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开口？于是我不客气地告诉他们，干脆给我录个像算了，别千里迢迢赶过去了。但是我不去，你这个大会就没有权威性。别说我不懂你们那些洋文，就是会，在这种会议上我也要讲母语。到奥地利我才知道，奥国是德语国家，他们实在很难找能够做汉译英同声传译的人才。最后把他们总理的翻译请来为我作汉译英的同声传译，半小时给了他3万先令，相当于2千多美金。而英歌莉则为我作汉译德的同声传译，演讲效果非常好。
1998年9月7日，我终于驻进了多瑙河畔的马克思宾馆。
去之前，我准备了一篇文章……《迎接信息战的挑战》。这篇文章在演讲前已经收入英文和德文同时出版专著中（英文和德文专著封面），国外许多记者就是先看了这篇文章提出采访我的。其他国家被邀请的学者都是按照收录到书中文章的内容演讲的，照理我也可以照本宣科便可了事，但总觉得意犹未尽。因为当时正在思考一个问题：信息战到底是不是一种文明的战争？
应该说，我在提出信息战理论时，确实带着美好的梦想，是把它作为一种文明战争、理想战争来设计的，祈望有一种替代这种残酷战争的新形式。从当时看，信息战较之传统武力战要文明得多。但随着网络世界的形成，信息战的高度发展，它的危害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1985年我曾预言，信息战把战争推到悬崖边，其危害比核武器还要大，当时只是一个预感，就提它写进书里去了，现在看这种判断还是比较正确的，因为信息战的危害性已从两个方面体现出来：首先是对物质的巨大破坏。在法兰福克机场转机时，我突然想到一个观点：网络的破坏可以使地球瞬间瘫痪！其次，信息战对精神世界的损害也是巨大的。信息战利用信息在敌我之间制造反差，运用心理战和战略欺骗等手段，动摇军心、民心和政府信念，达到遏制敌对国家发动战争的意志，或使其丧失战争能力。另外，信息技术使地理上的距离失去作用，只要是网络系统能够到达的任何地方，都将成为信息战的战场。随着社会信息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容易遭受信息战攻击的战略目标也不断增加。
鉴于上述考虑，我认为在对待信息战的问题上，人类应该持遏制的态度，而不是发展它！所以在奥地利的演讲稿是到奥地利才改定的。
从德国法兰福克转机到达奥地利林茨已是深夜，第二天早晨，我问英歌莉小姐，窗外那条混浊的小河叫什么名，她说是多瑙河，我说多瑙河不是蓝色的吗？她说，维也那的多瑙河才是蓝色的，这里是下游。她还告诉我，林茨是希特勒的出生地，是奥地利的第三大城市和重工业基地。我一下子灵感来了，在希特勒的出生地林茨召开信息战大会，意义非常深刻，于是我把演讲的题目定为：“为遏制信息战而奋斗”，1998年9月12日上午，我用20分钟讲完了三个内容：
一、机械化战争向信息战转变已经开始，各国军队为打赢信息战做准备，中国军队已具备一定的信息战防御能力和潜在的信息战反击能力。
二、信息战正在改变人类使用暴力的观念和方式。
三、信息战的隐蔽性和破坏性必须清醒的认识，努力遏制其发展。
最后我呼吁，世界上应该制定一系列信息战规则，交战方必须遵守约定：信息战只是比试，不能损害人类的共同利益，尤其是人类的自身。我还希望通过这次论坛，能与世界各地的同仁们加强交流，建立“国际信息战论坛”，以加强交流合作，坚决遏制信息战，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贡献！
这个演讲是通过互联网向全世界直播的，在国际上反响非常大，对我采访特别多，奥地利国家电视台一台、二台首先采访了我，德国明镜周刊记者就是看了直播后专程从德国来访问我。他们无法明白，这样的理论怎么出在中国。在创建信息战理论问题上，我们中国人想不通，外国人更是想不通，有时我自己想着想着也会发呆：这样的战争理论怎么会出自我的笔下？尤其是信息战这个理论，在1998年还是一个时髦名词，是把它作为文明战争的象征来研究的。我提出要遏制信息战，他们更想不通。所以我讲完后，提问特别多，大会主席可以优先，他第一个问题就是：“你们中国电脑都没有，怎么会第一个提出信息战理论？”我不客气地说：“您肯定没有到过中国。中国的电脑多了去了，这还不包括香港、澳门和台湾。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嘛。我可以邀请您去中国，但费用得您自己掏。”这位主席是墨西哥人，他很尴尬地笑了，会场上也哄堂大笑。我接着说：“当然中国的信息技术还不发达，这并不影响我们能够产生先进的理论。信息战的最高境界是不战而屈人之兵，而这一思想是我们的先辈2500多年前就已经提出了。”会场上又是哄堂大笑。会上还提出许多怪问题：“中国强调艺术为政治服务，你们的艺术家是否也在为信息战服务？”“中国历来都是倡导打人民战争，你们是否举国都在为信息战做准备？”，还有关于对电脑黑客的认识，等等。
