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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奥康纳补遗（4）
到那时为止，“深喉”一直与他年轻的记者朋友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他所提供的信息和视角也仅仅足以使水门事件得到公众的关注。但是现在，费尔特对于如何使调查能够继续下去感到日益绝望。于是他大大缩短了与伍德沃德的距离，与后者一起分享他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调查员对该案最为深入的分析。费尔特也第一次向伍德沃德和盘托出了他挑战这些广泛阴谋的行动路线图——将一位现代特工娴熟的调查能力与新闻记者对头条新闻的强烈追求结合在一起。
“深喉”为伍德沃德提供了律师们常说的“推理”——一种帮助人们对错综复杂的案件形成总体认识的合理的推论过程。记者都曾经接受过探寻“五个W和一个H”的训练——即“谁”（who）、“什么”（what）、“哪里”（where）、“何时”（when）、“为什么”（why）以及“如何”（how）——并且为他们所提出的答案提供可信的来源依据。但是费尔特指导他的学生如何对案件事实进行评估，并通过推导对整个事件——即如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在10月10日的一篇报道中所指出的“充斥着政治刺探和破坏行为的大规模竞选活动”——形成一个全面的认识。此外，费尔特还向他们提供了一些甚至更为重要的东西。作为联邦调查局一名高级官员，他为伍德沃德关于水门事件的系列报道提供了无可争议的权威性，也给他们继续追踪此事增强了信心。正如伯恩斯坦日后所指出的那样，10月10日的报道：“对于我们来说也许是最为重要的一次：它使我们终于对‘水门事件’有了一个正确的认识，这绝不是像白宫新闻秘书罗恩·齐格勒所描述的那样是一桩莫名其妙的‘三流窃案’，而是由白宫指使的充斥着政治欺诈和破坏行为的大规模竞选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这篇报道令美国举国上下深感震惊。报道刊出后两周，深受人们尊重的CBS新闻节目主持人沃尔特·克朗凯特便播放了两辑深入的电视新闻节目，向公众勾勒出了上述阴谋的轮廓。而在该报道一见诸报端，众议员赖特·帕特曼便立即呼吁召开国会听证会，对这一丑闻进行调查。10月12日，参议员特德·肯尼迪则以这篇报道为主要依据，领导他所在的参议院行政行为与程序小组委员会展开了调查，并最终导致了轰动一时的“欧文委员会”的建立。
一看到10月10日的这篇报道，约翰·迪安便立刻意识到这将对白宫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他随即中断了他的蜜月假期并匆忙赶回华盛顿。由于这篇文章以及随之而来的后续报道将水门窃案与其他新的指控和白宫联系在了一起，一位心存疑虑的美国地区法官约翰·西里卡，围绕水门案件中所有未经解答的问题对检察当局大加戏弄了一番。而格雷在他的批准任命听证会上，也因这些指控而遭到了参议员们的严厉质询。也许最为重要的一点是，现在公众已经完全介入到了对水门事件的调查中来了。
随着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的有关报道变得日益具有轰动性，白宫对费尔特的怀疑也日渐加深。尽管根据约定，两位记者没有向外界透露他们的消息来源，并且在10月10日的报道中也写明是取材于“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档案中的信息”，但是费尔特作为一名职衔最高的不愿参与掩盖事实真相的联邦调查局官员，始终是被怀疑的对象。为了避免遭到怀疑，“深喉”运用其娴熟的官僚政治游戏的技巧，巧妙地设法将焦点转移至他处。当白宫向联邦调查局代理局长格雷施加压力，要求其防止信息外泄的时候，格雷让他信赖的副手——马克·费尔特——来负责加以调查。当然，通过这些调查发现了不少可疑分子。例如，在对10月10日报道进行的有关调查中，费尔特的调查报告中便写道：“卡尔·伯恩斯坦试图在1972年10月3日与华盛顿地区分局的负责探员（特殊探员）安杰洛·兰诺约见，而且伯恩斯坦还一再试图约见负责本案起诉的联邦助理总检察长厄尔·希尔伯特和唐纳德·坎贝尔。”而上述这些人均有可能是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的消息来源。在费尔特调查小组撰写的一份报告中写道，在一次消息被泄漏之前，伯恩斯坦曾经与坎贝尔接触，但是坎贝尔却拒绝对此事做出解释，为此费尔特还引人注目地在这段话上画了一个圈。此外，他还用大写字母醒目地写下一句话：“备忘录的最后一页——全部答案均在于此。”费尔特运用了所有的有助于摆脱嫌疑的技巧和才能。当伍德沃德报道说，“深喉”告诉他联邦调查局已经草率地终止了对水门事件的调查之后，费尔特立即向华盛顿分局主管孔克尔发出了一份措辞严厉的备忘录，要求他“说明是否对将要开展的调查的范围存在疑问”。费尔特所表现出来的强硬态度使得他被视为官方路线的执行者，即他正在积极地对消息的外泄展开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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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奥康纳补遗（5）
