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涤新在市人大放的这一“炮”，后来被一些“懂行”的资本家称作“五反”运动的照明弹。
的确，这颗“照明弹”，是善于指挥大兵团作战的周恩来让前哨部队放的。在战略的总指挥部——中南海，周恩来和毛泽东等人有关清除“五毒”的决策，已经做出。
进入1952年，周恩来在第一天即1月1日就主持财政部、中央军委总后勤部部长联席会议。他在会上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息：我们在1952年的中心工作是精兵简政，增产节约，而“三反”、“五反”又是其中的关键。
抓住关键，1月26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在城市中限期开展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指示》要求在全国大中城市，“向着违法的资产阶级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坚决的彻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窃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斗争。”
《指示》中说明，“五反”斗争是配合党政军民内部的“三反”斗争而进行的，“是极为必要和极为适时的”。
命令下达后，“五反”运动很快开展起来并形成高潮。
“五反”是针对资产阶级的，但它并不是要消灭资产阶级；“五反”的确是一场斗争，但它是一场经济领域的阶级斗争，而并不是一场政治领域的阶级斗争。这是一场政策性、策略性极强的斗争，搞不好会出现偏差。只有认清“五反”运动的性质，才能恰到好处地开展这一运动。
为防止出现方向错误，周恩来在3月8日主持政务院第127次会议时特别强调：
资产阶级向我们发动的进攻是一场阶级斗争，但性质属于经济问题，不是政治问题，因此，“五反”运动是统一战线内部的斗争。我们开展这一斗争，是为了团结资产阶级，使它去掉“五毒”，是为了保证《共同纲领》的实施和国家经济的社会主义前途，而不是消灭资产阶级。斗争虽然激烈，但通过斗争，统一战线内部是更加强了。
3月28日，周恩来在主持政务院第130次会议时，又强调了“三反”、“五反”的两条基本原则：
“过去从宽，今后从严”；
“‘三反’从严，‘五反’从宽”。
为何有的“严”有的“宽”？周恩来解释了其中的原因：“三反”是对国家工作人员的，他们有职有权，因此对贪污者要从严惩办。“五反”中工商户违法的数量大，但严重违法户只占5％，因此判罪应从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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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反”“五反”（8）
对“五反”运动的任务，他也做了进一步的部署……
“五反”斗争，大城市是前沿阵地，而上海、北京，又是前沿中的前沿。北京、上海的“五反”斗争，是周恩来直接指挥的。
1952年3月5日，是周恩来54岁生日，这一天，他压根就没有精力去想生日的事。当天，他召集北京市人民政府有关负责人和天津市长黄敬讨论《北京市人民政府在“五反”运动中关于工商户分类处理的标准和办法》。这份文件，是周恩来亲自领导起草的。会上，他又提出了两条修改补充意见：一是在第四条甲款中，对“有严重危害作用者”作了专门的规定，把严重违法户的界限确定了下来。二是增加第七条关于违法行为的追算期限。
参照北京市的这一标准和办法，当天，中共中央还发出了指导全国的《关于在“五反”运动中对工商户分类处理的标准和办法》。
3月12日，经周恩来审改定稿，中共中央又发出了《关于“五反”分类标准的补充通知》。其中明确地表示了中央的意图：“可使某些违法户比例较大之城市能争取解放大多数，缩小打击面”。
上海的“五反”，周恩来更为关注。2月下旬，中共中央特派薄一波赴上海，考察和帮助那里的“三反”、“五反”工作。薄一波直接受周恩来领导。到上海后，他随时向周恩来用电话汇报情况，并得到及时的指导。
上海是“五反”的主战场，它是从战役来部署的。
3月15日，周恩来在听取薄一波关于上海“三反”进展情况的电话汇报时，提醒薄：在上海应对工人、店员多多进行政策教育和阶级教育。“五反”以十天为一战役不一定够，运动可搞到5月底结束。周恩来还提出了如何进行第一至五次战役的具体意见。随即又将上述情况书面报告毛泽东和刘少奇、朱德、彭真、李富春。
3月至4月，薄一波不断地向周恩来用电话汇报上海的“五反”情况。由于工作的繁忙，许多时候汇报是在深夜进行的，周恩来接到汇报后，为了照顾毛泽东休息，只能择要向毛泽东报告有关情况。同时，周恩来起草了中共中央致薄一波、中共上海市委、中共中央华东局并各中央局电，批转薄一波关于上海“五反”各个战役的基本经验总结及战役部署的报告。
在周恩来起草的批转电中，指示非常清楚。对物如何处理？周恩来指示要区别对待：
清理隐匿财产的案件，应有意识地区别易于解决和不易解决，急于解决和不急于解决，需要解决和不需要解决等情况，将不易、不急、不需要解决的案件推迟或暂时放下不去解决，留待以后再说。
对人如何处置？周恩来提出的办法与“三反”恰恰相反，“三反”是要使全党大受震动，而“五反”则不然：
各地捉人以少为好，有些已捉了而态度较好或情节较轻者还可提早释放一批。判处死刑者，既要比“三反”少，又要使工商界不受震动，且应先报中央，待中央统筹全局，提出控制比例数后方可执行。
