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前殖民地，如索马里和阿富汗；（2）后帝国、后现代国家；（3）传统的“现代”国家，如印度、巴基斯坦或中国。库珀认为，由失败的国家组成的前现代国家对世界构成严重威胁，解决这种威胁或者混乱可以有许多办法，然而卷入是危险的，干预则会旷日持久。最符合逻辑的办法，同时也是过去最经常使用的办法是殖民化；从目前看，建立一个有效地、井井有条地输出“稳定和自由的世界”显然是可取的，这就是所谓的新帝国主义。
库珀写道：在古代世界，秩序意味着帝国。那些在帝国以内的人有秩序、有文化并且有文明。在帝国以外则存在着野蛮人、混乱和无秩序。
通过一个单一的权力中心实现的和平与秩序的形象一直是强大的。但是帝国的设计是不完善的，不能促进改革。要使一个帝国统一起来通常需要一种独裁主义的施政作风，因为改革将导致不稳定。在历史上，帝国一直是稳定的。
但是，在欧洲取代帝国的力量均势制度也有一种内在的不稳定——始终存在的战争危险。1945年之后，最终的简化把欧洲的多边力量均势变成了一个双边恐怖均势。但是它也未能持久。1989年力量均势的结束还标志着帝国欲望的减弱。一个19世纪开始的在欧洲帝国中间瓜分的世界以所有欧洲帝国或几乎所有欧洲帝国的消亡而告终：奥斯曼帝国、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法帝国、英帝国和苏联帝国如今只存在于人们的记忆之中。
作为替代，我们有了两种新型国家。第一，有了前现代国家，这些国家往往是前殖民地，它们的失败已经导致一场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霍布斯状态：索马里和直到不久前的阿富汗就是这样的国家。第二，有了后帝国、后现代国家，它们不再主要从征服的角度考虑安全问题。第三种是像印度、巴基斯坦或中国这样的传统的“现代”国家，这些国家举止端正，因为这些国家在有了利益之后总是有力量和存在的理由。
我们欧洲人生活在其中的后现代制度不依靠均势；它也不强调主权或内政与外交的分离。欧洲联盟已经变成一个相互干涉内政，直到日常生活的高度发达的制度。后现代世界的成员不考虑相互对对方的入侵问题。但是现代的和前现代的地区都对我们的安全构成威胁。
我们最熟悉来自现代世界的威胁。这个后现代世界必须开始习惯于双重标准。在我们自己中间，我们根据法律行事并通过合作来确保安全。但是，在与后现代的欧洲以外的老式国家打交道时，我们需要恢复以前一个时代的比较强硬的办法——武力、先发制人的打击、欺骗，与那些仍然生活在19世纪世界中的国家打交道所需要的无论什么办法。
在我们自己中间，我们遵守法律，但是当我们在丛林中作战时，我们还必须利用“丛林法则”。欧洲长期的和平时期已经危险地诱使人们忽视我们的防务，无论是物质上的防务还是心理上的防备。
由失败的国家组成的前现代世界所构成的挑战是一个新的挑战。前现代世界，是一个由已经失去使用武力的合法性或使用武力的垄断权的失败国家组成的世界。完全垮台的国家的例子相对来说较少，但是处境危险的国家的数目一直在增加。在这些地区，混乱是家常便饭，战争是一种生活方式。某些政府竟然以类似于集团犯罪的方式运作。
前现代国家可能太软弱了，甚至都不能确保它自己领土的安全，更不用说在国际上构成威胁了，但是它可以为非国家行动者提供基地。如果贩毒、犯罪或恐怖主义团伙利用前现代国家作为基地，对世界更有秩序的地方发动袭击，那么，有组织的国家就可能不得不进行还击。如果它们变得过于危险，有秩序的国家无法容忍，那就可能想像出一种防御性的帝国主义。人们从这个角度可以理解西方对阿富汗作出的反应。
我们到底应该如何解决前现代国家的混乱问题呢？卷入一个混乱地区是危险的，如果干预是旷日持久的，那么它就可能承受不了舆论的压力。如果干预是不成功的，那么对于下令进行干预的政府来说，那就可能是破坏性的。但是像西方对待阿富汗那样，让国家走向毁灭，风险可能更大。
解决混乱问题的最符合逻辑的办法、同时也是过去最经常使用的办法是殖民化。但是这对于后现代国家来说是不能接受的。帝国和帝国主义这两个词已经被滥用，尽管实现殖民化的机会——也许甚至是需要——同19世纪时一样大，但是没有一个殖民地宗主国愿意承担这项工作。那些被排除在全球经济之外的国家可能会陷入一种恶性循环。软弱的政府就意味着没有秩序，没有秩序就意味着投资不断减少。
现在需要的是一种新型帝国主义，一种符合人权和全球价值观的帝国主义；一种旨在带来秩序和组织，但是今天依靠自愿原则的帝国主义。
《不得不帝国主义》（2）
