二者互相作用，反正魏征的进谏和唐太宗的纳谏同样有名。
谏议大夫的职责是专门向皇帝提意见，在今天看来，这实在是个很奇特的官，说它重要，它又无足轻重，说它无足轻重，它又重要无比；说它有权，它又无尺寸之柄，说它无权，它又权力很大。这一切都取决于谏议大夫的意见皇帝听还是不听。
唐太宗任命魏征为谏议大夫，表现了唐太宗对他才能的认可和对他本人的信任与尊重，后来又把他提升为尚书丞，就更能使他随侍左右，时时处处提醒规劝皇帝了。
唐太宗的确是一位愿意提倡君臣之间“民主”的君主，他知道自己很容易受情绪左右，就提醒周围的大臣注意纠正他的偏激决定，并把批评朝政制度化。他建立了前朝所没有的新制度，即允许谏官、史官参加政事堂会议。这种制度不仅能够保证谏官、史官能够及时了解朝政的内幕，使得有所劝谏，还起到了一定的监察作用，使宰相及其他官员不敢谎报政绩。这种制度还规定，在会议之上，不管是皇帝还是大臣，如有过失和不当之处，谏官可当面指出，予以辩论。再者史官也了解皇帝大臣的许多情况，根据第一手材料写出起居注，对他们也是一种监督。
魏征就是在这种相对宽松自由的环境里做谏官的，他劝谏的内容从长治久安的军国大计，到皇帝个人的起居生活，涉及到许多方面，对唐太宗及唐朝贞观年间的政治，可以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在治理国家方面，尤其是在大乱之后拨乱反正，魏征充满了信心，主张宜快不宜慢，宜急不宜缓。唐太宗即位之时，天下初定，百废待举，唐太宗虽有心治理好国家，但到底该怎么办，却是心中无数。一天，他问魏征说：“贤明的君主治理好国家也该需要百多年的工夫吧？”魏征不同意他的想法，他认为：“圣明的人治理国家，就像声音立刻就有回音一样，一年之内就可见到效果，三年见效就太晚了，怎么要等百年才能治好呢？”尚书仆射封德彝认为，“自古以降，人心一天不如一天，日趋奸诈，秦朝用严刑，汉朝用霸道，都没把人心教化成功，魏征想用这些满是书生气的话来治理国家，那必然败亡。”魏征则针锋相对地说：“大乱之后治理国家，就像饿极了的人要吃东西一样，来得更快。如果人心是如流水一般向下堕落，今天的人也都成了鬼怪，还谈什么治理国家呢？行帝道则帝，行王道则王，问题是采取什么措施来治理，而不是人民是否可以教化。”唐太宗基本听从了魏征的意见，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只过了三两年，唐朝就出现了“贞观之治”的局面。
在对待政治对手方面，魏征坚决主张招抚，反对镇压。在“玄武门之变”过后，忠于太子李建成的部下遍布全国，他们不知道李世民杀了李建成之后会对他们采取什么态度，一时人心惶惶，许多人准备造反。
魏征向李世民建议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