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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个连队380人，每天五六十人上山砍柴，不砍没得烧。我们这个连买了两头牛，买了一盘磨，搭个棚棚磨麦子。自己磨面、自己种菜，荒山一片，没人供应。一顿饭一个馍、一碗南瓜汤是最好的了。我们每天一部分人去砍柴，一部分人推磨，一部分人到十几里外买南瓜。天老是下雨，河泥有半腿深，我们的衣服每天都是湿的，汗湿了淋湿了都没有衣服换，到晚上把湿衣服铺到竹芭上，上面再铺几把茅草，睡一夜就暖干了……
丹江口大坝：十万人生命铸就的丰碑（4）
工地上每天都在搞比学赶帮超，有专人发小牌子，担一担土、拉一车石头都有人发给一个牌子，下工时检查，谁的牌子多给谁发个小红旗。
有些民工受不了罪就跑回去了，但编制很严，县里有师、公社有团、大队有营、小队有连，一查就把你查出来了，立即派人再把你送回来。丹江口大坝要是没有这一批傻用劲、傻吃苦、傻干的傻人，就没有今天这个坝……
张友定：我是1958年8月13日从治淮委员会来到丹江口的，我来时这里刚到了千把人，当时施工方案还没定，只见江右岸石崖上有人在打钢钎，但9月1日开工的时间已定。开工需要放石炮，但那时黑色炸药还没弄到，张体学命令临近的光化县必须马上找到炸药，事后不放心，又亲自去找，结果找到了两三吨炸药，这才放心。打炮眼的六角钢也是从光化找来的。9月1日开工那天，张体学和河南省省长一起挥鎚打炮眼。到9月底、10月初，两省10万民工陆续到达工地，一时吃住成了大问题，全是自己割草砍树搭茅毡棚。民工们实行军事化编制，50天时间右岸就完成了1300多米的围堰，我是一师二团政委，一师是由13000多均县民工组成的。后来遇到汛期洪水，围堰有被冲垮的危险，一师组织了20个突击队，硬是用土、用石块、用人体堵住了漏口，把围堰修到99米高，保住了几万人5个月的劳动成果，一师民工功不可没。
汉江截流是1959年12月26日，龙口合龙原定12个小时，结果只用了3个小时10分钟，那年头，人都在拼命。合拢时李先念来了，我们在江上放水灯庆祝，即荷花叶子上放上点燃的蜡烛，上千个水灯在江面上漂呀。晚上李先念和工地的工程技术人员一起吃了顿晚饭。
我们二团有七个营，为了解决生活问题，我们从农村搞了磨，一个营从农村买两头毛驴推磨；我们自己挖地种菜，种南瓜、冬瓜，记得有一个冬瓜长了130斤！抬去展览了。
水利部长钱正英也到过工地，她一贯是“先生产，后生活”。张体学这方面做得好，他到襄阳、荆州的民工食堂去看生活，发现民工们就是吃清汤红薯，煮蚕豆、碗豆，吃整粮。当时工地上没有任何加工粮食的机械，他就立即让武汉的红星面粉厂连人带厂一起搬到了丹江口；有的民工得了浮肿病，他就调黄豆，让煮黄豆吃，他说吃煮黄豆能有助消肿。1960年肚子饿得厉害，过春节时，张体学让给四级工以上的工人每人发瓶白酒，干部没有。老工人们很高兴……
戴垂友：我是1959年8月15日从部队“八一”钢厂来的，那时工地上只有4台75马力和250马力的锅驼机，发电、照明、抽水都靠这些。在此之前，工地上只有1台30马力的柴油机，只供指挥部照明，到了夜晚，10万人的工地一片漆黑。民工们点蜡和煤油灯，夜战也是点马灯。我们来后建了红旗电厂，我负责160人。那时工地上流行一句笑话，说“生活好，生活好，鸡蛋炒干饭，腰花、肉片、青汤饱”。“鸡蛋炒干饭”是说饭里一半白米一半玉米，“腰花”是指煮蚕豆，“肉片”是红薯干，这是人们对艰苦生活的自嘲。我们那时每人有个脸盆，除洗脸外，喝南瓜汤、青菜汤、包谷糁汤都是用脸盆。我们改善生活就是到几十里外去买南瓜。后来我们自己种南瓜、种红薯，天亮三点我们就到光化去买红薯秧，往返140里地当夜赶回。我们见缝插针地种红薯，种南瓜。我个人种的南瓜交食堂2000多斤！
丹江口工程确实为水利建设出了大力，我们不仅建了一个今天要往北京送水的工程，在当初中国其他地方的水利工程也是从丹江口派出的技术力量，我们为葛洲坝、三峡培养了一大批人才。黄龙滩、葛洲坝建设时从丹江口陆续派去了3万多人，全是主力部队和精华部队。我们这一代人干在丹江、老在丹江、最后也是死在丹江。我们献了青春献子孙，献了子孙献终身，二十几岁的小伙子到现在一个个白发苍苍。
丹江口工程平均每年发38亿度电，在防洪、发电、灌溉等方面发挥了巨大的效益，作了很多贡献。汉江集团原是部属企业，后来又成为长江水利委员会下属企业，现在要南水北调，国家又成立了水源公司，让我们与水源公司合属。我们现在有1万多职工，我们很担心我们子女的就业问题，不能因为南水北调让老职工的子女们上街讨饭……
丹江口大坝：十万人生命铸就的丰碑（5）