到了1973年2月，联邦调查局负责调查水门事件的高级官员，其中包括贝茨、博尔兹和孔克尔，均被调离了工作岗位，其原因或是因为他们对案件的调查过于急迫，或是被怀疑向报界泄漏了信息。但是费尔特却安然无恙。根据白宫的谈话录音显示，在长达四个月的时间里，费尔特都没有被列为怀疑对象。格雷即将到参议院参加批准任命听证会，以便被正式任命为联邦调查局局长，但是他面对的是一个充满敌意的由民主党占据多数的参议院，而民主党人正因水门事件而怒气冲天，因此他的提名很可能无法得到批准。费尔特知道，如果格雷的任命遭到否决，格雷将会推荐他来作为继任者。此时，对水门事件的调查已经无法被遏止，而费尔特却赢得了他官场生涯的一个重大胜利，并有可能成为联邦调查局的掌门人。
但是费尔特也面临着一个障碍，尽管这个障碍对他构成的威胁并不大，那就是将近两年前被胡佛解雇的威廉·沙利文。根据费尔特的判断，他的这个老对手正在积极地与尼克松政府的要员交往，并且已经被列入联邦调查局局长的候选人名单之中。费尔特担心在政治上温顺驯服的沙利文将使联邦调查局陷入腐败的泥潭之中，而这正是“深喉”一直以来所坚决反对的。为了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费尔特向《时代》周刊透露了基辛格对新闻记者和决策者实施电话窃听的有关细节，这样，当格雷在出席参议院听证会时，他肯定会被问及此事。虽然格雷与此事毫无关系，但是沙利文则在其中扮演了核心角色，那么在众目睽睽之下，沙利文成为联邦调查局掌门人的希望就只能归于破灭。
但是这一次“深喉”却失算了。包括费尔特在内，知晓基辛格电话窃听一事内幕的人不过###个人而已，而费尔特却是其中唯一未参与其事的人。于是，费尔特不可避免地被视为泄密的头号嫌疑对象——无论是对于电话窃听一事还是对于水门事件而言都是如此。2月28日，尼克松和霍尔德曼在谈及费尔特时，都以不容置疑的口吻将他视为水门事件的泄密者，从而使得费尔特丧失了任何得到晋升的机会。而事实证明，沙利文与白宫的联系本来并没有费尔特所认为的那样紧密，而费尔特的这一举动事实上却使得沙利文拉近了和白宫的关系。
费尔特的双重身份所导致的压力已经开始显现。在5月16日的车库会面中，他警告伍德沃德“每个人的生命都正在面临危险”，随后伍德沃德又将之转告伯恩斯坦，并解释说危险来自于“中央情报局”。在水门事件中，费尔特从未向他们确切解释过他对中央情报局的恐惧，只是告诉他们：“种种掩盖真相的行为其实与水门事件并没有多大的关联，而主要是为了掩盖美国情报系统所从事的一些秘密行动。”
现在，整个事件又重新归结到了一个更为基本的问题，这个问题马克曾经在他的书中提了出来，却并没有予以回答，即为什么会有人冒险闯入民主党全国委员会这样一个在主要竞选过程中并不十分重要的组织总部呢？当时，绝大部分调查人员都认为这次窃案与共和党试图刺探民主党的竞选情报有关。但是这一推断很难令人信服。如果要进行刺探，其时机也应选在即将于迈阿密召开的民主党大会落幕之后，因为到那个时候，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才会开始积极地行动起来，支持民主党候选人参与竞选。不管怎样，这些夜盗者应该是对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神经中枢，例如主席劳伦斯·奥布莱恩的办公室进行窃听，而不应该选择总部内部他们被捕的那些相对更为偏僻的房间。
这些夜盗者也许是在搜寻一些不为人知的桃色丑闻。1972年5月28日，他们第一次闯入水门大厦，并成功地安装了窃听装置。而在此前一个月，华盛顿的一位律师菲利普·贝利刚刚被捕入狱。他是许多应召女郎的代理人，并且与民主党的头面人物有联系。当年7月，在贝利因违反《曼恩法案》（该法禁止运输妇女跨越州界从事卖淫活动）而被检方起诉之后（后来他也的确因此项罪名而被判服刑），《华盛顿星报》刊登了一篇报道，指出他与华府应召女郎的圈子关系密切。几天之后，这些夜盗者便因再次潜入水门大厦而被捕，这一次他们随身携带着额外的也许是用来替换原有装置的窃听器，以及一把桌子抽屉的钥匙。时间上的巧合也许暗示着这两个案件之间的关系：水门窃贼所窃听的那个偏僻房间，也许就是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内由高级妓女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