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邦调查局又一次受到埃文斯和诺瓦克的攻击,因为它正设法挤进中央情报局领地。其论点和语言与沙利文在联邦调查局里用的完全相同。
清除联邦调查局的背叛者(2)
沙利文不得不出局了。
胡佛以真正的官场手腕采取了行动。他重整了权力系统,要将沙利文打发到晋阶之梯的较低位置。1971年7月1日胡佛将我召到他的办公室时,我才得知他的这项举措。
没有提及那些令人不快的事情,胡佛直接将他的方案告诉了我。“费尔特,”他说道,“我正着手在指挥体系中设立一个新的职位。我准备称它为代理副局长,在局内属于三把手的位置。我已挑选你来担当这个职位。”
这让我感到惊讶,我随后向他表示感谢。我干着自己的工作,尽可能让局长感到满意,却从没想到这么快就会肩负重责。
“费尔特,”他继续说道,“我需要一个能管住沙利文的人。他已变得难以管束了,我想你是知道的。你已是惟一能控制他的人了。”
“是,先生,”我应道,“他和我常起争端。我知道是什么问题。”
“要严密关注国内情报处的一举一动,”胡佛警告说,“我想得让他们慢下来了,他们走得太远。”
“胡佛先生,我会尽力而为的。我对问题了解,知道该做些什么。”
胡佛摆摆手,结束了这次会谈。“随时向我报告,”他又说道,“让我知道是些什么问题。”
我离开胡佛办公室,着手恢复国内情报处的秩序和重振士气,并给沙利文勒上套子。他对我的升迁还算认可。我的第一个指示是针对该处递交给白宫和情报部门的情报报告书,要求软化其措辞用语。
1971年8月28日,也就是在我擢升为其上级的两个月之后,沙利文给胡佛写了一封信来发泄自己的不满与失望。他这样做,无意之中向胡佛提供了让其退休的充分理由。胡佛叫我进去读沙利文的信,我被那刻毒的语气和凌乱的内容惊呆了。沙利文自己动手打字,然后将这封满纸荒唐语和污迹的信提交上去。胡佛那天又把我叫去:“我把信交给司法部长。他告诉我,除了将沙利文免职外,我别无选择,那就是我想要做的事情。”
1971年9月3日,胡佛给沙利文写了一封正式函件:“休完法定年假后递交你的退休申请。”他随后任命主管综合调查处的助理局长阿历克斯·罗森接替沙利文的职务,任最高情报主管。沙利文没有做出回应但休了年假,我们对事情的进一步发展都拭目以待。
随着戏剧的鸣锣开场,我提出了一个取代其盟友布伦南的办法,布伦南当时任助理局长负责国内情报工作。白宫想让布伦南负责调查埃尔斯伯格案,我于是向胡佛建议,何不再安排他一直负责那个案子呢?胡佛仔细想了想就同意了。他也赞同我用爱德华·米勒来接替布伦南的建议,米勒因而成为监察处的一号人物。米勒曾在我手下工作,有着与我相同的任职经历,我能担保他的工作能力。
沙利文走得并不平静。在他休年假的数天之前,我获悉他个人持有一些与联邦调查局替白宫安装窃听器有关的文件。这些秘密文件从未编入索引存档,只有沙利文和他的几名亲信知道其所有详细情况。
这些窃听器后来就成为人所共知的“基辛格窃听案”,但在百般抵赖和相互指责的大气候里,不可能在白宫里确定其责任人。亨利·基辛格当时任国家安全委员会主任,那些窃听器被用在他那涉嫌泄露秘密的工作人员和涉嫌接收秘密的新闻记者身上。
知道了这些敏感文件后,我就向胡佛征求意见,他告诉我要将文件从沙利文那里取来保存在我的办公室。但这些文件却不知去向。我要求米勒与一名值得信赖的助手托马斯·J.史密斯一道搜寻所有文件,除了沙利文的办公室,他们所能想到的所有其他可疑之处都不要放过。但他们一无所获。作为一项安全防范措施,我命令给这些档案室更换密码锁,这导致新闻报道称,沙利文休完年假回来时发现自己被锁在了办公室外边。
米勒和史密斯搜查了整个国内情报处,最后发现六个塞满联邦调查局机密调查材料的文件柜。这些文件柜放在布伦南的办公室里,全部标上了“沙利文——私人物品”的字样。但文件柜当中都没有窃听文件,柜内材料随后按常规文件被归档。
清除联邦调查局的背叛者(3)
9月的最后一周,当沙利文休完年假回来时,他发现罗森占据着他的办公室。然而,他并没有打算要退休,胡佛于是在9月30日又给他写了一封信,告诉沙利文他已被解除一切职务,在其申请退休之前将处于休年假状态。沙利文这次屈服了,于10月6日递交了退休申请。
当我就失踪文件当面质询沙利文时,他说已将它们交给了布伦南,因为按照指示,这些文件应转交给司法部副部长罗伯特·马迪安。布伦南证实了这种说法,但否认知道文件内容。然而我们没有一个人相信他所说的话。