吴国栋：我有幸亲历、亲见、亲闻了丹江口水利枢纽建设历程中最艰辛的头一年的许多事情，感受良深，受益匪浅。1988年12月我重到丹江口，泛游水库，水光接天，一碧万顷，触景生情。忆当年，工程伊始，师生察勘料场，沿江而上，路滑泥泞，日跌数跤，几成泥人，皆无怨言。那个时候，山区农民，自带铺盖，支援工程，沿江上下，络绎不绝。下到工地，无房住宿，撑伞睡觉，不算奇闻。抚今追昔，不禁感慨万千。
我长期从事高等教育，所攻专业是水利工程施工。我先后于1958至1959年和1965至1966年两度主持武汉水利学院（后为武汉水利电力学院）丹江口教学基地工作。我国第一个水利工程施工专业是与丹江口水利枢纽同年俱兴的。我们第一批师生既是本专业的创始人，也是丹江口工程第一批建设者的一部分。现在我们喜看本专业的人才、科研成果和工程效益三者交相辉映。此时此刻，不能不缅怀当年为丹江口工程费尽心血，作过贡献的前辈，特别是与世长辞的先辈，为工程作过牺牲的师生。
1958年9月1日参加工程开工典礼后，我回武汉。学校很快正式组成了武汉水利学院丹江口教学基地办公室，我和吴荣樵任正副主任……
10月，全部师生都到达了工地，先集中学习了一个多星期，张体学应我的邀请，欣然亲自向同学作了报告，任士舜、石川副指挥长也向同学作了报告。同学们对工程设计和施工有了初步了解之后，都分到各基层单位去了，成了指挥部的基层技术主力军。教师分到各师部，负责学生的业务指导，我担负了施工课的讲课任务。
从1958年10月底起到1959年8月止，近一年的时间里，同学们几乎挑起了全工地基层单位现场值班的任务。我们日里夜里，风里雨里，泥里水里和工人们同劳动、同学习、同生活。在防汛抢险中，在土石爆破中，在灭火救灾中，不畏艰险，不辞辛劳，表现出一种肯于吃苦，乐于服从，忠于职守，向心协力，奋发进取，为祖国水利事业而奋斗的崇高精神……
丹江口工地头一年发生的几件事，使我对知识就是生命这句话的内涵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在爆破工地上，我遇到一个爆破知识不多、又缺乏实际经验的青年技术员。有经验的爆破人员都知道，用电力起爆的话，要用导线将各炮眼的雷管脚线联接起来，按串联、并联或混联形式做成爆破网路。网路接好后，要用测定雷管的仪表对网路进行导通检查，输出电流不得超过50毫安。该技术员却想当然地用干电池检查，干电池的电流可达一安培，超过规定20倍，结果顷刻之间，药包全部起爆，当场炸死十人，伤几十人，他自己也受重伤住院。这是一件惨痛教训。
在黄土岭上，民工团用爆破法松土，施工系学生何子璋担任技术员。为了躲炮，民工挖了一个深坑作为掩体，搭上树枝，再盖上土。这本应布置在最小抵抗线即土石抛掷方向的反面，而民工不懂理论，何子璋事前又没讲清楚，等他带领民工装药联网完毕，准备启爆时，发现掩体布置反了，时间来不及改，想将就一下，启爆后自己最后一个进掩体。不料一声巨响后，一块大石正落到他的头顶上，将松树干砸断，正压在他的胸椎上，当即昏迷不醒，需立即送武汉治疗，但怕路途颠簸中将胸椎神经折断，为此事我和刘天民秘书长多方奔走，经过省政府和学院的努力，用一辆防震救护车将何送到了武汉，学院请了上海最好的医生来汉会诊。结果，生命保住了，下肢却瘫痪了。
还有一次在左岸的民工住地上，民工来自四面八方，各路人马汇集工地，号称10万大军，当时工地居住条件极差，施工人员全住在油毛毡棚内，冬不避寒，夏不避暑。民工住的是茅草棚，睡地铺，棚间距离很小，根本没有考虑消防要求。一个晚上，淅川县第五师的工棚里，一女民工不慎碰倒煤油灯，引起着火。如果知道只要将被褥一盖，即可扑灭的常识，则不致引起大火，结果殃及隔壁以及相邻的几栋茅棚，“火烧连营”，烧死30多人，还烧伤了不少。这场火灾惨不忍睹，农民不敢收尸，最后是靠我带去的学生打扫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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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江口大坝：十万人生命铸就的丰碑（6）
以上几件事涉及的知识并不深奥，有的是常识，可是在关键时刻，知识就是生命。一个施工队伍的平均文化程度和知识水平，不仅直接关系着工程质量、速度和造价，而且关系着人身的安全。
1958年10月丹江口水库大会战（十堰图书馆文献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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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物资极端匮乏的年代，丹江口工程10多万人的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