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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的发表，实际上肯定了我谈话的口径，记者也受到报社和宣传部门的表扬。这以后，我对这种重大事件的采访更敬而远之，还是坚持我的研究方向，侧重于战略和趋势的研究，甘得寂寞坐冷板凳，不赶时髦免得提心吊胆，因为学者毕竟不是外交官。
学术打假
2001年11月14日第13版《中华读书报》发表记者舒晋瑜的长篇报道：《一网打尽“文抄公”》。
两千多年前的孙子曾提出“不战而屈人之兵”，“兵不钝而利可全”的谋略思想，企图创造不流血的战争。这一思想在两千年后的“信息战”中得到全面实现。提出“信息战”这一概念的，就是被美国人称为“信息战之父”的沈伟光。在信息爆炸且泛滥的时代，“信息战之父”也没能逃脱被抄袭一劫。近日，沈伟光致信本报，他在书店购买了一本《信息战与反信息战：怎么打》，该书第8章共15页，其中有10页是抄袭他发表在1999年2月2日《解放军报》第6版的文章，这篇凝聚了他十多年研究信息战心血的著名文章，7000字被抄袭了6700字。
11月11日，中国已加入世贸组织。入世给中国带来的冲击包括知识产权。尤其是信息战这一学术领域，更需要原创的作品。沈伟光提出“要将信息战研究领域的‘文抄公’一网打尽”，这不光是对出版界的提醒，也是对整个知识产权领域敲响的警钟。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信息战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与地位的显现，这方面的研究也成了最时髦的课题，尤其在1995年以后形成了一股信息战研究热。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好现象，但却暗存着一股逆流——抄袭、剽窃现象非常严重。
像《信息战与反信息战：怎么打》这本书的抄袭、剽窃现象是很特殊的，把我《遏制信息战——知识军事的时代使命》这篇文章，7000千字抄袭了6700字，作为他们所谓著作的核心内容。这篇文章是1998年我在奥地利首次国际信息战论坛演讲时的稿子修改成的，影响非常大，不但在军报发表，国外许多报刊都转载了，当年第6期《新华文摘》也全文刊登，收入当年由新华出版社出版我的文集《新军事问题》一书中。更令人反感的是，《信息战与反信息战：怎么打》的作者为了掩饰剽窃行为，把我原文的两个小标题——“信息战改变了暴力使用方式”和“信息战的破坏性正在被认识”改了，把这两上标题下的文字合而为——“研究信息战与反信息战的重要意义”，文不对题，这就严重篡改了文章的思想，在信息战研究热兴起且需要突破时，在战争问题上随心所欲，是在对整个人类犯罪！
记者曾采访了《信息战与反信息战：怎么打》一书的两名作者。作者赵中强说，当时出版社约稿之后，时间比较紧张，拟完提纲后分为两个人写，前言、后记和前四章由他执笔。对于书中的抄袭部分，另一位作者解释说，由于时间紧，第8章的资料由一位研究生帮忙提供，是从网上下载的资料，因无作者署名而没能事先沟通。
这些都是托词。为此，我与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编辑有过联系，让他们知道这回事，希望他们止制这种现象，不要再发行这样的书了。虽然作者也表示了歉意，但这种侵权行为并没有得到抑制。《中华读书报》作了报道后，我到西单图书大厦看书，这本书照样在书架上摆着，而且与这本书同一家出版社出版的另一本有严重抄袭我文章的书《谁来保卫中国》也赫然在目。在这家书店的图书排行榜上，我还发现一本发行50000多册、装帧很出彩的《中国问题报告》，也有多处是抄袭我发表在2000年1月3日《解放军报》的文章《信息战是主导21世纪的战争形态》。这篇文章是新千年来之际，解放军报社邀请10位专家追笔谈未来战争趋势，我是唯一的军外学者。文章要求非常简炼、概括，不能超过千字，难度非常大。我写了四段话，却被《中国问题报告》抄了三段。
引用和抄袭是两个意义上的概念。抄袭有几类情况，一是把国外的东西翻译过来成为自己的成果；二是抄袭国内的作品，公然地把别人的理论精华改头换面揉进自己的文章中；或是把别人的观点随意拿来，不注出处。
