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60年代邓小平用“猫论”表达这种思想观点，1976年2月毛泽东在“打招呼的讲话要点”中错误地批评邓小平时也提到了：“他这个人是不讲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1980年，邓小平看到一位画家作的白猫、黑猫图之后非常兴奋，他说：唉呀，这幅画真有意思嘛！
从1956年起我就当总书记（3）
对于新中国建立以后至“文化大革命”的17年间，邓小平有过不少的评述：
——“建国头七年的成绩是大家一致公认的。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搞得成功的，很了不起。……当然缺点也有。从工作来看，有时候在有的问题上是急了一些”。
——“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还是要肯定”。
——“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以后，错误就越来越多了。《论十大关系》是好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也是好的。”
——“错误是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的。比如说，大跃进是不正确的。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一哄而起搞人民公社化，片面强调‘一大二公’吃大锅饭，带来大灾难。”
——“一九五九年上半年，是在纠正‘左’的错误。庐山会议前期还讨论经济工作。”
——“接着就是困难时期。一九六一年书记处主持搞工业七十条，还搞了一个工业问题的决定。……在这以前，还搞了农业十二条，人民公社六十条。”
——“一九五九年、一九六○年、一九六一年那样的严重困难，在党的统一领导下面，很快就克服了，那是很值得回忆的。”
——“到一九###年底、一九六五年初讨论‘四清’，不仅提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提出北京有两个独立王国。”
——“一九六六年本来是中国经济经过几年调整得到迅速发展的一年，但是林彪、‘四人帮’一闹，经济受到了破坏。”
——“从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六年形势的发展可以看出来，调整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成绩，经济政治形势很好，社会秩序很好。”
邓小平概括地说：“‘文化大革命’前的十年，应当肯定，总的是好的，基本上是在健康的道路上发展的。这中间有过曲折，犯过错误，但成绩是主要的。”
“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
邓小平不仅在党内这样坦言，而且在外国记者面前也不文过饰非。他告诉外国记者：“你一定要记下来我说的话，我是犯不少错误的，确有不少错误的，其中包括毛泽东同志犯错误啊，有些我也有份的。只是可以说，犯错误也是一种好心犯的错误，不犯错误的人没有。不能把过去的错误都归毛主席一个人，不能这样。”“当然我总是做了点事情的，革命者还能不做事？”“有一点可以讲，我一生问心无愧。”
由邓小平在毛泽东逝世4年以后讲的这番话，联想到毛泽东1956年称赞邓小平的一段话：“我看邓小平这个人比较公道，他跟我一样，不是没有缺点，但是比较公道”，“处理问题比较公正，他犯了错误对自己很严格。”我们会更加信服毛泽东的上述客观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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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家说我是毛派（1）
人家说我是毛派。本来没有那回事，没有什么毛派
我一生最痛苦的当然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其实即使在那个处境，也总相信问题是能够解决的。前几年外国朋友问我为什么能度过那个时期，我说没有别的，就是乐观主义。
—— 1984年3月25日邓小平会见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时的谈话
党内无论如何不能形成小派、小圈子。我们这个党，严格地说来没有形成过这一派或那一派。三十年代在江西的时候，人家说我是毛派，本来没有那回事，没有什么毛派。能容忍各方面、团结各方面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自我评论，我不是完人，也犯过很多错误，不是不犯错误的人，但是我问心无愧，其中一点就是从来不搞小圈子。过去我调任这样那样的工作，就是一个人，连勤务员都不带。
—— 1989年5月31日邓小平同两位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