与此同时,沙利文也在清理个人物品。他刻意留下一件物品:他那约翰·埃德加·胡佛亲笔签名的照片。我们不让他进到那些锁着的档案室里去,他显得焦躁而不安。我们现在知道了其中的原因:房间里有写给马丁·路德·金的所谓自杀恐吓信的惟一副本。
沙利文的最后时光是令人难忘的。联邦调查局官员很高兴能见到他的离去,却又担心他会如何攻击联邦调查局。我斥责他是一名“犹大”,他就向我挑起了一场拳架。他像一个蓄势进攻的小公鸡,我想他是真的想与我打一架,我于是接受了他的挑战,尽管我的块头要大他一半。
那天晚些的时候,我向胡佛汇报了这些新情况,他静默了半天,最后缓缓地摇摇头,若有所思地说:“我做的最大错事就是提拔了沙利文。”他随后转过身,透过窗户看着外面的宾夕法尼亚大道。我离开了,让他单独想想事情。
我继续追查窃听文件失踪案。我的调查小组获悉那些窃听器是应基辛格的要求安装的。他矢口否认那是他的主意,但档案表明他曾于1969年5月9日三次从佛罗里达的基·比斯坎湾给胡佛打电话,而第一个窃听器就用在莫顿·霍尔珀林身上,他是基辛格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主要助手,涉嫌向《纽约时报》泄露秘密。
随后受到窃听的有赫尔姆特·索南费尔德、丹尼尔·I.戴维森、理查德·M.穆斯、安东尼·莱克、温斯顿·洛德,他们都为基辛格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效力。当这些窃听活动未能发现泄密源的时候,窃听器监视范围又扩大到其他人身上,包括总统法律副顾问约翰·P.西尔斯、国防部长梅文·莱尔德的助手科尔·罗伯特·珀斯利、亚洲事务助理国务卿帮办威廉·H.沙利文、国务院的理查德·F.彼德逊、总统演讲稿撰写人威廉·萨菲尔、健康教育福利部部长罗伯特·H.芬奇的行政助理詹姆斯·W.麦克莱恩。一些新闻记者受到了窃听,有伦敦《星期日泰晤士报》的亨利·布兰登、《纽约时报》的威廉·比彻和赫德里克·L.史密斯以及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马文·卡布尔。特工们还回忆称,沙利文曾准备让法国当局对辛迪加专栏作家约瑟夫·卡拉夫特进行窃听,此人当时在巴黎撰写文章和对外播音。
基于国家安全考虑,最后一个安装窃听器的请求是在1970年12月14日提出的,而所有窃听器监视活动的终止时间约在1971年5月底或6月初。由于沙利文个人保管了窃听文件,所以它们从未编入普通文件或电子监视文件索引中去。沙利文一直持有这些文件,直到他失势,无法与胡佛对垒抗衡为止。为了设法讨好马迪安和白宫,他将窃听文件的事告诉了马迪安,并暗示胡佛打算用它们敲诈尼克松总统。马迪安如他所愿地做出反应,并通知了白宫。这些文件最后在白宫助手约翰·埃利希曼处走到了尽头。
沙利文退休不久,埃文斯和诺瓦克署明日期为1971年10月1日的专栏报道了这一事件。该专栏认为胡佛对国内情报处的限制损害了反情报工作。后续专栏同样是批判胡佛,后来还批判代理局长L.帕特里克·格雷。联邦调查局内部探员都认为:专栏资料是由沙利文提供的。
这些把戏使他的名字尚不至于淡出人们的视线。1972年夏天,司法部长理查德·克兰丁斯特给沙利文打了一个电话,提出让他出任新成立的司法部毒品情报办公室主任。这个新办公室将起到一种计算机交换所的作用,处理政府各机构收集的情报信息。沙利文接受了这个职位,并在1972年8月前,也就是在离开华盛顿不到一年的时候,回来获得了一个显赫职位。马迪安向爱德华·米勒透露,沙利文被授以高薪职位,是防止他写书披露他所知道的事情。
清除联邦调查局的背叛者(4)
沙利文曾在数个场合向格雷进言但遭到冷遇。当格雷担任联邦调查局局长的候选资格似乎要成为泡影的时候,沙利文又重整旗鼓,意欲接管联邦调查局领导人的职位。他给罗伯特·马迪安写去大量信件,大肆评议联邦调查局的预算、管理及诸多其他议题。已挪位到总统竞选委员会的马迪安对这些信件持安抚态度,希望在11月份总统选举结束之前让沙利文保持安静。沙利文还给司法部长克兰丁斯特写了几封信,谈论他将如何改革联邦调查局。
白宫想让沙利文对尼克松政府滥用职权三缄其口,同时还想从他那里找到一些东西,证明往届政府是如何滥用联邦调查局的。尼克松及其首席律师约翰·迪安将这视为一个可能的逃生舱口,希望借此来摆脱水门事件的干系。如果尼克松能证明其他总统已经滥用过联邦调查局,就有可能转移公众对他的批评。
1973年2月,尼克松与迪安一起讨论了这种可能性。“胡佛是我的老朋友,”总统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