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改造，周恩来一贯持谨慎态度。建国以来，他曾多次将一些著名企业家和民主人士引见给毛泽东。在发展生产、搞活流通等方面，他也曾多次向工商界求教，甚至亲自登门拜访。建国初期，老舍先生创作话剧《春华秋实》，周恩来得知后，还专门向老舍详尽地解释过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提醒老舍，切不可把这出戏迁就政治宣传。这出戏写出后，周恩来看完演出，又立即打电话给老舍，婉转地告诉他哪些地方还存在值得推敲的地方。
在周恩来的认识中，虽然资产阶级的本质是唯利是图，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既有跟反动势力妥协的一面，也有积极的进步的一面——保持中立或者同情革命甚至参加革命。这种两面性是长期的。因此，对民族资产阶级要团结又要斗争。
周恩来在“五反”中的指导思想，就是在上述认识下确定的。到了“五反”后期，周恩来到全国统战部长会议上讲过这样一番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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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反”“五反”（9）
斗争就是改造，就是要把“五毒”去掉。
在“五反”中，有些同志曾经在资产阶级两面性的问题上发生过摇摆，这是不对的。
如果只说交朋友，“五反”斗争就会轻轻过去，将来“五毒”又会严重起来，又要进行“五反”。反过来，如果只说阶级矛盾、思想矛盾、对立、限制，现在就要把资产阶级打倒，就会发生“左”倾。因此，应该全面地说。现在反对他们的“五毒”，联合与改造他们，都是为了将来便于和平转变到社会主义……
“五反”中要严厉打击的，只是一些不法资本家。
资本主义工商业要联合、要改造，然而最终目的是要发展社会主义的工商业。这就决定了在工商界中开展的“五反”运动具有极强的政策性，搞不好会起一定的副作用。在执行政策中，也曾一度出现一些偏差，但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及时发现后，进行了妥善的处理。
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五反”运动总的来说沿着健康的轨道发展，取得了预期的成效。
1952年5月30日，周恩来主持政务院第138次会议。专门讨论了薄一波提出的关于《结束“五反”运动时的几个问题》的报告。会上，周恩来宣布：运动在取得重大成绩的基础上，将于6月结束。
6月13日，周恩来正式签署《政务院关于结束“五反”运动中几个问题的指示》。这份《指示》，对运动定案处理的原则、核实定案工作、退财补税、“三反”退赃与“五反”定案工作相配合等问题做出了明确的规定。
《指示》强调：在目前运动的结束阶段，必须反对“虎头蛇尾，草率结束”和“不愿意根据实际违法情况，认真核实，正确定案”的两种错误倾向；“必须掌握宽大与严肃相结合的精神，实事求是地进行定案处理工作，务求做到合情合理，始能既有利于清除工商业者的‘五毒’，又有利于团结工商业者发展生产和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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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反”、“五反”运动在全国的结束，是在10月份，然而，自7月份以后，这两项工作都基本可以告一段落。周恩来轻轻地舒了一口气。对他而言，工作重心可以稍作调整了。
尽管由于运动给经济工作带来了一些消极的影响，但是，“三反”、“五反”基本结束后，在党和干部内部，高悬了惩治腐败和保持廉洁的警示钟，挽救和教育了一大批干部，促进了党风和社会风气的全面好转；在党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方面，把民族资产阶级的发展纳入国家法制的轨道，引导他们看到社会主义的前途，团结和改造了一大批工商业者。
看到这些成绩，很久以来与周恩来一样心情沉重的毛泽东稍稍松了一口气，拿起笔在周恩来的信上批示：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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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冲樽俎（1）
折冲樽俎，求同存异，“外交不过是‘文打’而已。”
1949年10月1日，就在中国共产党终于领导全中国人民建立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同时，真正意义上的“红色中国”——一个由人民当家作主的共和国，开始以她那红色政权的形象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从此，新中国外交部长周恩来也开始在国际舞台上刮起一股体现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