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存勖立马拍板，批准了。
入城将士们听到这件事，心中都是百感交集，但可以肯定的是，没有一样是好感。
这样天下平定后，李家班的阵容也已经大备，于是，李存勖搜集各种民间散佚唱本，整合各地的唱腔，排演新戏，档期排得非常紧密。
李存勖一族是沙陀人。沙陀人是西突厥的一个分支。古时的北方民族上层都是非常重视歌舞、喜欢听戏的，从后来元曲、元杂剧的兴盛，可见一斑。李存勖是一个戏痴，加上能够与当时最好的艺人同台，比拼才艺和演技，更是日夜钻研这些东西，而不能自拔了——须知，这一门的造诣，必得勤学苦练，冬练三九，夏练三伏，早晨吊嗓子，晚上背念白，还惟恐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伶官传》记载，在“李家班”里与皇帝齐名的大腕，还有敬新磨、景进、史彦琼、郭门高几位。
欧阳修的“秀才说到兵”（2）
李存勖忘了，他还有一个身份，是皇帝。
他从戏里出不来了，军国大事，都在排练空当，与这些名角商量计议，然后拍板。
在上面提到的名角之中，只有敬新磨是一个大隐隐于朝的正直之士，颇有些东方朔的风范。一次，庄宗与众伶在宫里排戏，入戏太深，忽然大喊：“李天下，李天下何在？”敬新磨上去就给他一记耳光，庄宗被打愣了。众人大惊，赶紧把敬新磨按住，问他：“你怎么敢打皇上？”
敬新磨不紧不慢地说：叫李天下的，天下只有您一个，您怎么还能喊别人呢？
庄宗听了，转怒为喜，大加赏赐。
还有很多类似的例子，都是敬新磨在用这种特殊的方式劝谏庄宗，不可忘掉了自己的身份的。
至于另几位，除了利用自己接近皇帝的特殊位置为非作歹之外，便没有其他事迹了。
而李存勖本人，正是死于兼任皇家卫队司令的伶官郭门高发动的武装叛乱。
李存勖可能至死也不明白：治理天下和登台唱戏怎么就成了一对矛盾。
其实，从李存勖乃至朱温、石敬瑭、刘知远这些军阀身上，都可以看出他们根本没有能够君临天下的潜质。他们以为武装占领就等于是治理了，也丝毫没有天授君权的威仪和改善制度的意识。当时的军阀，一战胜即称帝，一战败即逃亡，跟后来的北洋军阀颇为神似，直到后周郭威、柴荣两代，才有了点“朝廷”的意思。
换而言之，欧阳修把“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这样的历史教训，落实在一个武夫的头上，显然有些小题大做的味道——那个时代的大小军阀数以百计，每一位从发迹到败灭的轨迹，把《伶官传序》里的教训加上，都似无不可。
这样的“教训”，其实只是大言欺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无用高调。
下面，扑就翻开这部一度被宋朝和金朝的亡国之君们奉为圭臬的《新五代史》。
欧阳修的《新五代史》是怎样一部史
除了编纂《新五代史》，欧阳修还先期奉旨与宋祁合纂了《新唐书》。五代后晋时赵莹编纂的《旧唐书》，以史料为主，缺乏剪裁与提炼，到宋仁宗朝，遂有开史馆重纂唐代史书之议，此任即落实在欧阳修与宋祁身上。欧、宋的《新唐书》侧重褒贬，主题先行，有任意切割舍弃实录之嫌，所以，后世只好把两本“唐书”参照使用。
而《新五代史》是欧阳修私纂的，提笔时间在《新唐书》之前，原名叫做《五代史记》。欧阳修之所以要私纂，是因为北宋开国，即由薛居正牵头修纂了官方的《五代史》（欧书出后，该书被改称《旧五代史》）。不过，欧阳修的史观与《旧五代史》不同，他对旧史不满，所以，在这部生前由他私纂，死后由家人进献的《新五代史》中，对五代的历史做了颠覆旧史的解读。
比如，冯道在五代时五朝为官，号称“不倒翁”。旧史给他单独在《周书》里列传，对他评价尚可：“道之履行，郁有古人之风；道之宇量，深得大臣之礼。然而事四朝，相六帝，可得为忠乎！夫一女二夫，人之不幸，况于再三者哉！”这个评价，强调了将冯道为时势所迫的实际情况，是比较客观的，是史家的标准观点。而欧阳修在新史中却对冯道极力贬损，认为他没有人臣之伦、廉耻之心，称“予读冯道《长乐老叙》，见其自述以为荣，其可谓无廉耻者矣。”这就是作家的角度。试想，如果五代时每一朝灭亡，其朝中的士人就全部自杀或归隐，那么，五朝更替之后，到宋朝还能留下读书种子吗？天下百姓又由谁来治理呢？
