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一讲，怎么这次不来了？因为总理去不好讲，他实际上是支持我们的。
见周恩来不去讲，江青、康生等人便“恶人先告状”。“大闹怀仁堂”的当天夜里，他们策划由张春桥、姚文元、王力三人在人民大会堂“集体整理和核对”了中央碰头会的《记录》。以“集体”的方式对怀仁堂的讲话进行了许多歪曲、篡改和断章取义。然后，他们带着这份《记录》来到中南海，又以欺骗、夸大的手法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张春桥在汇报时就肆意歪曲陈毅的讲话：“陈毅反对延安整风运动……”
毛泽东听说有人反对延安整风运动，顿时就恼怒起来：“怎么，难道延安整风错了吗？要想翻案吗？要把王明请回来吗？”
其实谁都清楚，陈毅要反对的，只是延安整风期间康生大搞“逼、供、信”，把革命同志当做“特务”批斗的做法。因陈毅在中央碰头会上戳到了康生的痛处，所以他要报复，挑起毛泽东的愤怒。
张春桥在汇报时还告了周恩来一状：“总理对《红旗》第13期社论没送他审查有意见。”
毛泽东不屑一顾地说：“党章上没有规定社论要经过常委讨论。”
毛泽东听了张春桥、姚文元、王力等人的诬告以后，真的动了肝火。
2月19日凌晨，毛泽东召集有周恩来、李富春、叶剑英、李先念、康生、谢富治、叶群等参加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严厉指责16日在怀仁堂中央碰头会上对“文化大革命”做法表示强烈不满的谭震林、陈毅等人。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自2月25日至3月18日，中央在怀仁堂召开了七次“政治生活批评会”。江青、康生、陈伯达、谢富治等人以“资产阶级复辟逆流”（后称“二月逆流”）的罪名对谭震林、陈毅、徐向前等进行围攻、批斗，迫使他们作了检讨。周恩来也不得不作自我批评。
此后，在毛泽东的授意下，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都要先提到“中央文革小组”讨论。中央政治局实际上停止了活动，基本上由“中央文革小组”取而代之。
“大闹怀仁堂”后，周恩来的处境更加艰难。他的心态，“大闹怀仁堂”的主角之一谭震林看出来了。事后，“忍无可忍”的谭震林在继续抨击江青的一封信中说：总理，已被他们整得够呛了。总理胸襟宽，想得开，忍下去，等候等候……
此后，江青等人放出话去：“周恩来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之一”；“周恩来是‘二月逆流’的总后台、总根子”；“炮打周恩来是当前运动的大方向”；“周恩来是‘老保’，他保这个，保那个，结果保的都是坏人……”
在这种情况下，为策略起见，周恩来一方面在中央作检讨，一方面说服陈毅、谭震林等老同志：先作检讨，接受批评；要顾全大局。
周恩来之意，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人还在，就能与他们作斗争，就会找到发挥作用的机会。
机会终于来了。
“大闹怀仁堂”事件后，取代了中共中央政治局行使党政军大权的中央文革小组，更是不可一世，阴风煽得更大，鬼火点得更旺。
在江青、陈伯达、康生手下，有三员“干将”闹腾得最凶，他们是王力、关锋和戚本禹。这三个人仗着有中央文革成员的特殊地位和江青等人的撑腰，呼风唤雨，不可一世。他们代替江青等人做了不少坏事。
乱中求治（9）
让我们来看看武汉的“七二○事件”。
1967年7月，毛泽东来到武汉，一是看看武汉的情况，一是想在长江游泳。可这时的武汉，局势极为混乱。群众组织主要有“百万雄师”和“三钢”、“三新”两大派别，武汉的局面被他们所主宰，当地的驻军也卷入其中。毛泽东在武汉的安全，显然成了问题。为此周恩来亲自前往武汉进行安排。
谢富治、王力等人也以中央文革成员的身份从重庆来到了武汉。他俩一到武汉，便在一次接见红卫兵的###上，采取支持一派压另一派的做法，表态支持“三钢”、“三新”派，压制“百万雄师”派，把“百万雄师”派定为“保守组织”，引起了该组织的强烈不满。
7月20日，“百万雄师”红卫兵坐着十几辆卡车，冲进谢富治、王力住的东湖宾馆大院，要找谢富治、王力辩论。他们对王力在讲话中明显支持一派、压制一派的做法极为不满，要他们重新表态。群众冲进楼房后，拥挤着把谢富治与王力分开，谢富治被挤到一个房间，混乱之中，他们抓走了王力。
王力被抓，惊动了“中央文革小组”，他们在北京紧急开会，研究武汉发生的事情，并把围攻谢富治、抓走王力视为对中央文革的攻击，是明目张胆地反对中央文革。反对中央文革就是反革命。“百万雄师”被中央文革定性为反革命组织，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委钟汉华被当做黑后台。中央文革把矛头指向武汉军区。
武汉的局势由此更加混乱，两派斗争更加尖锐。武汉三镇的工人、农民、学生和一部分解放军官兵，分乘数百辆卡车，涌上街头，举行大规模示威。局势已经失控。
