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的河床几十年里已抬高了20米！淤积问题没人认真研究，也没人敢提。他给中央写内参反映淤积问题还遭到不测，有人要告他。直到邹家华副总理批示并拨500万元处理淤积问题，他才解脱……
段局长说丹江口大坝设计使用寿命100年，现在已过去近40年，此时调水加高大坝，质量没问题。但今后的60年，对大坝的质量呵护，必须百倍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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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沧桑的丹江口大坝，它的质量问题备受世人关注，尤其是它今天就要担负起中线调水的重任之时，这种关注更是萦绕人心。为此，我们有必要从一批有良知的知识分子那里，了解那个“不真实”年代里的“真实”。恰是这宝贵的“真实”，呵护了“失去科学理性”年代的科学，进而最终呵护了丹江口丰碑般的大坝。
文伏波是长江水利委员会办公室即水利部长办公室高级工程师，当年，丹江口工程决定上马，他带领长办工程设计代表组（以下简称设代组——笔者注）直接驻进了丹江口，负责提供设计图纸和各项技术要点，他一驻就是10年。文伏波记忆了他经历的那个年代，那个年代的教训让我们至今内心痛疼，但那个年代知识分子的对于科学与人格的坚守，却又呈放大状让我们充满敬重和钦佩！
文伏波：1958年8月，我率领部分设计人员驻到工地。开初是与工程指挥部的施工技术处一道工作，以后，考虑到设计与施工有相互制约作用，按照水电部的意见，设代组与施工技术处分开，在总指挥部党委领导下，独立工作。长达10年的现场设计工作，我亲身经历了大跃进期间土法上马、土洋并举、停工整顿、复工到基本建完的全过程。
今天回想当年一度过分强调精神变物质、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而带来的不尊重科学、不按客观规律办事而造成的一些损失，令人痛心。当时每每午夜惊起，与同志们奔赴基坑检查，深恐基础开挖处理中留下隐患。在当时气氛下，虽然提出的口号是“速度第一，质量第一，勤俭第一”，但实际上遇到速度与质量发生矛盾时，往往是降低质量要求来满足速度要求。
作为流域机构和设计部门，为了适应当时的施工现实，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首先，尽量从设计上采取措施，简化施工，以利于保证质量。由于当时只有极少量的专业施工队伍和机械设备，大量的是民工，湖北省委制订了“政治挂帅，加强领导，依靠群众，自力更生，土洋结合，以土为主，先土后洋”的施工方针。长办于1958年11月初即将原拟定的混凝土双墩大头坝坝型，改为结构较简单的宽缝重力坝坝型，以简化施工。基础开挖和处理的好坏是大坝稳定的关键。长办于1958年12月提出了“丹江口混凝土大坝基础开挖爆破技术要求”，力求控制指导基岩开挖。为适应浇筑能力，有利于温度控制，我们及时地将坝段分块，由原设计的3块改小为5个柱状块浇筑。
丹江口大坝：十万人生命铸就的丰碑（11）
由于高指标和浮夸风蔓延到丹江口工地，致使工期一再缩短，进而提出了不切实际的“两步走”施工方案。第一步在1959年汛前大坝修建到能起滞洪作用，1959年10月1日以前修到137 米高程，争取一台机组发电；第二步在1960年5月以前，工程全部完工。施工组织上采取了左翼、右翼两大兵团同时作战的临时突击劳动的组织形式。到1958年底，现场以民工为主体的施工人员达87万余人，在这种情况下，速度与质量的矛盾十分突出。记得在右岸河床坝基开挖时，工地有人提出用机钻钻深孔爆破，并开始实施。这样势将超过允许装药量，破坏基础，造成严重后果。我速将此情况电告长办主任林一山，林及时向周总理报告，随即接到水电部通知禁止放大炮，并同时通知右岸导流底孔下游的混凝土护坦不能取消，当时工地有人提出全部取消护坦。周总理直接过问质量问题，引起了工地的重视。
在1959年1月到1962年主体工程停工前的两年多时间里，以国务院、湖北省委、水利电力部名义，曾先后组织了六次质量检查……
1960年，丹江口工程进入第二期施工。这时庐山会议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决议在工地广泛传达，工地党委又提出了“大反右倾，大鼓干劲，大挖潜力，掀起一个以大坝为中心的施工高潮”，将全年混凝土浇筑指标定为160万立方米，这几乎是以前的两倍还多，压力很大。工地全部精力集中在完成这一高指标任务上，放松了机械化施工的沙石系统、拌合运输系统、制冷系统等施工手段的建设。施工上仍然大部分靠人力手推车、皮带运输等浇筑手段，水泥中掺入过量烧黏土，混凝土中埋块石没有统一指挥，只看埋入数量。致使混凝土中的架空、狗洞、蜂窝、冷缝、低强、裂缝等事故超过了一期施工的混凝土。除基础验收制度没有放松外，其他规章制度的执行都比不上一期施工。