再如，旧史载有五代的典章制度。欧阳修纂新史，则认为五代是乱世，没有什么制度可以借鉴，于是全部删除。其实，宋代的典章制度，有很多地方参照了五代的东西，或者借鉴了那时的教训。将其一概摒弃，等于腰斩了从唐到宋之间的沿革过程，有违史德。欧阳修的《梁太祖论》，称自己承认梁太祖朱温的朝代是正统，不是向着他，而是为了昭彰其罪恶的事实——欧阳修能受得了朱温这样的恶棍而加以实录，就不能忍受五代时的制度而加以实录吗？
又如，旧史把五个朝代分开记述，而新史却把它们打成一片，并将人物分门别类，归纳成若干类传。如，《一行传》记载有节操的人，《伶官传》记载因为戏唱得好而做官的人，《义儿传》记载因为做人养子而建立事业的人（唐末晋王李克用选择武士如李嗣源、李嗣昭、李存孝等为养子，任为将校，号称“义儿军”），《宦者传》记载宦官阉竖在五代的情况等。这是新史比旧史更科学严密的地方。 txt小说上传分享
欧阳修的“秀才说到兵”（3）
客观地说，《新唐书》并不是实录，而是根据北宋高层的需要弄出来的一部“君子小人斗争史”。《旧唐书》里很多真实的细节，到欧、宋这里全部被过滤掉了。比如，“旧唐”记载魏征善于“纵横术”，而“新唐”为了表现魏征只是愚忠的孤臣，没有处世技巧的成分，干脆把这点删去——欧阳修的思辨方向，确实与孔子相类，都主张把片面的历史事实，作为自己政治主张的图解，不能佐证自己观点的，则“弃之不著”。
关键是，这样写出来的史书，不是治病的良药，而是兴奋剂，是摇头丸。
其实，欧阳修的见识并不深湛，而其言辞又因文章之利流行当时。他的东西好读，但是不可用。
《新五代史》表现了谁的教训
《旧唐书》和《旧五代史》，都是有严重瑕疵的史书，其突出表现，就是过于注重史料，而没有找出这两个时代的内在规律，不能解释唐朝由治到乱，和五代迟迟不能重建帝国朝仪的历史教训。
《新唐书》和《新五代史》都是应该修的，欧阳修等也注意到了旧史的问题所在。但是，他们想把《春秋》的路子放在这两部史书上，以“大义”“王道”为出发点去解读纷繁复杂的帝国时代，结论必然是表层的，主观的，唱高调的，理想化的。
比如，薛居正说五代的纷至而亡是“天命”使然，而欧阳修却说“不对”，他们的灭亡不是天命，而在“人事”。但，那“人事”又是什么呢？他也说不清楚，只能就事论事。
熟读《新唐书》《新五代史》的宋神宗锐意改革，一味冒进。但是，当他向王安石推荐《新五代史》的时候，王安石很不客气地说：我没有细看这部书，我一翻开，看到满纸“呜呼”，就搁下了。言外之意是：这书里边的高调，并不实用。
在欧阳修这样的“准史家”看来，做君主的，只要按时上朝、穿点粗布衣服、吃点粗粮、不看戏、不打猎、不过多赏赐后宫、不给太监好脸色、不时关心一下民间疾苦、案子涉及权贵的时候不偏袒他们；做臣子的，只要敢说话、不怕死、不贪污、不拍脑门、心里想着皇上，这就够了。
那么，天下就没有治不好的。
可是，他们没有想到，这一切都是表象。作表面文章而不肯改革根本，结果就是一代一代重蹈同样的教训。到清朝时，道光皇帝的勤政节俭，不逊于雍正，国家不是照样败落下去了吗？
司马光与王安石是政敌，但也不满意《新唐书》《新五代史》。他作《资治通鉴》，是专门给皇上看的政治分析史，里边采用的材料，以《旧唐书》《旧五代史》为准。
但，《资治通鉴》出来的时候，北宋的大厦已经失去了重心。宋朝人从建立典章制度，到帝王的执政风格，一味与唐、五代反其道而行之，他们干什么，我们就不干什么。
于是，宋朝没有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却亡于外敌入侵、奸相用事。
中国士大夫史家的见识，长时间停留在一念兴邦、一念亡国的层面上，这篇《伶官传序》就是如此。后来都到明朝了，方孝孺写《深虑论》也还是未能跳出这个浅表的小圈子。
一个不能正视历史的朝代，能有什么进步，更遑论作为？宋朝褒贬唐人，却始终不能比唐人有出息，正是因为这个。现代人研究唐史，也多采“旧唐”，而在比较唐宋两朝的时候，则拿出“新唐”，就是因为宋人是五十步笑百步。从他们“总结唐朝教训”的思维方式里，后人能够看出很多宋朝人积贫累弱的自身原因。
所以，一代代皇帝与大臣，把这样的教训死记硬背，最终也不能有《大宪章》这样的东西出来。那么，国体的嬗变和现代化的开启，就永远不可能来临。北宋那么多的高人大士，明争暗斗了一百多年，始终没有能够拿出一点可以延兴国祚的章程来，始终受辱于他们眼中的“鞑虏”，最终更沦亡于自己的“蟋蟀宰相”。这，不是必然的吗？
欧阳修作这部《新五代史》，开始是想继承《春秋》的精神，以笔为旗，褒贬古人，达到“令乱臣贼子惧”的效果，其中论赞的成分非常多，因此，王安石说他“满纸呜呼”——欧阳修很自然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