精神产品的生产与物质产品的生产大致相同，不同之处在于，精神产品的生产多是创造性工作，涉及到知识产权问题，并且物质产品的生产还有赖于精神产品的生产。譬如在军事领域，无论是工业时代有什么武器打什么仗，还是今天的时代打什么仗生产什么武器，都离不开先进理论的指导。再先进的武器装备，没有先进的理论作指导，照样不能赢得战争的。先进的理论必须以创新为基石的，而理论的创新却非常难，尤其搞原创性的研究难度很大。我最初研究信息战时，多数人还不知信息为何物，电脑在人们眼里还相当神秘。在部队，要戴着卫生帽、穿着白大褂、换上保洁鞋才能进入电脑房。在那种情况下，要提出信息战这样的理论，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要使人们接受更是难上加难。《信息战》写完后5年内没有出版社愿意出版。在写作过程中我改了三次，手上的老茧掉了几层。就是这样辛苦得来的成果，却被“文抄公”们肆意剽窃。
精神产品生产的剽窃现象实在是防不胜防，绝不亚于物质产品生产中的假冒伪劣，而对假冒伪劣精神产品的发现、鉴别、打击难度就更大，尤其是那些善于“扒皮抽筋”、专吸“精髓”的高级“文抄公”们更容易识破和抑制。与经济领域的假冒伪劣相比，知识产权领域的假冒伪劣危害更大。经济领域的假冒伪劣，可以把名优特产品和企业搞垮，削弱企业乃至国家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竞争力；知识产权领域的假冒伪劣，可以扼杀一个民族和国家的创新精神。今天，我们刚刚经历了千年之交和世纪之交，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刻，出现了许多特殊的事件和特殊的人物，对战争乃至整个军事领域产生深刻的影响，这对我们搞军事理论研究的学者来说，是出成果的绝好时机。然而我们可以书店去看一看，我们的军事出版物有多少是你抄我，我抄你的？我这里所指的并不是带有编著性质的通俗读物，而是那些所谓的专著。1995年，我在一个学术研讨会上发言，介绍自己最近正在研究“虚拟战争”的情况，没想到，不久有人就以“虚拟战争”为题发表一篇不到千字的文章，说“虚拟战争”已经到来，云云。这算什么？至今我也没有看到他再有关于“虚拟战争”新的成果，还有我“信息边疆”的概念，“打仗回家去”的预测，“信息战的能量要超过核武器的威力”的判断等，别人都大胆拿去了，改头换面成了自己的学术成果，你又有什么为法？但这却极大地打击了我的研究激情，最终放弃了对这些课题的深入研究。所以现在搞研究，首先要学会保密，要么动作要快，这势必影响研究的质量。像1999年我提出“理想战争”概念，为了防止别人假冒，以最快速度反映到出版物上，但以后修改量就很大，毕竟太仓促。信息社会是一个胜者全得的社会，只有老大，没有老二，没有自主知识产权，就会被别人牵着鼻子走，丧失了生存的基础。自主知识产权是相对于引进知识产权而言的。搞理论研究的人，首先应该是具有创造力的人，在生产精神产品的过程中，着力培养和锻造自己的观察力和想象力，才有望赋予理论的先进性和指导性。越是世界网络化、信息共享程度越高，有一条法则越是不能忘，就是享受信息越多，惰性和依赖性就越大，结局只能是成为别人的精神奴隶，任人宰割。
现在出版社、编辑也有苦衷，精神产品生产的剽窃现象实在是防不胜防，绝不亚于物质产品生产中的假冒伪劣，而对假冒伪劣精神产品的发现、鉴别、打击难度就更大。
为了“打假”，我也有过非常激烈的思想斗争。本来想算了，人家也算是搞信息战研究，谁没有犯错误的时候？可最后还是下了决心，我这么做可能会得罪一些人，但也是为了挽救这些人，但愿能换来学术界一些干净的天空。
其实，这样的事此前我也做过，也是不了了之。
2001年1月18日第19版的《北京晚报》以《‘信息战之父’跟＜新华词典＞较真》为题，发表了我对新版《新华词典》中的“信息战”词条提出批评：
新版《新华词典》的出版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但对一些专业术语的释义能否做到科学准确，却是这部词典树立其权威性的关键所在。我是研究信息战理论的，我认为，新版《新华词典》对“信息战”这个词的释义就不够贴切，不够完整，值得提出来讨论。
以“在信息领域中争夺信息控制权的作战行动”解释信息战这个概念是不贴切的。信息战是信息时代的产物，是独立于武力战的新战争形态，与武力战相辅相成，不可或缺和相互替代。从战略意义上考虑，信息战攻击的主要目标，一是伴随信息社会而来的信息边界和信息疆域，拓展网络空间和信息空间；二是争夺信息资源，获取制信息权。在未来信息战中，“争夺信息控制权”即“制信息权”，不仅仅在“信息领域”开展，更多是在非信息领域展开，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