毛泽东在武汉的安全受到了严重威胁，游泳计划也被迫取消。为此，中央决定已经回京的周恩来再次赶到武汉，把毛泽东接出来。
7月20日下午，周恩来飞抵武汉。他一方面迅速安排毛泽东离开武汉，另一方面找武汉军区做工作，苦心说服“百万雄师”把王力放出来，不要把问题进一步复杂化。这两项工作圆满完成后，周恩来于7月22日带着谢富治和王力回到了北京。
没有想到，在中央文革的策划下，王力回京后便成了所谓的“英雄”。“七二○”事件被林彪和中央文革定性为“反革命暴乱”，陈再道、钟汉华被认定为“主谋”。林彪和中央文革趁机进行阴谋诬陷，打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旗号，鼓动红卫兵和“造反派”到处“揪陈再道式的人物”，并把矛头对准老帅们及军队的高层领导，企图搞乱军队。
而王力、关锋、戚本禹则成了他们“揪军内一小撮”活动的“急先锋”。在他们的煽动下，全国许多地方发生了冲击军事机关的严重事件。
8月7日，就在外交部造反派批斗陈毅的当天，王力跑到北京外国语学院发表臭名昭著的“八七讲话”，煽动夺权。
在王力“八七讲话”的煽动下，8月16日，外国语学院和外交部的造反派“理直气壮”地夺了外交部党委的大权，强行封闭了所有副部长的办公室。
随后，这帮极端的无政府主义者又制造了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等一系列严重的涉外事件。国家的形象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国家的权威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
玩火者必自焚！周恩来坚信这一点。在对极端无政府主义行径极为愤恨的同时，周恩来感觉到，挫一挫中央文革锐气的时机已经成熟。
8月23日凌晨，在英国驻华代办处的大火被扑灭以后，周恩来紧急召见外事口各造反派组织的头头，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对火烧外国驻华机构和夺外交部大权的做法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周恩来当场掷地有声地表示了几条意见：
一、外交部“夺权”是非法的，不算数的。党中央多次申明外交、国防、财政等大权在中央，不能夺，你们在外交部“夺权”，是目无党中央、国务院。
二、“打倒刘、邓、陈”的口号是错误的，以“外交部业务小组”的名义向驻外机构散布这个口号更是错上加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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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中求治（10）
三、封副部长办公室，随意点名，发“勒令”，造成数日外交工作失控，甚至“斩而不奏”，这是头脑发热，目无中央，如果再不向你们指出这一点，我们就要犯罪了。
四、火烧英国代办处一事说明现在已不能控制局势，这是典型的无政府主义，对外关系中的任何大步骤，如提抗议、发警告等，都是应由政府决定的行动，不能由群众说了算。火烧英代办处，就使我们在外交上输了理。
五、你们中有人“炮打”我，搞我的材料，我不怕打倒。
周恩来还强调：
外交大权是毛主席、党中央授权国务院来管，如果你们说国务院没有这个权力，你们要直接行使这个权力，我今天就去报告毛主席。我在你们心里没有威信。中央文革与我之间，你们没有任何空子可钻。
“七二○”以后这个浪潮不正常，对形势的根本估计都不对。什么“全国处在反革命复辟的前夕”、“武装夺取政权”，完全不对……
周恩来心中十分清楚，造反派有恃无恐，根子还在中央文革，导火线还在王力的“八七讲话”。必须打掉王力等人。
周恩来让身边工作人员把王力的“八七讲话”的记录稿和关锋炮制的“揪军内一小撮”等材料收集起来。
8月25日凌晨一点，周恩来在办公室单独召见了陪同毛泽东南巡刚由上海回京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向他讲了王力“八七讲话”煽动“造反派”夺外交部的大权、火烧英国代办处、围困中南海揪刘少奇等情况和各省情况。
周恩来向杨成武讲明了问题的严重性：“这样下去怎么得了？我担心的是连锁反应。现在一个是中央的领导不能动摇，一个是解放军的威信不能动摇。”
他当场嘱咐杨成武：立即回上海去，向毛泽东汇报；并将王力的“八七讲话”带给毛泽东看。当天，杨成武飞抵上海见毛泽东。
看了周恩来让杨成武带来的材料并听了汇报后，在对待“中央文革小组”的问题上谨慎的毛泽东，整整考虑了两天，然后在王力的“八七讲话”记录稿上愤然批示：“大、大、大毒草。”
毛泽东叫来还在等回信的杨成武说：我考虑好了，你回去告诉总理，王力、关锋、戚本禹破坏“文化大革命”，不是好人。你单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