经过1959年冬季到1960年初，右岸河床大坝混凝土受寒潮冲击及降温影响，出现了不少裂缝，最严重的是9至11坝段，为处理基础破碎带所采用的混凝土楔型梁裂缝以及18坝段的贯穿裂缝，设计单位多次提出裂缝检查分析报告及处理裂缝的补强方案，申述裂缝等事故性质严重，补强技术复杂，希望严格控制温度，搞好散热措施，防止再发生危害性的贯穿裂缝。为此，1960年初水电部派出检查科研组来工地与设计、施工单位一道分析研究。但三方面的认识不能一致，随后共同去北京汇报，经中苏专家会议研究、讨论，最后由水电总局黄宇齐局长向冯仲云副部长请示，基本上定下9至11坝段楔型梁裂缝的补强方案。但对混凝土浇铸标准、裂缝危害性等重大技术问题的认识，仍未能取得一致意见，工地的温控措施也执行不力。
为了在科学上弄清裂缝机理及防治措施，长办及不少部门继续搜集资料，进行科学研究。1961年9月在武昌召开了有全国专家参加的混凝土裂缝学术会议。会上争论十分激烈，虽未作结论，但比北京会议深入了一步。这次会议推动了全国重视裂缝的研究，促使1961年10月水利电力部致电湖北省委，建议由水电部与湖北省委共同派出工作组，认真检查丹江口工程质量问题。
1961年11月1日，冯仲云副部长、检查组组长朱国华、副组长刘天明到达工地，11月3日冯仲云在工地四级干部大会上作了报告，讲明大坝的重要性，已发生的事故一定要处理好，坚决防止再发生质量事故。要尊重科学，加强技术管理，蛮干是不行的。检查组认真查阅资料，组织技术人员、工人座谈，夜以继日地工作了20天，提出了书面报告。
检查组认为：“目前丹江口大坝的质量是不够好的，质量问题的性质也是严重的，由于坝体内存在着大量的裂缝、冷缝、架空、混凝土与基岩结合不良、强度不足等问题，破坏了大坝的整体性，降低了坝体的抗渗、抗滑能力，影响到坝体的稳定。特别是这些质量问题还发生在大坝河床部分的基础部位，这是承受水压力最大的地方，就使得问题更为复杂，后果更为严重，必须进行妥善处理，才能保证大坝的安全。”这次检查组的主要收获是对丹江口大坝存在的严重质量事故，在必须认真处理方面，基本上取得一致意见，说明过去反映发生的质量问题，没有夸大不实，对其严重性也有相当认识，而不是杞人忧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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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江口大坝：十万人生命铸就的丰碑（12）
1962年2月8日，在总理办公室召开了丹江口工程质量处理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李先念、邓子恢、谭震林副总理，国家计委王光伟副主任、李岩、顾明、刘澜波、钱正英、冯仲云副部长、朱国华局长、张体学省长、工程局任士舜、夏克、长办林一山和我随同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从上午十点半开始到下午一点四十分结束。总理最后指示：“把丹江口工程质量搞好，这是一件大事，现在工程质量很不好，应停下来，研究进行处理。原班人马是否可以搞好，可以看一看，一看二帮，相信现有人马有决心可以搞好。长办负责设计，施工要服从设计。长办可以邀请全国有关单位和工程技术人员进行研究讨论，设计要监督施工，处理质量事故的设计弄好了，要水电部批准，那时我也到工地去看，并且讲一讲。水电部在物力上要大力支持，施工队伍要精简。”
这次会议是在中共中央召开的7000人大会闭幕的次日召开的，会后我们在国务院共进午餐。餐毕，我们看见总理又步入会场主持召开福建闽江建溪工程的问题。可见总理是何等重视水利水电事业，又是何等鞠躬尽瘁、日夜操劳。
自此以后，遵照周总理的指示，设计、施工通力合作，设计方面抓紧科研设计工作，加强机械化施工的附属企业设计和施工组织设计。施工方面抓紧精简整顿队伍，双方合力搞好质量事故的检查及机械化施工准备，水电部也派出科研组来工地共同研究改进原材料、混凝土拌合、浇筑、保养等一系列工艺流程，修订制度规范。
1962年底长办提出了大坝补强轮廓方案上报水电部，据此，设计施工认真细致地进行了大坝补强处理工作。到1964年，机械化施工准备工作基本完成，有了保证质量的物质手段。同年12月恢复大坝混凝土浇筑，队伍作风大有转变，“质量第一”的观念深入人心。自复工到完建，大部分时间处在“文化大革命”的混乱时期，虽然“怀疑一切”、“打倒一切”之风盛行，但对质量第一以及相应的规章制度却没有人敢于破除。大坝质量良好，蓄水运行至今，经历过数次大洪水考验，没有发现什么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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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9月1日丹江口水