我们通过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这样的机构，已经有了自愿的全球经济帝国主义。这些多边机构向希望找到返回全球经济中和进入投资与繁荣的良性循环道路的国家提供帮助。作为回报，它们提出了要求，它们希望这些要求能够解决造成了最初对援助的需要的政治和经济问题。
后现代帝国主义的第二种形式可以叫做邻国帝国主义。你们邻近地区的不稳定将构成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忽视的威胁。巴尔干地区的政府管理不善、民族暴力冲突和犯罪对欧洲构成了威胁。反应就是建立驻波黑和科索沃的维和部队。国际社会不仅提供士兵，而且提供警察、法官、监狱官、银行家和其他人，同时还监督和组织选举。
欧洲的扩大表明了另一种自愿帝国主义。过去，帝国强行实行了政府法律和制度；就欧洲而言，没有一个国家强行实行任何东西。当一个国家成为欧洲联盟的候选成员国时，这个国家就不得不像过去臣服于帝国的国家曾经做的那样，接受给予你的东西——一整套法律和规定。但是奖赏是，一旦进去了，你就在这个联盟中有了发言权。后现代欧洲联盟提供了一个合作帝国的憧憬，这个合作帝国中有共同的自由和安全，而没有过去的帝国往往有的一个民族的统治地位和它所实行的集中赦免，不过也没有民族排外主义，民族排外主义是单一民族的独立国家的特征。
这个合作帝国将提供一个国内政治框架，在这个框架中，每个国家在政府中都有一个份额，在这个政府中，没有一个国家占据统治地位，在这个政府中，管理原则不是民族原则，而是法律原则。中央同地方必须有最起码的联系；“帝国官员们”必须受到控制、负责任，必须是这个联盟的公仆，而不是主子。这样一个机构必须像它的组成部分一样致力于自由和民主。像罗马帝国一样，这个联盟将为它的公民提供一些法律、一些金钱，偶尔也提供道路。 只有时间才能告诉我们这样一种憧憬能否实现。在现代世界中，获得核武器的秘密竞赛正在进行。在前现代世界里，集团犯罪，包括国际恐怖主义获得的利益比国家获得的利益还大，速度还快。 也许时间已经不多了。 对于为建立美国帝国而“只争朝夕”、不遗余力的布什政府而言，罗伯特·库珀的“新帝国主义论”为它提供了理论支持与行动指南。一句“也许时间已经不多了”，更说出了布什总统及其“左膀右臂”——副总统切尼、总统国家安全顾问赖斯、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副国防部长沃尔福威茨等的“心里话”，促使他们加快了构筑美国帝国的步伐。
“9·11”事件无疑暴露出美国在很大程度上的脆弱性，而且显示了全球性的、强烈的反美情绪及对美国的怨恨，这几乎粉碎了布什政府构筑“新的罗马帝国”的梦想。但是，美国在阿富汗战争中大获全胜的事实，却显示出它在本质上具有单独向全球的多个地区同时投放打击力量和摧毁对手的能力。布什政府从阿富汗战争中得出的结论是，在恐怖主义面前的脆弱性，对于美国在传统的国际事务上的控制力和霸权并无太大的影响。阿富汗战争的胜利，不但使美国击溃了塔利班和“基地”组织，从很大程度上报了“9·11”的“深仇大恨”，更为重要的是，美国在世界上重新划分了势力范围，这为它建立“新的罗马帝国”的梦想提供了下述基础：
（1）美国打着反恐旗号闯进了中亚。这里的国家地处古丝绸之路的中心，可控制商品和资源从东南亚、中国和印度进入欧洲这一最短的战略要道。
（2）在石油和天然气储量最丰富的中亚地区建立了进攻基地。
（3）使巴基斯坦大幅度靠近美国。
（4）美国展示了精确制导武器的性能，这必将吸引更多的国际订单，巩固美国作为全球头号军售大国的地位。
（5）它向欧洲人表明，美国没有北约的支持也能过得去，没有美国欧洲人解决不了全球性问题。
（6）美国为解决自己的问题建立了多种形式空前广泛的联盟。
（7）美国分化了阿拉伯国家的团结，加强了它在中东和波斯湾产油区的霸权。
（8）美国大大削弱了联合国的作用，这是它20年来的努力目标。
总之，阿富汗战争的大获全胜，再次激起了美国向“新的罗马帝国”进军的勇气和热望。为了给实施下一步的称霸计划提供最直接的理论指南和借口，布什总统于2002年1月29日发表国情咨文，提出了轰动一时的“邪恶轴心论”，在对朝鲜、伊朗进行了攻讦之后，对伊拉克进行了以下的指责：伊拉克继续叫嚣对美国的仇恨并支持恐怖。
伊拉克政权10多年来一直在策划发展炭疽病菌和神经性毒气及核武器。这是一个居然使用毒气杀害本国公民的政权，数千人被杀害，留下的母亲们的尸体紧紧偎依着自己死去的孩子。这是一个同意让国际社会进行核查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