邓小平在这里说的朋友至少有两位，第一位是日本政坛上的著名社会活动家河野洋平，1977年9月他来到北京，当面向邓小平请教：我想阁下是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坚持自己的信念而生活着的，我们很想听听您是怎样坚持过来的，有什么秘诀？没料到邓小平否认有什么秘诀，转而说：要说秘诀，那就是因为我是共产主义者；乐观，也是一个乐观主义者。第二位是加拿大前总理特鲁多，他在1979年有几个月下野了，还希望重返政坛，于是，他面见邓小平时便问：你曾经有过这种经历，你的秘诀是什么？邓小平说：只有一个：忍耐。后来特鲁多练习忍耐，终于也重返了政坛。
1979年1月，邓小平曾幽默地对别人讲：如果对政治上东山再起的人设立奥林匹克奖的话，我很有资格获得该奖的金牌。的确，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世界的政治舞台上，像邓小平这样几度沉浮的情形是极为罕见的。后来，邓小平这样讲：“我是‘三落三起’。”“人们都知道我曾经‘三下三上’，坦率地说，‘下’并不是由于做了错事，而是由于办了好事被误认为错事。”
邓小平曾经回忆自己的“一落”和“一起”，他说：“主席当时也是受排挤的，当时我在会昌任中心县委书记时，曾被任命为中共省委宣传部长，还没到职就被免掉了。”
1972年12月5日，邓小平夫妇在历时10天的赣南中央苏区之行时，曾来到原苏区中共会昌县委旧址。在看毛泽东旧居时，邓小平似乎心情比较沉重，讲了一句：主席当年也是受排挤的。由于这个话题比较敏感，随行人员中谁也没有吭声。8日下午，邓小平又来到当年中央苏区的“红都”瑞金县。瑞金县的同志满怀深情地对这位还戴着第二号“走资派”帽子的邓小平说：“你是我们瑞金的老县委书记！”这句话令他感动，使他追思起那艰苦又难忘的苏区斗争岁月。
1931年7月，邓小平离开上海，经广东、福建，于8月到达瑞金，担任中共瑞金县委书记。在瑞金就任的10个多月中，他住民房、祠堂、庙宇，身着粗布衣裳，和群众同吃同住。有一次，他和几个人在一起吃红薯，有的人要剥皮吃，邓小平不同意，他风趣地说：“红薯皮营养高，吃了不怕风吹雨打，丢了太可惜。”
邓小平凭着干练、果断、务实的工作作风，深入细致地进行工作，使瑞金县的各项工作很快就出现了新气象。他主持县委工作取得的突出成绩，很快受到了上级领导的重视和广大干部、群众的信任。1932年5月，邓小平调任中共会昌县委书记。两个月后，会（昌）寻（乌）安（远）中心县委成立，他又任中心县委书记兼第三作战分区政委。因为会、寻、安三县为新区，这样，邓小平就又担负起在新区开拓新局面的重任。
在到会昌县就任县委书记的短暂时间里，邓小平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据中共会昌县的县委史稿上记载：“会昌中心县委书记邓小平经常深入会、寻、安三县，调查研究，对各县苏维埃的工作进行具体的指导。”他主持中共会昌中心县委工作期间，改变了会昌地区红区与白区相邻的边沿地带的面貌。他在工作中表现出来的果断、坚定、有组织、有计划的工作方法和对战友倍加关心、爱护的殷切之情，同样给他的战友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人家说我是毛派（2）
当时，担任县委军事部长、江西军区第三作战分区指挥员的钟亚庆，在1932年9月的一次战斗中负了重伤，连夜被抬到了会昌的罗塘区，后又转到粤赣军区筠门岭收容所。当时兼任第三分区政委的邓小平从战报中得知这一消息后，很快打来电话询问，并再三叮嘱要钟亚庆到会昌县城去医治。几天以后，当钟亚庆到达会昌医院治疗时，邓小平等很快就来到医院探望。邓小平亲切地安慰钟亚庆说：“你从前线写来的报告我看过了。前线的事已有人负责，你不要惦记，好好休养！”说完，又拿出50元钱，给他作营养费。钟亚庆心里久久不能平静，小平同志工作繁忙，还亲自来探望自己，并送给自己这么多钱，这份深情厚谊多么重啊！不知不觉，他流下了眼泪。
正当邓小平勤勤恳恳地为党工作，大显身手之时，一场党内的“左”倾错误路线风潮，铺天盖地地向他压来，这就是通常所说的“邓、毛、谢、古”事件。这次事件的直接导火索是所谓的“寻乌事件”。是指1932年11月位于游击区的寻乌县城被敌人攻占。本来在敌我地区交界处这种得而复失不足为怪，况且这又是“左”倾错误路线指导下的恶果，但是，“左”倾路线指导者，为了排斥毛泽东正确路线指导，自然就把坚持这一正确路线的邓小平等人作为首要打击对象。邓小平的第一次“落”开始了。这时他29岁。
1933年3月12日，中共江西省委向会昌、寻乌、安远三县发出一封指示信，指责三个县的党、团组织犯“与罗明路线及单纯防御路线相同的机会主义”错误。身为中心县委书记的邓小平看到这封信，心里沉甸甸的，陷入深深的沉思之中：自从年初“左”倾临时中央迁入中央苏区后，以博古（秦邦宪）为首的坚持“左”倾路线的领导人，反对毛泽东等在苏区实行的正确主张，并排挤毛泽东对红军的领导。还派出代表到各苏区开展所谓的反右倾斗争，排挤和打击抵制“左”倾路线的领导同志，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就是因此被视为“罗明路线”的代表，遭受到撤职处分等各种打击。这种斗争继续扩大，气势不减。
邓小平看着江西省委的指示信。信中说，邓小平主持的会昌中心县委，在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