这次阿斯电子艺术节是自1979年举办以来的19届，号称是世界上规模最大、影响最大的同类活动。科学家和艺术家在这里展示电子和艺术方面的创意和设计，并非产品。每年艺术节期间，组织者就当年世界上人们最关注的话题举办论坛，当年的话题就是信息战。这届艺术节有来自29个国家的280名科学家和艺术家、550名记者、50名世界著名的电脑黑客，以及欧洲各国的文化部长，与25000多名观众一起参加了这次盛会。尤其是那些电脑黑客，有的还很年轻，是家长带着来参加会议的，他们被按排在会议大楼外临时搭建的白色帐蓬中，在一次露天摇滚晚会上，电脑黑客还表演了高超的攻击技术，如控制广场的灯光等。
通过这次演讲也使自己进一步明确了研究信息战的指导思想：如同中国拥有核武器的目的是为了打破核垄断，制止核战争一样，中国人研究信息战的目的，是为了遏制新的战争恶魔肆虐人类，创造有利于和平与发展的国际安全环境。我们要有打赢的能力，要有打赢的准备，才有可能实现遏制的目的。力量只有在相互制约中才能达到平衡，而力量的平衡才是国际安全环境的基础。今天来看，这样的认识不仅对我的信息战研究有极大的帮助，尤其对提升自己的思维层次有极大的帮助。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嘴上功夫
从奥地利回国后，《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国防大学学报》都对我的活动进行了报道。我将演讲稿修改后，1999年2月2日《解放军报》以《遏制信息战知识军事的重大使命》为题予以发表，当年第6期《新华文摘》予以转载，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看到这篇演讲后请我去作讲座，记得是1999年3月的一天。
实事求是地说，我的语言表达能力是极其差的，这与我长期作秘书和参谋工作有关，想法观点的表述是笔而不是嘴，也有我性格和生理上的弱点，最不愿意在广庭大众下高谈阔论了。记得1995年底在河北石家庄的解放军陆军学院举办的新军事革命研讨会上，只谈了5钟，是关于虚拟战争的话题，当时想好一大堆话，但一张口就语塞，甚至语无仑次。后来李烦彦老师委惋地指出我这个缺陷。
在奥地利发表演讲以前，我只经历过三次学术演讲：第一次是1996年初在北京的空军的一个研究所谈信息战课题，谈了近3个小时，这个所的几位同志曾于1994年写出了我国第二本信息战专著《高技术条件下信息战》。那次人并不多，走上讲台心跳就加剧，开讲后拟制不住嗦嗦发抖的双手，弄得讲演稿发出很大的响声，根本不懂得控制会场，不敢看台下的听众，只顾埋头念稿子。第二次就是1998年4月受李乾元上将的邀请到兰州军区机关作《迎接当今世界新军事革命的伟大挑战，实现机械化战争向信息战的历史跨越》的演讲，当时在座李乾元上将是兰州军区的参谋长，郭伯雄上将是兰州军区的司令员，这次演讲用了3个多小时。这次演讲的录像我还保存着，实在是很差劲。如自己感到很有意思的一个例子，可能会引来笑声或掌声，但通过我的嘴说出来却是那么没劲。第三次是1998年6月到解放军国防大学作《新的形势，新的挑战》的演讲，在这次演讲中我才发现自已脱稿即兴回答提问比念稿的能力强得多，这可以考验自己的快速反应能力和激发自己的思维灵感。
演讲是一门学问，更是一门表演艺术，需要天赋和技巧。一位成功的政治家，必定是一位成功的演说家，像列宁。我到过欧洲许多国家，他们告诉我，东欧剧变后，那些国家的新领导人大多是律师出身，口才都是一流的。当今西方的政治家在这个方面都具有特殊的才能，像克林顿退休后每年的演讲费高达千万美元。2001年是克林顿卸任的第一年，当年演讲的收入是920万美元。2002年克林顿在全世界共进行了60场收费演讲达到950万美元。克林顿演讲收费标准并不是一刀切，而是内外有别，通常他在外国演讲的收费要高于在美国国内演讲的收费，在美国演讲的标准收费是每场万美元。克林顿单场演讲收入的最高纪录是在日本创下的，他在东京附近的一个城市为中学生进行的一场演讲收费40万美元。1989年，一家日本通讯公司为美国前总统里根的两次仅20分钟的演讲支付了200万美元。毫无疑问，美国离任总统的演讲费是世界上最高的。这些政治家除了个人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显赫地位外，他们的个人魅力是必不可少的，而口才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素质。在政治舞台上，一个政治家永远是说得好比做得好、写得好更重要，因为说得好是别人无法替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